本书为《百年潮》精品系之一，收录书的文章26篇，均为中国对外关系的文章，即使关于台湾问题，也仅涉及中美两国对台湾立场斗争，也指中美之间的外交。在本书收录了朝鲜战争、志愿军入朝作战及战；中苏关系、毛泽东访苏，及中苏订约；中美关系、中美建交，对台问题等等，均为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由当事人叙述亲历的事情，其可信度强，填了正史之余的幕后历史资料，对了解正史所及的史实作了翔实的补充，也对正史的入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堪为部可信、翔实、通畅的历史读物，也是一部可珍藏的历史资料。

该系列选取《百年潮》杂志从1997年创办至今已发表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亲历过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的亲身经历，通过9个专题，即《毛泽东剪影》、《邓小平写真》、《人物述往》（上下）、《亲历者记忆》（上下）、《史事探幽》（上下）、《改革风云》、《文坛与文人》、《中外之间》、《国际广角》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百年潮》在史学界和热心读史的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好评，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对本系列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本系列做到了“信史、实学、新知、美文”，并欣然作序。

《(百年潮)精品系列》序

蒋介石为何向斯大林低头——1945年国民政府与苏联谈判内幕

斯大林特使秘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

刘少奇秘访克里姆林宫——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

中苏条约谈判纪事——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

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朝——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

朝鲜停战内幕——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

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内幕

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与我方的秘密接触

关于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传闻

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秘

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的起步

关于“对台军售”问题的对话——中美“八一七”公报的产生

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西藏秘闻

轰动一时的英舰“紫石英”号事件

英国投下对新中国的赞成票

 ——1950年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斗争中的一幕

日内瓦会议的重要转折点

中国军事顾问团与越南抗法战争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起因和终结

段苏权出使老挝记

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良好开端一我军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

在陪伴西哈努克亲王的日子里

美国曾计划在台湾搞“政变”

台湾与苏联的秘密接触

同舟共济还是同床异梦——肯尼迪与蒋介石的关系内幕(一)

“反攻大陆”的梦想与美国的“限制”术

——肯尼迪与蒋介石的关系内幕(二)

《(百年潮)精品系列》编后话

中苏谈判中，旅顺问题是焦点之一。按《雅尔塔协定》的规定，苏联得恢复租借旅顺港并为其海军基地。但蒋介石对此反响强烈，他说，1898年旅顺曾被沙俄租借，中国人认为是民族耻辱，现在决不能再允许租借中国土地。谈判中，宋子文按此观点据理力争，并曾求助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哈里曼却说，美国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有特殊困难。因为美国打算永久占领日本附近某些海岛，故无法拒绝苏联使用中国的旅顺。俄方态度也十分强硬，不仅要求完全控制旅顺，而且要求旅顺周围100平方公里以内均列为港口腹地，置于苏联控制之下。

在双方争议不下的情况下，宋子文对斯大林说，蒋委员长无论如何不愿意再有租借地的名字出现于中国历史，中国方面愿意将旅顺港规定为中苏共同使用，而不是由苏联租借。斯大林表示，愿意照顾到蒋委员长的这一愿望，之后，遂推出了中苏共管即中苏对旅顺的行政管理权共同拥有的方案。宋子文坚持只能“共同使用”而不能“共同管理”，因为管理权事涉行政主权。争议既久，最终达成的协定是旅顺军港由苏联管理，军港以外由中国方面管理；军港之内苏方可自由决定一切。文字上的表述是：旅顺军港由中苏共同使用，其军用部分委托苏联管理，共同管理之权交由中苏军事委员会处理。会谈最终达成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旅顺的协定文字是：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该基地之防护，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之，苏联政府在该基地内随意建置该基地之设备；旅顺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其民事行政人员之任免，由中国政府征得苏联军事当局之同意为之。一句话，中方除争得了免去使用“租借”一词而代之以“委托”之外，旅顺实际上依然是苏联可随意支配的海军基地。P5

《百年潮》出精品系列，编者邀我作序，说：“你与《百年潮》有三重关系：既是读者，又是作者，还是主办单位的负责人。所以，这篇序，你非写不可。”我答：“说‘读者’，我的确每期都读；说‘作者’，我有时偶尔也作。只是‘主办单位负责人’一说，不能认同。我虽是中共党史学会这一届的‘负责人’，对主办《百年潮》却没有‘负’起‘责’来。何况中共党史学会就要换届，我这个会长也不再当了。”不过，作为经常的读者和偶尔的作者，写序之请也不可辞。

写点什么呢?就写写创办和支撑这个刊物尽心尽力最大的三个人，不妨称之为《百年潮》创业的“三君子”吧。

第一位“君子”是胡绳。办这个刊物，他是创意者。他是我的老领导。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他任中宣部科学处长时，我就曾在他手下任干事；四十年后，他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兼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时，我又是他的副手，任常务副主任兼常务副会长。胡绳久患癌症并多处转移，终于没能活过二十世纪的最后一道门槛。送别胡绳归来，我写过几则琐忆，在《百年潮》上连载，记述几十年中我对胡绳的印象和同胡绳的交往。此文已经选入这部精品系列，这里就不细说了。单说《百年潮》的创办。

胡绳认为，党史研究成果主要在党史界内阅读、流转，这种“体内循环”的情况应当改变。走出专业人员的阅读圈子，到更广大的群众中去寻求读者，应当是党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除了办好党史研究的学术刊物以外，他还希望办一个通俗的、可读性强的讲党史、革命史、近现代史的刊物。

胡绳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在中国的先驱。三十年代他和艾思奇等同志，就写了影响甚广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哲学读物。四十年代他写的《二千年问》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既是开拓性的学术著作又具很强的通俗性，是影响甚广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史学读物。现在，身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又建议办中国近百余年历史的通俗刊物，这展现出他作为一位史学大家的宽阔眼界、超出纯粹学术研究的眼界。我们在党史室和党史学会工作的同志都很赞成这个建议。于是，就有了《百年潮》。

说“于是就有了……”，说得轻松，做起来就不那么轻松了。把一个好的创意付之实践，组织班子、约集稿件、编成刊物，并且坚持下来，是一件艰难而辛苦的事情。担负起创办《百年潮》重任的，是郑惠。这是我这篇序言里要说的第二个人——第二位“君子”。

郑惠是我从高中时代起就相识相交的老同学、老同事。一九九四年他从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了党史学会的副会长，用习惯的说法是到了“二线”。他熟悉党史，又熟悉编辑工作。曾经参与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参与主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编写，参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参与主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编写和《胡乔木文集》、《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的编辑。五六十年代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过，到了党史室，又先后主编过《党史通讯》和《中共党史研究》。退到二线，还想为党史事业发挥“余热”。创办《百年潮》的建议一出，郑惠自告奋勇，承担重任，大家也都认为他是适当人选，赞成和支持他当这个新办刊物的社长。说是支持，基本上限于精神层面。从筹备到出刊，自筹资金(没有财政拨款)，自配人员(单位只给两个定编人员)，自办发行(不可能用行政命令摊派)，郑惠实实在在是操尽了心，费尽了力。最难的还是组织稿件。刊物要办出品位、办出水准，关键是稿件的质量。郑惠交游广，信息灵，思路宽阔，眼光敏锐，不但提出选题，介绍关系，布置编辑四处组稿，而且亲自登门约稿，笑嘻嘻地同你谈，跟你磨，不拿到稿子决不罢休，不少稿子还亲自动手编辑和修改。《百年潮》一出世，就显得很有生气，很有看头，在史学界和热心读史的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好评。  一九九九年党史学会换届，郑惠年逾七十，不再任副会长也不再任《百年潮》社长了，还是很关心《百年潮》的工作。并已开始《胡绳传》写作的准备。没有想到，二00三年春天，郑惠在完成《程门立雪忆胡绳》一书之后，也因癌症逝世。我在《百年潮》上写了一篇文章：《故人长忆亦长磋》，记述从高中同学以来，五十八年中我和他的友谊，也已收入这部精品系列了。其中说道：“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郑惠，所做的最有影响、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就是创办《百年潮》。郑惠为这个刊物，真可谓呕心沥血，在学界赢得了声誉。而誉之所在，毁必随之。我写的几篇回忆文章《毛泽东与傅鹰》、《几番风雨忆周扬》、《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都送给《百年潮》发表，我对郑惠这项事业的支持，也就止于此了。”这是我对郑惠的记念，也是我对郑惠的歉意。  

我这篇序言里要说的第三个人——第三位“君子”，是杨天石。郑惠为创办《百年潮》，罗致人才，请到了杨天石。郑为社长，杨为主编，好一对搭档。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专家，还是中央文史馆的馆员。他所写的关于中山舰事件的一篇学术论文，得到乔木很高的赞扬，这我是听说了的。但一直无缘谋面。他出任《百年潮》主编的时候，我和他还不相识。第一次同他见面，已是郑惠不再当社长以后，请杨天石继续当主编的一次会议上。这之后才有了交往，也并不密切，所谓“淡如水”吧。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中国文学，长期从事的是历史研究。他送给我他的著作：《海外访史录》、《横生斜长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关于蒋氏的一书，从海外到海内曾经激起一阵波澜。杨为批驳海外奇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百年潮》未能刊出，在《博览群书》和《炎黄春秋》上发表了。听说，有关方面对此书有了客观而平实的评价，才没有酿成什么事件。办《百年潮》对他来说属于兼职，他兼而尽职，兼而敬业，在从事本职工作的同时，对杂志倾注了很多心血。人事有更替，事业多磨砺，杨始终如一，坚守岗位，杂志办到今天，杨是功不可没的。

胡绳、郑惠、杨天石三“君子”，还有其他先后参与刊物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努力，成就了一番《百年潮》的事业。

《百年潮》创刊，提出了八个字：“信史，实学，新知，美文”，我很欣赏。史要信，要真，要言之有据，不可信口雌黄；学要实，要下功夫，要言之有物，不可浮泛虚玄；知要新，无论在史料方面，或是在观点方面，都要有新的发掘和开拓，不可把众所周知当鲜为人知；文要美，倒不是辞藻要如何华丽，而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都要考究，不可马虎潦草。《百年潮》赢得声誉，恐怕就在这“信史，实学，新知，美文”八个字的追求上吧。至于对一个刊物有称赞，有批评，本不足奇。学术是在争鸣中发展的。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最初提出百家争鸣，针对的就是中国历史分期方面的不同学术见解。争鸣应该本着善意的态度，相互切磋，平等交流，而不是武断地乱扣帽子。争鸣应该开诚布公，而不是暗箭伤人。当然，作为一家刊物，不应讳疾忌医，而应从善如流，改进工作，提高质量，办得为读者更加喜欢，更加满意。

《百年潮》取名“百年”，实际上中国近代历史从反鸦片战争算起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现代历史从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则是八十多年，当代历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也已五十多年，这个历史过程还在延续。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一百六十多年是变化最快也最深刻的，也是最值得梳理、总结和反思的。历史经验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都应该总结和反思，都是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学习和总结历史，以观察和规划当前，古有明训。从我们党的历史来说，每一个重大的新局面，不都是从清理历史问题着手而开启的吗?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都是在对历史总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吗?中国特点的民主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都是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开辟出来的吗?  《百年潮》从一九九七年开办，筚路蓝缕，十分不易。党史国史不易把握，这是编辑业务的困难；报刊市场竞争激烈，这是发行销售的困难；人员经费捉襟见肘，这是经营管理的困难。《百年潮》的同志们在困难中坚持，到现在已近九年。精品系列九卷十二本，选取的就是创刊以来发表的一部分作品。所谓“精品”，当然是在编者看来的属于或近于“信、实、新、美”之作。其实并不见得都是如此，读者见仁见智，会有自己的判断。这也是可以争鸣的。不过，无论如何，把从创刊以来的文章，挑选、整理、编辑成九卷精品系列，编者是花费了工夫的。可以说是《百年潮》创业的一道轨迹、一个印痕。这是不是也算对《百年潮》自己的历史做一个总结呢?

二OO五年七月

《百年潮》创刊于1997年，至今已九个年头。共出版96期，此外，还出版过几本增刊。还在2003年底，出版社就找到我们，要求从已刊文章中筛选，出版一套《精品系列》。这是件好事，从那时起，我们断断续续做了近两年。现在，终于完成了。

初时，觉得很简单，不就是好中挑好，把“精品”选出来吗?然而，问题是何谓“精品”?我们在创刊时，就曾提出过“信史、实学、新知、美文”的八字要求，又曾提出过“学术性与可读性”、“真实性与生动性”、“提高与普及”的“三结合”原则。就是说，内容要好，文字也要好，让专家和一般读者都爱看，看了都要有收获。自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也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并不容易做到。有些文章质文均佳；但是，也有的文章，或质胜于文，或文胜于质；两者表现得并不很平衡。此次选“精品”，我们的原则是，质文并重，而略偏于质，首先考虑“信史、实学、新知”这六个字；至于“美文”二字，不能不作为标准，但又不能过于苛求。史学毕竟不是文学，这是首先要向读者交代的。

其次是如何选?自鸦片战争以迄于今，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既丰富，又复杂，应该再现，或应该反映的内容很多，但是，我们的取材范围毕竟只能限于刊物的已发文章，而不能像写历史教科书那样面面俱到，应有尽有。这是本书的性质所决定的，对此，读者当可理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力求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再现历史。读者可以看出，《精品系列》的大部分属于政治史(含军事、外交)，但是，我们也努力反映政治史之外的其他内容。同样，我们在努力反映推动历史前进的伟人、巨人之外，也力图反映历史大潮中的各种各样、多姿多彩的人物；在反映成功、胜利、光明、进步的同时，也适当反映失败、挫折和历史在前进过程中确实存在过的阴暗与腐朽；在以反映中国近、现代史为主的同时，我们也适当反映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真实是历史学的根本原则，也是历史学的生命。我们从创刊伊始，就以追求历史真实为最高目标，努力准确、全面地再现历史的真相。因为只有真实，才有力量，才能赢得读者，取信于千秋万代；只有在高度真实的基础上，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发挥历史学特有的社会功能。虚假、片面都是历史学的大忌。只讲成绩，不讲错误，是一种片面性；只讲错误，不讲成绩，也是一种片面性。两种片面性都违背历史真实，都是有害的。任何有意的掩盖、粉饰、增减、扭曲都只能起作用于一时，或者当时就为人们所不齿。历史上的“说假话”已经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遮蔽真相，误导读者的“假历史”的祸害尚有待于人们的认识与警惕。

人们常常慨叹说真话不易，其实，写真史的困难更大。有些人，也许出于好心，也许出于其他什么考虑，总是害怕人们写出真实的历史来。他们常常认为，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能写，特别是不能如实写出历史前进过程中某些错误与挫折。在他们看来，那就是“揭疮疤”、“抹黑”，甚至是“别有用心”、“恶毒攻击”。其实，正面经验、反面经验都是财富。总结正面经验，有助于资政育人；总结反面经验，可以记住教训，避免重蹈故辙，同样有助于资政育人。错误和挫折，只有在承认、正视并且认真总结之后，才能转化为教训和智慧，使以后的路子走得更好。讳疾忌医，不是正确的养生之道；讳言过失，也不是正确的治国之方。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应该拥有依法管理国家、评论国家大事的权利。自然，历史学家也应该拥有研究历史，发表各种学术见解的权利。我们相信，郑重的、对人民负责的政治家一定欢迎来自人民群众的各种建议与批评，也一定会欢迎历史学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说错话，一种是已故的人，一种是尚未出生的人。要求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句句是真理”，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很难。有的被认为的“错误”可能正确，而有些被认为的“正确”却可能错误。一切要经过实践或历史过程的检验，历史著作则要经受史实的检验。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错误怎么办?开展批评和讨论就是了。真理是无敌的，通过正常的批评与反批评，攻防辩难，真理终将战胜谬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已久，我们热切地期望这一方针在中国大地上早日得到认真的贯彻。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方针，我们将不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反之，禁锢、压制只能堵死人们走向真理的道路。

坦率说，多年来，我们开展理论批评、学术批评的情况并不十分理想。或者是粗暴的、以势压人的批判，或者是庸俗的、言不由衷的交际性捧场。还有一种情况是，个别人不善于对待不同观点，更不习惯于采用争鸣的方法、讨论的方法，而是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匿名告状，或者变相匿名告状，企图借助权力部门来压制“异己”。这不是一种负责的做法，也不是一种光明正大的做法，有害于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也有害于和谐社会的建立。理论界、学术界应该平等讨论、互相切磋，勇于开展批评，也勇于开展反批评。

当这厚厚的12本《精品系列》出版时，我们要郑重感谢广大读者、作者和许多长期献身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老同志的关怀和支持，感谢胡绳、龚育之、李传华等前中共党史学会领导和学会许多理事的关心和爱护，感谢共同创业的郑海天、李海文、杨奎松、方剑波、朱卫东、徐庆全、刘中陆、涂光群、庄建平、卢明辉、邢小群等多位同人。前杂志社社长郑惠呕心沥血办刊，离职之后染病故去，尤其令我们感到痛惜。

《百年潮》是一份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刊物。9年中，我们没有向国家财政要过一分钱。《百年潮》能生存和发展至今，除了依赖于读者的订阅，也还依赖于许多朋友在经营上的帮助。对于这些朋友，我们也在此郑重致谢。此书的创意者是原上海《文汇报》著名记者施宣圆，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张晓敏与副总编辑唐克敏欣然将此书纳入出版计划，均此致谢。其他应该感谢的部门、同志、朋友、同人还很多，不能一一列名，敬请谅解。

回首往事，五味俱全，感慨良多。《百年潮》自创刊至今的历史虽然不长，但也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相当丰富、曲折，耐人寻味，可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的某些方面。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自2006年第1期起将不再参与《百年潮》的编辑工作，但我们仍会潜心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以后如有可能，也许我们会写一点对刊物的回忆，这里只能先行打住了。

应该特别说明的是，第九年的“精品”因时间关系，未能选入。前八年的某些“精品”也未能全部收入。有的是因篇幅、体裁所限，有些目前还不宜收入或不能收入，有的是后来作者出了专书，只能酌收一二。

还应该说明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好几位同人在前几年即陆续离开编辑部，本书编辑组由坚持至今的杨天石、朱地、姚鸿、谢春涛、韩钢、郭宏组成。

我们恭候读者的批评和指教。

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