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问题，不是一个民工待遇的简单问题。它关系于经济，关系于稳定，关系于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关系于全民素质的提高。本书以记者的采访为依据，深入探讨了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群体——民工的生存状态，内容涵盖了民工生活状况、民工的社会保障、民工的精神生活、民工讨薪问题等，是当今民工生活的一个真实写作。

第一章 新二元结构 /1

民工为什么替老板撒谎? /2

民工的名字 /7

一种叫“民工粮”的米 /10

我要回家 /18

被妖魔化的民工 /29

被收容的“民工作家” /34

第二章 跳，还是不跳?  /4l

追踪民工的一百一十五天 /42

血薪 /50

民工讨薪难在哪? /56

总理掀起全国讨薪高潮 /60

“廉价劳动力”一定就是竞争力吗? /65

第三章 保姆周岱兰 /70

保姆坠楼，三方困境 /71

生不如死 /73

周岱兰成了“现象” /75

漫漫长夜 /77

周岱兰站起来了 /79

社保空白 /83

侥幸与冷淡 /85

“保姆荒”的背后 /87

周岱兰们有了“保姆险” /91

“赤条条”地打工，沉甸甸的顾虑 /93

“民工社保”难在哪里? /95

工伤保险：最迫切的需要 /99

民工需要什么样的养老保险 /101

 第四章 终于在城市放下我的书桌 /104

民工子弟——教育市场的另类生存者105

草根校长臧德阔 /l13

民工子女上学缘何难?  /120

融合教育 /127

让流动儿童共享“德育”蓝天 /132

新华社的调研 /138

 第五章 性与爱 /142

一份叩问心灵情感的问卷调查 /143

“空虚寂寞是进城打工的最大感受” /146

真感情难觅，性压抑难熬 /150

道德危机正在降临 /16l

创建新“阵地”，弥补精神空白 /167

 第六章 罪与罚 /171

当代阿Q /172

“劫匪”张隆 /177

三条人命 /181

扼杀骨肉 /186

为情所困 /190

帮助民工拿起法律武器 /193

第七章 留守子女与女人 /197

悲剧 /198

书信 /202

缩影 /208

调查 /216

留守女人 /226

第八章 另一种生存 /235

铁杖恶丐 /236

“城管”被乞丐“欺负” /241

“请吝啬你的每一元钱” /243

禁乞之争 /246

严打“帮主” /247

谁也没有天生乞讨癖 /249

第九章 和谐城市人的中国 /252

有尊严地居住——对东沟岭的调查 /253

有尊严地居住——对桃苑村的调查 /256

工会，民工在城市的“娘家” /262

民工党员：离土离乡不离党 /268

民工，中国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 /276

后记 /283

突破口最后并不是从民工一方取得的，而是拉甲坡矿矿长黎家西支持不住了。8月2日下午5时50分，在公安人员凌厉的心理攻势前，前一天还拍胸脯保证没有死人的黎家西败下阵来，竹筒倒豆子一般承认了“7·17”事故的经过，并交出了失踪者及赔偿名单、住址。他供认说：7月17日凌晨3时30分左右，拉甲坡矿海拔一150米水平以下的三号工作面、八号工作面以及九号工作面突然涨水，迅速淹到海拔一110米水平，当晚拉甲坡矿的两百六十名矿工分别在八个工作面作业，其中约有八十名左右的矿工在被淹的三个工作面作业，除部分管理人员和九号面部分未下到工作面的矿工外，其余均失踪。

交代完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出来，就轻松多了。”

此时距矿难发生，已经半个月了。

如果说矿主用钱、官员用权编织了弥天大谎，那么作为受害者一方的民工为什么也说谎呢?

只能说是迫于生计压力。

在龙泉矿冶总厂，矿工平均每天能拿到六十多元的报酬，具体计算方法是计件，每天采矿达到二十五筐得二十五元，而此后每增加一筐即增加三元，这样一个月下来有近两千元的收入。

这两千元绝对算得上是血汗钱——民工们的矿洞工作环境之恶劣，超乎常人想象。8月1日15时，为了寻找疑点，时任新华社广西分社副社长的杨维成作为自治区调查领导小组成员，带领两名记者与调查组一起进入拉甲坡矿矿道。大家在二三十公分深的泥水中艰难行进，花了两个小时，前行三千米，再也坚持不下去，只能退出——矿内空气稀少，湿度达到100，温度接近摄氏40度。撤出时，一位同志因脱水被抬出来。事后，矿山专业抢险队的专家责备他们过于鲁莽，没有带任何防护装备就深入矿洞，这位专家说，如果再深入一些，体质差的就可能倒在里面，不能活着出来了。

不能想象，工人们怎样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干活。矿工说，他们在井下几乎裸体，实在热得不行，就跳到脏兮兮的水仓里泡一会儿，而水仓的温度也不低于体温

虽然苦不堪言，但两千元这个数字对南丹及其周边生活在喀斯特大山中的农民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八十一名死难者多数来自贵州独山、荔波和广西都安，这三个县均是著名的国家级贫困县。按2000—2010年国家级贫困县的标准，“入选者”人均年收入低于一千三百元——也就是说，如果在矿山干上一个月，就可以超过在石头山中种田一年的收入。

韦海生的家是三间低矮的泥瓦房，破旧不堪，家里除了一台十七寸的旧黑白电视机外，根本找不到一样值钱的东西。

韦美丹说，她原来并不想让儿子去挖矿，但眼看村里的人都盖起了楼房，就同意韦海生、韦灿军爷俩去，儿子才十八岁。

调查组与记者采访时，都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矿工们对矿主没有太大的抱怨。

新华社记者问韦美丹，矿难发生后为什么不告发矿老板?韦美丹说：“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人死都死了，矿老板也作出了赔偿，告他有什么用呢?又不是矿老板故意弄死他们，挖矿这种事，谁不知道有危险，可是没办法，由于我们农村人穷，不去挖矿不知干什么好?”

对这个贫困的女人来说，别说十三万元，此前，她连两万元都没见过。两万元，这是“生死契”上民工自愿接受的价格，换句话说，这是民工对自己生命的估价!

劫后余生的矿工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今后打算，异口同声地答道：“继续下井。”

韦海鸥是韦海生的弟弟，7月17日，他跟兄长一起在井下干活，两人同在一个班组，由于他所处地势比韦海生高，得以死里逃生，他回忆说：“凌晨3点50分，我看到有大量的水涌人，水是从拉甲矿方向涌过来，不到一分钟，第二工作面已经灌满了水，并顺着斜道向第二平台涌上来，我想去救下面平台的亲属，已经来不及了，就和同在第二平台的两位工友拼命往外跑”

逃过大劫的韦海鸥几天来都在矿洞前徘徊，一来是打探兄长的消息，二来等着矿洞重新开工。

几乎所有的民工都是这种心态，他们并不太在乎矿难，他们更在乎的是矿山何时重新开工，“只要开工，我们马上就干!”

他们为矿主保密，不惜对“大盖帽”说谎，一方面是因为矿主的威胁，另一方面，却是这种心态：如果上面知道事故情况，企业被查封，大家都要丢饭碗

贫困就这样让身处社会底层的民工们的生命价值如此“贬值”，哀其不幸，更要哀其不争——农民身份与经济贫困决定了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两万元一条命，极其不平等的一个公式，但他们凭什么去跟“定价者”讨价不价?P5-6

一本很好的书

  陈四益

几位新华社记者写了一本书——一本很好的书。记者写书，过去有过，现在也有，而且越来越多，不足为奇，因为这职业本来就是时代的记录者。记者的书，有的因其采访对象多为要人、名人，闻见所及，每关重大事件，凡有记录，均成史料；有的因其游历殊域，见闻多奇，无缘亲历者，读之可以增广识见；有的观察入微，见解独到，剀切之言，卓然名家；有的虽事皆琐屑，每多趣闻，茶余饭后，足资消闲破闷。林林总总，各有价值。但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正处社会转型时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转型期中，其生存环境、生存状态，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动。变动当中，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发生多样的变化，已经消失的或又有孳生，趋于和缓的或又呈紧张，先前激烈的或渐次平缓，原先忽略的或日益突出。准确把握这些变化，及时调整政策，以求社会的和谐发展，即所谓燮理阴阳，调和鼎鼐，是执政者的要务。因此，官员们不但要阅读下级的种种汇报、请示、总结、调查，还要自己直接考察有关情况。但新闻记者，因其职业与身份的方便，对社会各阶层的调查与观察，往往有政府官员所不能及的方便。他们关于社会状况的报告，也有官方各种总结、汇报所不可及的优长。政府派员下去了解情况，往往先要(有时只是)听取下级政府的汇报。下级官员的汇报，因为关系于自身的地位与利益，很难和盘托出。百姓的意见、实际的情况，经过一番过滤与选择、淡化与突出，数字真真假假，情况虚虚实实，虽不一定是无中生有，也总同现实拉开了距离。距离的大小，取决于下面干部作风的好坏。单凭这些材料，很难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上级官员一竿子插到底，自己直接到基层考察，当然要比只听下级官员汇报距离实际近一些。然而，大官下基层，往往处于包围之中。下级安排给上级看的，是他希望上级看到的。因此，选点总是面上光鲜的所在。我就知道有的地方，上面来了人，看的总是那几个点。点与点之间的连线道路宽阔平坦，两侧绿树成阴，新楼成群。这是他们的“形象工程”。参观计划早有安排，接待办法早有布置，汇报人员早有选定，甚至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也早经排演。只看这些，自然到处莺歌燕舞，一片光明，但也就不免入其彀中，得不到真实的情况。鲁迅当年曾想写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见鲁迅《扣丝杂感》)。足见此事之难。有效的脱离包围法，至今仍未见完整的著述，但脱离的尝试，已有不少试验。精明的领导，为了突破包围，有时会突然离开规定的参观路线，径自到了样板后面的地方，内里的馅儿就露了出来。然而，这种方法不能屡试。一则容易引起下级的反感；二则用多了，也就有了应对的方法——即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过，今天的社会毕竟不同于鲁迅生活的年代。信息化的进展，使信息渠道剧增。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多，包围的效果就越小。领导人、决策者，如果不是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死官僚，完全可以依据不同渠道的不同信息，加以综合、比较、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对实际的认识比较接近于真实。

在众多的信息渠道中，记者的观察与记述很值得重视。记者不是官员，他比较容易摆脱官场难以回避的某些程序，因而较少包围的危险。记者有职业的敏感，能够抓住繁杂社会现象中比较重要的问题，不至纠缠于一些枝节细事。记者不同于学者，他并不试图对所见现象作抽象的概括或建立某种理论框架，因此更容易保存社会现象的原生状态，而这种原生状态对于了解实际情况，往往比经过加工改造的材料更为重要。记者有文字的训练，所记所述，条理清晰，活泼生动，读来较有兴味。当然，并不是所有记者的作品都能如此。那些以跑衙门为能事的记者，那些以稿件换取私利的记者，那些对社会没有责任心的记者，那些不肯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的记者，是写不出有价值的好作品的。我推荐的这部书，具有上述记者作品的各种优长。它探讨的是当前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群体——民工——的生存状态。问题之重要，是因为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不仅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前景，而且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安定。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十分强调农业的重要。重农，几乎是历朝历代的国策。但是，历朝历代农民的生活却始终处于贫困的状态。我们常常称道所谓“文景之治”，但文景时期的晁错，仍在说“今法律贱商人，商入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也。”治世尚且如此，何论乱世!流亡的农人无以为生，铤而走险就是唯一的选择。古代中国独多农民暴动，社会安定的时期少，动荡的时期多，同农民的生存状态是分不开的。当代中国仍然十分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强农业的措施采取了许多，但农民的生活改善依旧未能尽如人意。姑不论制度、政策、组织上的种种失误，但说把八亿多人口死死地拴在入均数量极少的耕地上刨粮食，农民要富裕也就难矣哉了。1980年代初，我到珠江三角洲看过，那时的对外开放，还刚刚开了一条缝，乡镇开始有了一些小打小闹的独资或合资企业，主要做些来料加工的活计。少量的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进城做工。不料没过多少年，农民进城打工已达一亿多人。汹涌澎湃的民工潮，还在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动。据研究者估计，还会有两三亿农民在今后若干年里涌入城市。大量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不但减轻了农村的负担，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中国农民生存状况有了改变的可能，也使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外资的大量进入，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没有这些吃苦耐劳而所获甚薄的劳动力是不可想象的。农民工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甚巨，但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却并不理想。他们的工作往往是城市中最苦最累的，而收入却很微薄，这微薄的工钱还常常被拖欠。以此微薄的收入要在花费高昂的城市生活，本已十分拮据，而他们还要积攒起钱来维持和改善农村家人的生活。因此，在城市中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准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他们的居住条件往往是城市中最差的，基本的卫生保健没有切实的保障。我在北京看过一些外地民工聚居的“村落”，拥挤、破败、脏乱，是共同的特点。替他们看病的，是同样从外地来的“游医”，药品大多是从享有公费医疗者手中转买来的剩余的或过期的药品。首善之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他们的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城市学校的大门，并不向他们平等地开放。他们的婚姻、家庭、性生活也同样遇到了重重的困难，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还有更为难堪的，是他们的人格尊严，常常受到不应有的伤害。社会的歧视，渗透在生活的各个细部。尽管他们进城打工都有合法的手续，但往往会受到非法的刁难和驱赶。总之，他们应当成为城市居民平等的一员，但实际上常常被当作另类。这些，几位记者的笔下都有详尽的描述。有些人轻浮地贬斥他们的道德水准，这中间许多是某些自以为“上等人”的优越和偏见，即便在这个群体中确实存在某种道德的失范，社会应当考虑的也是怎样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教育环境，因为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着生存环境与教育环境的影响。农民进城打工，仍将继续。没有民工就不会有中国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城市，离开了民工甚至已无法运转。

民工问题，不是一个民工待遇的简单问题。它关系于经济，关系于稳定，关系于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关系于全民素质的提高。现在是一亿多，未来是三四亿。这样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的战略转移，万万不可轻忽。我喜欢这本记者的书，因为它有材料，有分析，读后有启发，有感动。关心于社会现状与未来的人，都值得读一读，然后再想一想：为了民工，社会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自己又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在参与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有一次通宵熬夜，突然听见有人打开了我家门外的牛奶箱，伴着细微的玻璃瓶碰撞声。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送牛奶的来了。看看时间，还不到4点钟。这是个冬天的夜晚，外面风很大。

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打开牛奶箱，习惯了一打开箱子就见着牛奶，却很少意识到这些牛奶是谁在什么时候放进来的——如果不是这一回熬夜写作，我也没有机会知道：人们酣睡时，这些送牛奶的民工，在寒夜里悄声穿越城市。

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民工可谓无处不在：菜场的商贩，高楼的保安，烧饭的保姆，新房的装修工，餐馆的服务员，蹲在马路边揽活的搬运工时刻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存在，但很少想到他们是以何种方式在这个城市里真实存在的。

昨天，今天，或者明天，或者更长时问以后，如果让一个城里人——尽管他与他常常擦肩而过——回忆民工，他想起的，很可能是一群面孔模糊的人，尽管这是一个传媒发达、各类信息将人淹没的年代。

民工是一个庞大但沉默的群体，除了在年底的讨薪与春运时在报纸电视上集体亮亮相外，他们平时偶尔会在小报的社会新闻中露露脸，供人双目放光，让人摇头叹息。很多报纸宁肯拿出大量版面去追踪一个遥远的三流明星的丑闻，却对身边的民工们的悲欢离合视而不见；电视里永远是几个男人拖着辫子发着嗲演皇帝戏，没人想到去拍拍孙志刚的故事、周岱兰的故事。

以前，我曾跟一位朋友开玩笑说，有机会要办一个《民工日报》，专门报道民工的故事，他说：你这报纸肯定办不下去，读者或许很多，但赚不到钱——谁会在上面做广告?

想想也是，绝大部分民工确实买不起轿车、电脑、商品房、化妆品而这些恰恰是媒体最需要的“含金量”高的广告。

人文精神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能成为商品，而真实也往往不受一些人欢迎。

做记者已有多年，最大的感触，就是“真实极其难得”——我们在探求真实、试图告诉公众真实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阻碍。

进新华社工作不久，一位前辈就给我讲过这样的真实故事：大领导要到某个村视察，于是小领导组织了几个口齿伶俐又很温顺的村民，人手一张领导提问标准答案，设计了领导可能问到的各类问题，然后让这几人背得滚瓜烂熟。领导来了，也确实问了这些个问题，只是一村民回答前，总是先说个“答”字——“答：我们村长很好，没给我们打白条”。

初听这个故事，觉得好笑，后来，心情就很惶恐了——领导都敢瞒，瞒记者又算什么?

作为一个记者，尤其是一个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被有意地包围、被诱人假象的事例，并不罕见。这些还是软的，有时记者要冲出包围，往往会遭遇对方来硬的，新华社记者被打的新闻，年年都有。

我们四个人，进新华社工作的第一课，就是新华社强调深入调研、强调勿忘人民、强调真实就是生命的优良传统教育。我们在新华社工作时间都不算长，但耳闻目睹了很多同仁的执著与敬业，善良与无畏，纵然清贫，但是记录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真实历史。

写这本书，一方面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有些亲友，就是民工；另一方面，我们在对民工问题进行系列调研时，心情沉重，意识到这是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与牺牲的群体，掌握着话语权的城里人，应该知道这些进城者的真实故事。

我们不妖魔化他们，也不会神圣化、崇高化他们，我们试图全方位还原这个群体。亿万个进城者，注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厚重的集体背影，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笔，让他们的面孔一个个清晰生动起来，有血、有泪，也有笑，也有希望。  令人欣喜的是，在这本书的酝酿与写作过程中，民工的笑脸越来越多、心情越来越开朗。在这本书上，我们写到了不少通过公开与内参报道帮助了一个或一群民工的故事，但我们更希望，事实上也看到了，良好的制度与人文氛围正在形成、正在帮助民工。

这本书的酝酿、写作历时一年，在具体的分工中，肖春飞撰写第一章、第八章、第九章，杨金志撰写第三章、第六章，丛峰撰写第五章、第七章，刘丹撰写第二章、第四章，而这本书得以顺利完成，还要感激新华社同仁张学全、刘军、张明、陈飞、姜微、任逸、冯亦珍、张军、王进业、黄豁、曾志坚、王文韬、韩敬山、周华、陈鹏等，感谢新华社高级记者、著名杂文家陈四益先生为本书做的序。所以说，称这本书为“新华社集体智慧结晶”，并不为过。

希望本书面世之后，能有更多的此类图书出版，于民工，于社会，于城市，于历史，于国家，都是一件好事。

是为后记。

肖春飞

2005年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