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在西方被称作“书中之书”，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也是从古至今对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本书作者房龙用简洁、流畅的“房龙式”语言，娓娓地向读者们讲述着他所理解和认为应该如此的《圣经》的故事。在他的笔下，神迹的灵光渐渐消退了，一个个具体的人的面庞渐渐清晰起来。《圣经》时代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变得鲜活而生动，这一古老的经典不再是只属于少数人才能解读的神秘之作，而是一部充满了民族悲伤和喜悦、苦难与盼望的记录，一部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其庄严意义的伟大的“书中之书”。

《圣经的故事》是美国著名通俗作家房龙的名著之一，自出版以来，一直广受赞誉，传读不衰。房龙对人生和事物有着积极、深刻的理解。《圣经的故事》就是既忠实于原典，又有自己朴素的声音。虽是以《圣经》为蓝本讲述故事，却并不拘泥于原著，而是将所谓的神迹、民族传说、历史故事与近代历史、考古发现相观照，以客观、冷静的视野探本溯源，时时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摒弃无知、偏执、倡导宽容、善良的健全理性。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一章 一部文学遗产

《旧约》和《新约》是如何写成的，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里，这部圣书的故事是如何形成的。

金字塔具有一千年的历史。那时候巴比伦和尼尼微已成为巨大的帝国中心。

有一个沙漠游牧民族的小部落由于自身的原因，决定离乡背井，沿着阿拉伯沙漠的荒芜沙带朝北去寻找腮袄土地。而当时尼罗河谷、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河谷已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流浪民族就是犹太人。

数百年后，他们会奉献上一部最伟大的著作——《圣经》。

再往后，他们当中的一位女子会生下一位至善至尊的伟大导师。

然而，叫人奇怪的是，这群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外乡人，我们对他们的底细一无所知，他们在人类史上扮演过最重要的角色，随后又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并遭到世界各国的驱逐。

因此，在这一章里我只能说个大概，没有太可靠的细节可以提供。  

而考古学家正在巴勒斯坦忙着挖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材料。

我们掌握着一些少量史实，我将据此尽可能忠实地叙述出来。

亚洲西部有两条大河。

它们源于北部高山，流入波斯湾。

住在这两条浑浊的河流两岸的人们，日子过得惬意懒散。正因如此，北方寒冷山地和南方炎热沙地的居民都想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占据一席之地。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离开家乡，迁徙到这片沃土上。

他们互相争斗，互相征服，一个文明往往建立在刚刚消亡的另一个文明之上。他们修建像巴比伦、尼尼微之类的大型城市，早在四千多年前，他们就已经把地球的这部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堂，该地区的居民成了所有民族的称羡对象。

但如果你看地图，你会发现还有上百万卑微的农夫在另一个强大国家里辛勤耕耘着。他们住在尼罗河畔，他们的国家叫埃及。一道狭长的陆地把他们与巴比伦、亚述分割开来。他们需要许多物品，而这些物品只能从遥远的富庶平原国家那里获得。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也需要许多物品，而这些东西只能在埃及的土地上产出。于是，这两个民族互通贸易，所形成的商道就在我们刚提到的狭长陆地上。

古代有各种不同的称呼，而现在该地区叫叙利亚，它主要由丘陵和辽阔的山谷构成。这里树木稀少，土地干旱，但许多小湖、小溪为这里山岩嶙峋、单调沉郁的景象增添了几分勃勃生机。

很早以前，这条古商道就成了不同部落安营扎寨的地方，这些部落从阿拉伯沙漠迁移过来，都属于闪语族系，说同一种语言，敬拜同样的神。他们时常互相争斗，和解，又斗个不休。他们相互劫掠对方的城市、对方的女人、对方的牲口，就像典型的游牧民族一样，除了倚仗随心所欲的暴力和剑的力量，他们谁也不放在眼里。

他们或多或少承认埃及国王或巴比伦、亚述君王的权威性。当这些强大君主的税务官全副武装、前呼后拥地来到此地时，这群争强斗狠的牧民变得十分谦卑。他们不时地点头哈腰，承认自己是孟菲斯法老或阿卡德国王的顺民。可等总督阁下及军队一离开，他们又乐此不疲地回到了古老的部落战争之中。

请不要把这些争战当回事儿，这是古人惟一的户外活动，损失不大。再说，这还能让年轻人保持健康状态。

在人类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犹太人，就是从这种争斗不休、居无定所、掠夺成性并一心要在商道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小部落开始兴起的。很不幸，我们对他们的起源几乎一无所知。许多学者作过学术猜测，但猜测不等同于历史。我们从书上看到，说犹太人最初起源于波斯湾的吾珥，这种传说真假难辨。与其告诉你说不准的事，还不如什么也不说，最多提提所有历史学家都没有异议的史实。

犹太人的始祖多半住在阿拉伯沙漠。我们不知道从哪个世纪起他们开始离乡背井，进入西亚肥沃的平原。我们知道他们游荡了数百年，指望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但他们漂泊的路线已无从考证。我们还知道，曾有一段时问，犹太人翻越西奈山沙漠，在埃及居住过。

从那时起，埃及和亚述的文献对《旧约》里列举的事件有所反映。

故事的其他部分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犹太人如何离开埃及，在沙漠里经过艰辛跋涉后，结成一个强大的部落，如何占领商道旁一小块称为巴勒斯坦的地方，建立国家，该国如何奋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生存了好几个世纪，直到被马其顿帝国皇帝亚历山大吞并，并随后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小省的一部分。

不过，我提到这些历史事件时，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一次我不是写历史书。我不是要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是以最可靠的历史资料为依据)。我只是想展现被称做犹太人的民族自己认定的历史进程。

众所周知，事实和“我们认定的事实”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每一片土地上的史书都述说着那个国家的人们认为是事实的东西，但等你越过边境，阅读邻国的史书时，你会发现完全不同的说法。然而，读这些章节的孩子们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点仍然相信他们所读的东西。P1-3

《圣经》在西方被称作“书中之书”，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也是从古至今对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对《圣经》缺乏了解，也就根本谈不到对古代犹太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深入认识和理解。

《圣经》由《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构成。尽管两部分都是基督教的经典，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其中的《旧约》部分，原本是犹太教的经典(希伯来语称为《塔纳赫》)，只有《新约》部分，才是基督教自己创作的作品，《旧约》是基督教兴起后，从犹太教中继承和接受下来的经典。这两部分成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正典”的时代也不一样，《旧约》各卷最后被汇编成正典是在公元一00年左右，《新约》最后被汇编为正典的时间则迟至公元三八二年。它们共同成为了基督教的经典《新旧约全书》，也即通常所说的《圣经》。

毋庸讳言，《圣经》以我们所见到的面目流传至今的原因，在于它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密切关系。但是，作为一部宗教性质典籍的《圣经》，却并不仅仅包含宗教的信息。

按照基督教的传统，《旧约》三十九卷分为四个大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开头五卷的“律法书”，也称“摩西五经”(《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为古代以色列人的法律总汇，这其中既有希伯来人游牧、半游牧时期氏族部落时代的法律，也有以色列人在古代迦南地定居、建立民族国家时期所颁行的法律，还包括犹大王国的遗民们在波斯时期自巴比伦回归后，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建立自己半自治的神权民族共同体时期，由祭司统治集团所颁布的法律。

第二部分是数卷历史书《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记录了以色列人从公元前十三世纪末、直到公元前四世纪在迦南活动的历史，包括如何占领迦南，经历士师秉政时期，建立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其后又分裂为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分别在公元前七二二年和公元前五八六年为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所灭，以及半个世纪后的波斯时期，被掳到两河流域的犹大遗民们回归故土家园的完整过程。

第三部分被称作智慧书，为各个历史时代中所产生的文学色彩浓郁的作品，包括《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它们或是表达诚挚的宗教信仰，探讨人如何为“义”的深刻哲学思考，或是总结人生经验的智慧，为我们了解和认识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提供了直接的记录。

第四部分为先知书卷(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三卷“大先知书”和其他十二卷“小先知书”，此外《耶利米哀歌》随《耶利米书》也被归到这一类别中，但它由五首诗歌构成，并不具有先知书卷的特质)，属于典型的宗教性质的书卷。这十五位先知生活的年代跨越了约四个多世纪，基本集中在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左右(个别“小先知书”中的部分章节内容，甚至后至公元前一世纪末叶，如《撒加利亚书》中的“第二撒加利亚”部分)。以色列历史上的先知是以宗教预言的形式，发布对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看法，他们既具有耶和华代言人的身份，其话语又对当下的时局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因此，这些书卷同样从一个重要的角度，反映了古代以色列社会诸多方面的情况。

《新约》凡二十七卷，按内容则可以分为记载基督教创始人耶稣行迹和语录的四卷福音书，展现基督教初期使徒传道经历的一卷《使徒行传》，关于初期基督教神学教义讨论的二十一卷书信，以及一卷异象纷呈、充满预言式图景的《启示录》。

根据现代学者的考证，耶稣实际上约诞生在公元前七至前四年之间罗马人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受难约在公元三十年左右。此后的三十年，是福音的口传时期。《新约》中的绝大部分书卷均完成于公元一世纪之内，只有《彼得后书》写于公元二世纪前期。因此，《新约》各卷所反映的历史跨度，约在从奥古斯都屋大维当政到安敦尼皇帝统治之间的罗马帝国时期。

对于《圣经》的解读，在国外具有悠久的历史。无论是犹太教在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对《塔纳赫》(也即《旧约》)的解读、诠释，还是基督教在自己立场上对《旧约》和《新约》的理解和阐释，从古至今都没有停止过。但是，除了基于宗教立场的解读之外，近代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以科学、实证的精神，逐步摆脱宗教神学影响的《圣经》研究，开始在西方世界兴起。特别是进入十九世纪后，西方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古文字学等学科都有了巨大的发展，这为多角度认识《圣经》这部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提供了从理论方法到知识背景的广阔空间。如今，在神学家们的研究之外，不只是宗教学者们可以从中探讨古代以色列宗教的发生、发展和成熟过程及其特点，并考察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转化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历史学家们则通过《圣经》可以了解到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以及初期基督教的历史，文学研究者从中发现了与源自古希腊文学的西方各种文体形式不同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审美特征，法学研究者可在《圣经》中找到古代西亚法律传统与犹太法律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研究西方思想史的学者们则可以发现《圣经》对整个西方文化处处可见的深刻影响。但是，在我看来，一切对于《圣经》的研究和探讨，都必须以对《圣经》时代的历史了解为前提，因为脱离了《旧约》和《新约》各卷作品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我们将无法把握其中的人物、事件、思想与观念。房龙的这部《圣经的故事》，就正是这样一部力图从历史的角度，以文学的笔法，深入浅出地让人们了解《圣经》的作品。

亨德里克·威勒姆·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1882—1944)，美国二十世纪上半叶著名作家，其作品曾在广大读者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房龙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在荷兰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一九O二年，房龙来到美国，入康奈尔大学，一九O三年曾转往哈佛大学学习一年，一九O五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曾作为记者为美联社工作。一九一一年，房龙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一九一三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荷兰共和国的覆亡》，两年后，他又出版了该书的姊妹篇《荷兰王国的兴起》。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中，房龙就显示出自己日后对待人类历史的思考特点：历史细节的精确性问题不是他关注的重点，而是如他在康奈尔大学的指导教授乔治·林肯·布尔所言，“仿佛是以欣赏历史的方式写作历史”。一九一九年，房龙获得美国国籍。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七年间，房龙曾以历史学讲师的身份执教于康奈尔大学，他的课程以激情洋溢、富有启发性见长，深得学生的好评，但却因不符合正统学术规范而无法使他的学生们顺利通过考试。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他还担任过俄亥俄州安条克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事实上，房龙的兴趣并不在专门的学术研究上。这从他其后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生前发表的主要作品包括《发现简史》(1917)、《古代的人》(1920)、《人类的故事》(1921)、《圣经的故事》(1923)、《宽容》(1925)、《美洲的故事》(1927)、《制造奇迹的人》(1928)、《伦勃朗的生平与时代》(1930)、《房龙地理》(1932)、《艺术》(1937)、《太平洋的故事》(1940)、《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生平与时代》(1940)、《托马斯·杰弗逊》(1943)、《西蒙·玻利瓦尔的生平与时代》(1943)等近二十种。这其中，《人类的故事》是他的成名作，该书于一九二二年获得首次颁发的美国纽伯利奖章，这一奖项旨在奖励年度最佳美国儿童图书的创作成就。它与《圣经的故事》和《宽容》一起成为房龙最有影响的三部作品。

从房龙的整个创作来看，他的思想是一贯的，源自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主义史学观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他的重要作品多是对人类历史上的各个重要阶段的考察和评述，并对影响人类进程和精神生活某一方面的重要历史人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他的作品中，房龙拨开了笼罩在古代典籍上的厚重迷雾，力图用人类理性和常识去烛照人类的先辈因时代的局限而产生的混沌认识，力图以现代人的智慧，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要告诉他的读者，始终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主角是人自身，而不是神；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走向进步和光明的动力是人的意志，而不是神的意志。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我要努力表明，人是宇宙的中心。”房龙的这一信念，在《圣经的故事》中得到了最为鲜明的体现。

作为宗教经典的《圣经》，无疑传达着这样明确的信息，即万物的创造来自于神；人类社会的进程掌控在神的手中；人类生活的根本价值，在于克服自身的软弱，涤除自身的罪恶，接受救赎的恩典，达到与神同在的光明的彼岸。因此，它所反映的历史观，是典型的神意决定论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之下的历史叙述，必然呈现出神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人是被动的从属者的特征。房龙则通过自己的叙述，将历史中的一个个具体的人放在了中心的位置，将“圣言”转变为了“人言”。他没有如一般历史学家那样，运用烦琐的考证，也没有像某些著名的思想家那样，去指斥文献记载的虚妄。他与历史上的那些人物——《圣经》各卷书的作者，还有活动于《圣经》时代，特别是《圣经》中的那些人们——建立起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对话，去努力体会他们在彼时彼地的思想和情感；他巧妙地吸收了自己时代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有关古代西亚、北非地区和希腊、罗马文明的广博知识；他自信地将上古时代人们的思想、行为与当代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比较和相互参照。于是。公元前五世纪，文明曙光初露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的波涛，与尼罗河、约旦河的波涛汇合在了一起；古希伯来先知们与古希腊和希腊化时代的哲人们展开了思想的对话；罗马的皇帝和将军们与犹太教的大祭司彼此心照不宣……房龙用简洁、流畅的“房龙式”语言，娓娓地向读者们讲述着他所理解和认为应该如此的《圣经》的故事。在他的笔下，神迹的灵光渐渐消退了，一个个具体的人的面庞渐渐清晰起来。《圣经》时代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变得如此鲜活而生动，这一古老的经典不再是只属于少数人才能解读的神秘之作，而是一部充满了民族悲伤和喜悦、苦难与盼望的记录，一部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其庄严意义的伟大的“书中之书”。

正如房龙同时代的学院派学者对他诟病的那样，由于作品中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对历史细节准确性的忽视，他并不能被称作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正如当代读者从他的作品中所感受到的那样，他也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具有独转思想体系的思想家。但是，无法否认的是，房龙的作品曾经影响了不止一个时代的读者，在国内外曾受到广泛的欢迎。他用讲故事般的亲切语调，通俗易懂地向人们讲述着关于人类历史的进程，揭示出各个时代人类新的、进步思想的伟大意义，捍卫人性的尊严和权利，挞伐不义、褊狭和愚昧，呼唤理性和宽容精神。这一切，正是房龙作品在今天仍不失其价值的原因所在。

王立新

二00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