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俄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作品”，是俄国文学走向独创性和民族性的重要标志。它的问世，犹如响彻万里长空的一声霹雳，“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小说描写了投机家乞乞科夫向地主们购买“死魂灵”的故事。塑造了一系列农奴主和官员们的丑恶形象，揭开了专制农奴制俄国的黑暗现实！

果戈理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戏剧家和小说家，他以“极度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和笑中含泪的讽刺手法，成为“写实派的开山祖师”。小说通过对人间悲喜的生动展示，对世俗风情的精细刻画，批判了俄国农奴制之黑暗与腐朽，小说的内容、构思、表现手法，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是一段社会历史的艺术再现。鲁迅对本书极为赞赏，亲自翻译并自费出版了首部中文译本。此外，本书还入选《读书》杂志推荐的“个人理想藏书”书目。

第一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二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结尾的残稿

有一辆颇为漂亮的弹簧马车驶进NN省城一家旅馆的大门。坐这种小巧的马车的大都是单身汉：退休的中校、步兵上尉或者拥有一百个左右农奴的地主。总之，正是所谓的中等绅士。这辆马车上坐着一位绅士，虽说不是美男子，可外表也不丑，不太胖也不太瘦；不能说他老，不过也不算太年轻。他的到来在省城并没产生任何影响，也没引起特别注意。只是在旅馆对面的小酒店门前站着两个俄国庄稼汉发出某种议论，其实他们议论的是这辆马车，并不是车上坐着的人。“你瞧，”其中一个对另外一个人说，“这叫什么轱轳!你说说看，要是上莫斯科，这样的轱轳能行吗?”“能行。”另外一个人回答。“要是上喀山，我说它就不行，对不对?”“上喀山是不行。”另外一个回答。他们的议论也就到此为止。再就是马车快到旅馆跟前的时候，遇见一个年轻人，下身穿一条又瘦又短的白亚麻布裤子，上身穿一件赶时髦的燕尾服，燕尾服里露出胸衣，用图拉产的铜手枪式样的别针别着。年轻人回头看看马车，用手扶住险些被风刮跑的帽子，径自走去。

马车一进院子，便有旅馆的侍者出来迎接这位绅士。在俄国旅馆里侍者也叫店伙计，机灵麻利得不得了，甚至看不清他的脸长得什么模样。这个伙计细长个子，穿一件挺长的线呢常礼服，常礼服的后背跟他的后脑勺一般高。他手里抓住一块餐巾急忙跑出来，把头发一甩就急忙带领客人上楼，穿过一条木回廊，让客人看看上帝为他安排的房间。这房间是众所周知的那种，因为旅馆也是众所周知的那种，就是说在省城到处都有，旅客只消花上两个卢布就可以在里面住上一天。房间的墙角上准有许多蟑螂像黑李子干似的向外窥望。有一扇门通向隔壁，而且总是用五斗橱挡着。隔壁的客人沉默寡言，举止稳重，不过十分好奇，很想打听新来的客人的底细。旅馆的外观跟内部格局倒也相称：这是一幢长长的二层楼，底层没抹墙皮，露着红砖，由于天气恶劣多变而颜色发暗，况且本身就很脏；上层照例刷成黄色。楼下开有几家店铺，卖马套，卖绳子和小木圈。拐角上有一家小铺，或者说这家窗口摆着一个大红铜茶炊，旁边坐着卖热蜜水的老板。他的脸跟茶炊一样红，要不是他脸上长着黑黑的大胡子，从远处看还以为窗口摆着两个茶炊呢。

当来客察看他的房间时，他的行李已经搬上楼：首先是一个白皮箱，皮子有些磨损，说明它不是头一次旅行。抬皮箱的一个是车夫谢利凡，矮个子，穿一件皮袄，另一个是听差彼得鲁什卡，三十来岁，穿一件肥大的旧常礼服，显然是主人穿旧了给他的。这个听差看样子有些横，鼻子和嘴都挺大。白皮箱之后又送进来一只红木匣子，上面有用带花纹的桦木镶嵌的图案，还有一副鞋楦子和用蓝纸包着的一只炸鸡。这些东西送进来之后，车夫谢利凡便到马厩去侍弄马，听差彼得鲁什卡在前厅安排他的行李。这间前厅像狗窝一样又小又黑，不过他已经把他的大衣抱了进来，同时带进来他身上那股特殊的气味，紧接着他又拿进来一个口袋，里面装的都是仆人的家当，也带有这种气味。他就在这间小黑屋里把一张三条腿的窄床靠墙放好，上面铺一块像垫子又不像垫子的东西，又薄又硬，倒像一张薄饼，可能真赶得上他从旅馆主人那里要的薄饼一样油腻腻的。

当仆人忙着安排马匹和行李的时候，主人便到旅馆的大厅里去了。这类大厅什么样子，任何一位旅客都十分清楚：墙壁刷着油漆，上边被吸烟斗喷出的烟熏得发黑，下边被各种客人用脊背蹭得发亮，不过这些客人当中倒是本地商人居多，因为每逢集日他们就六七个人一伙来旅馆喝份茶。天花板熏得黢黑，上面的枝形灯也熏得黢黑；灯架上挂着许多玻璃球，当侍者急急忙忙从地板的磨损的漆布上走过的时候，这些玻璃球就连蹦带跳，丁当作响，而侍者还用手机灵地晃动托盘，托盘上摆着无数的茶杯，就像海滩上落的鸟一样多。墙上也挂满了油画，总而言之，跟别的旅馆一模一样，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有一张油画，上面女神的乳房画得特别大，大概读者从未见过。其实这种奇异现象在许多历史画上也屡见不鲜。这些历史画不知是什么人、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搞到俄国来的，有些甚至是我国的达官贵人喜爱艺术，到了意大利听信陪同他们出国的信使劝告而大批购进的。这位绅士摘下帽子，解开脖子上的毛围巾。这种花花绿绿的毛围巾，如果是已婚者的，定是太太亲手织的，交给他的时候还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应该怎么围，如果是单身汉的，我就说不清是什么人织的，只有天知道。不过我从来没围过这种围巾。这位绅土摘下围巾，便吩咐上菜。于是给他端来饭店里常备的各种莱肴，比如：圆白菜汤配分层夹馅的饼(这种小饼每做一次可以保留几个星期以飨旅客)、脑子配豌豆、小灌肠配圆白菜、油炸肥鸡、腌黄瓜，还有常备的、随时可以供应的分层夹馅的甜点心。这些莱肴有的热过，有的就是凉的，一一给他端上来，他就趁上菜的工夫跟侍者，或者叫店伙计，闲聊一气——问问这饭店从前是谁家开的，现在的东家是谁，生意兴隆不，东家是不是个大坏蛋。店伙计听了往往回答说：“啊，先生，他可是个大骗子。”无论在文明的欧洲，还是在文明的俄国，现在有许多上等人到饭店吃饭，非跟侍者聊聊不可，有时还拿侍者开开玩笑寻开心。不过这位来客可不全是无的放矢。他问得非常周详而认真：省长是谁，厅长是谁，检察长是谁——总之，重要的官员一个也没漏掉。接着又问当地有哪几家大地主，而且问得更加认真，如果说不是更加关切的话：谁家有多少农奴，住处离省城有多远，甚至问他们的秉性如何，是否常常进城。他还仔细询问当地的一般状况：他们这个省有没有闹过传染病——像流行性热病、致命的疟疾和天花等等，都问得那么详细，那么认真，表明来客绝对不是出于单纯的好奇。这位绅士的派头也很足，连擤鼻子也擤得特别响。不知他是怎么搞的，擤鼻子就像吹喇叭一样响亮。这种显然并不起眼的本事却赢得旅馆侍者更深的敬意，侍者一听到这种声音便甩甩头发，挺直腰板，然后低下头毕恭毕敬地问：“您还有什么吩咐?”这位绅士吃完饭，又喝杯咖啡，在沙发上坐下，把靠垫垫在背后，不过俄国旅馆的靠垫里面塞的不是柔软的羊毛，而是一种硬邦邦的东西，很像砖头石块之类。这时他开始打哈欠，便命令送他回自己的房间。他躺到床上，睡了两个小时。他休息之后，应旅馆侍者的要求，用一小张纸写好自己的官衔和姓名，以便向警察局呈报。侍者接过纸片，一边下楼一边看，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拼出如下内容：“六等文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因私事出门。”当侍者还在按音节拼读纸片的时候，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本人已经走出旅馆去观赏市容。他对这座城市还算满意，因为他觉得跟其他省城比较起来毫不逊色：砖房刷的黄色油漆鲜艳夺目，木房的灰色色调平淡无奇。有平房，有二层楼，还有一层半的，幢幢都带阁楼，按省里的建筑师的意见，阁楼是非常美观的。由于街道像旷野一样宽广，木栅栏长得走也走不完，所以有些地方房舍显得零零落落，有些地方又聚成一堆，到了房舍多的地方才显得行人渐多和略有生气。有些牌匾上面画着小甜面包和皮靴，被雨水冲刷得几乎模糊了，还有的牌匾上画着蓝裤子，写着华沙某某裁缝的字样。有一家帽店画着各种便帽和制帽，店东叫瓦西里·费奥多罗夫，前面却注明“外商”。还有一个牌匾画着一张台球台和两个打台球的人，他们都穿着燕尾服。这种燕尾服只有我们剧院里最后一幕登台的贵宾才穿。他们都画成用台球杆瞄准的姿势，胳膊向后略抬，两腿弯曲，好像刚刚完成芭蕾舞的跳跃动作。牌匾下面注明：“台球房在此”。有的就在道边摆上桌子，卖核桃、肥皂和跟肥皂十分相似的蜜糖点心。有的小酒馆在招牌上画上一条大鱼，上面插着一把叉子。最为常见的是双头鹰国徽，不过现在已经色彩暗淡，并被简明的“酒店”所代替。马路上到处坑坑洼洼。他还到市公园去看了一眼，里面有几棵树又细又小，没扎下根，用三脚架支着。三脚架却刷着漂亮的绿色油漆。尽管这些小树长得不如芦苇高，然而报纸上描绘节日彩灯盛况时却写道：“由于市政长官的关怀，我市新辟公园一座，园内树木葱茏，浓阴如盖。炎炎夏日可以乘凉。”还有：“市民对市长大人感恩戴德，莫不心情激动，泪如泉涌，观此景象，不胜感慨云云。”他见到岗警还详细询问，如果有事要去会议场所、政府机关或见省长，怎么走更近。然后又去看看流经市内的河，顺路从电线杆上撕下一张戏报以便带回去仔细看。这时有一位长得挺标致的太太从旁边人行道的木板上走过，后面跟着一个小厮，穿着僮仆的制服，手里提着小包。他把这位太太仔细看两眼，然后又把周围的景物扫视一遍以便记牢，转身回了旅馆。旅馆的的侍者扶他上楼梯，于是他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喝完茶，他坐到桌子跟前，让人送上蜡烛，从兜里取出戏报，凑到蜡烛跟前，觑起右眼看起来，不过戏报没有多大意思：正在上演科策布先生的戏，由波普廖文先生演罗尔，贾布洛娃小姐演科拉，其他脚色就更不出彩了。不过他还是把演员的名字看完，直到看明白池座的票价，还知道戏报是在省政府的印刷厂印的。然后翻过来看看后面还有什么内容。后面什么也没有，便揉揉眼睛，把戏报整整齐齐叠好放进小匣里。他不论拾到什么，都习惯地放进小匣收藏。

P3-7

果戈理的《死魂灵》书名很怪，然而这正是他写作的特点，用似乎荒诞不经的故事来展现俄国当时的社会风貌。

“死魂灵”的本义是指死了的农奴，由于俄语中“魂灵”和“农奴”属于一词多义，所以也可以理解成死了的魂灵，从而产生离奇的联想。小说中描写乞乞科夫到五个地主家购买死农奴，在谈生意的时候双方都明白是指死农奴，并无荒唐或恐怖的感觉。乞乞科夫最先到马尼洛夫家，头一次提起买死农奴，还有些不好意思。马尼洛夫听了也很奇怪，甚至把烟袋掉在地上，不过他最关心的是这种生意合不合法。地主婆科罗博奇卡也明白指的是死人，甚至问乞乞科夫是否要把他们从地里挖出来，还以为他们有可能干庄稼活。在诺兹德廖夫家乞乞科夫一提到要买死农奴，诺兹德廖夫便猜到其中必有奥妙。乞乞科夫不肯吐露真情，他当然不肯卖。索巴克维奇听说乞乞科夫要买死农奴，认为一定有利可图，便极力抬价。普柳什金由于死的和逃跑的农奴太多，便把死农奴白送乞乞科夫，只有卖逃跑的农奴得到几个钱。所以在五次交易中，他们用死了的农奴做买卖，谁也不感到奇怪。按照作者的安排，是诺兹德廖夫“头一个传出死魂灵的故事”(见第十章)，而“死魂灵”的叫法应该在第八章第一次出现，即诺兹德廖夫在舞会上见到乞乞科夫才说出来的。在原文里读者不会感到这么明显的区别，然而在译文里无形之中造成诺兹德廖夫有意捣鬼的印象，好在诺兹德廖夫的性格里就有好撒谎好捣乱的特点，所以倒也没委屈他。经诺兹德廖夫这么一传，买死魂灵的故事便传遍上流社会和平民百姓，连足不出户的懒人也为此走出他们的洞穴了。

《死魂灵》的题材据说是普希金从达里那儿听到然后告诉果戈理的。连小说的结构形式也有先例可查：俄国作家纳列日内曾写过《俄国的吉尔·布拉斯》。真正的《吉尔·布拉斯》则出自法国作家勒萨日笔下，属于当时欧洲流行的流浪汉小说。然而果戈理在《死魂灵》中达到的伟大艺术成就则是前人所未有的，即他创造出五个活生生的地主形象，其中的马尼洛夫、诺兹德廖夫和普柳什金已经变成普通名词而收入词典。马尼洛夫坐吃山空，用空谈和甜言蜜语装饰自己的空虚生活，他是农奴制走向崩溃时期的典型人物，为后来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性格提供了先例。科罗博奇卡属于小地主，贪婪、愚钝、狡猾而又迷信。诺兹德廖夫是个败家子，十足的流氓和赌徒，不过他在小说中推波助澜，促进情节的发展。索巴克维奇是帝俄专制制度的支柱，他的房子修得像军屯，当是影射俄国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制。普柳什金则是十足的守财奴，偌大庄园却是一片凋敝景象。除马尼洛夫之外的四个地主的贪婪的表现各有不同：科罗博奇卡是小家子气，诺兹德廖夫是赌徒的习气，越贪丢得越多，索巴克维奇是精明到家，普柳什金则刻薄至极。作者所以能把这五个人写得栩栩如生，是因为他抓住他们身上的一两个特征生发开去，加以夸张，甚至达到漫画程度。比如写普柳什金的吝啬就入木三分：他家储存的东西堆积如山，几代人也用不完，面粉结了块，麻布变成灰，他却到大路上拣旧鞋底和破衣服；他心肠硬得像石头，对自己的大女儿和儿子都一毛不拔。

《死魂灵》对官场的描写较少，却对官员的腐败无能写得一针见血。警察局长是地方的父母官，搜刮有方；检察长因为谣言四起而吓死；只有邮政局长倾向自由主义，正是从他口中传出《科佩金大尉的故事》。科佩金大尉曾参加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成了残废，要求国家给予抚恤，然而管事大臣却把他逐出门外。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是：俄国靠武装了的农奴打败拿破仑，这些农奴打到巴黎回国后，当然不满于自己所处的奴隶地位，所以阿拉克切耶夫才把国有农奴编为军屯加以控制，而普通农民则铤而走险，占山为王，作者说这是“俄国人走惯了的路”。这个故事的确不像林冲上粱山那么曲折跌宕，然而正因为它平凡才更有普遍意义。这个故事本来是个独立的故事，有的读者也许不理解作者为什么要把它穿插进来。如前面所说，《死魂灵》的成功之处在于把五个地主集中起来写成讽刺典型，把他们推上历史的审判台。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这五个地主并非罪大恶极，他们的缺点几乎人皆有之，而《科佩金大尉的故事》则击中了帝俄专制制度的要害，《死魂灵》所以迟迟不准出版，关键就在于这个故事，后来准许出版时书刊检查机关把这个故事加以删改。如果把这个故事跟农奴名单中所列举的农奴的故事联系起来，就形成这本书反对农奴制的鲜明倾向。它同普希金的某些作品一道为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流派开了先河。

以上说的是《死魂灵》第一卷的成就，其实第一卷中就埋藏着作者后来走向失败的伏笔，作者在第一卷中不止一次提到他要在以后的叙述中描写正面形象，而第二卷恰好是作者要实现自己诺言的尝试。这个尝试是失败的，他两次焚烧第二卷书稿，恰好说明作者认识到自己的失败。作者在第二卷中推出的正面人物，叫科斯坦若格洛。俄国读者一听就知道这不是俄国姓，究竟是哪个民族，作者也没交代。“俄国现在有好多人并不是俄罗斯血统，却已经成为地道的俄国人。科斯坦若格洛没工夫考察自己的身世，认为这没什么用处，跟管理庄园毫不相干。”(这段话完全适用于作者本人。)作者直接描写这个人物的地方不多，只让他在对话中阐明自己管理庄园的计划和经验，更多地是借助小说中其他人物的眼光来评价他。普拉托诺夫说科斯坦若格洛是“俄国从古至今第一个善于经营的人”，农民说他是“最聪明的老爷，全世界也找不到”，连从来不曾佩服过别人的乞乞科夫也说科斯坦若格洛是“最聪明的人”。然而我们看到的这个人物只不过懂得一些种田的知识，精明强干，庄园管理得好，他反对在农村办工厂、办学校和建养老院，所以归根结底不过是斯拉夫派的理想化身，作者想用他来巩固已经百孔千疮的农奴制。小说中描写他的庄园非常富裕，正像民歌所说，“用铁锹挖银子”，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小说中另外六个地主都是从不同方面来烘托他的。一个是曾经想改善农奴处境，然而不得其法，并且不受农民欢迎，这就是第二卷一开头出现的坚捷特尼科夫；另一个是热衷于模仿西方进行改革而成为笑柄的科什卡列夫上校；第三个便是破产的地主，以赫洛布耶夫为代表。至于成为总督顾问的包税商，从农民变成官吏，从官吏又变成商人，纯粹属于虚构，这个人物代表宗教力量。作者最终把捍卫农奴制的希望寄托在宗教身上。连小说主人公乞乞科夫到第二卷也开始学好，他虽然还做死农奴的生意，但是更加小心谨慎，在科斯坦若格洛的影响下，一心想买一座庄园以发家致富。到这里我们发现作者对他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没有第一卷里那么多的冷嘲热讽，多了几分温情口吻。

《死魂灵》第二卷有两种版本，都是作者两次焚烧手稿后所遗留的残稿。第一种版本属于经过作者修改的晚期版本，五十年代以前苏联出版的果氏文集和单行本，都采用这个版本(满涛先生的译本就是根据这种版本)。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果戈理六卷集》两种版本都是，然而以后的版本则只采用早期手稿(大约写于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陈殿兴先生的译本和拙译都根据后者)。从这两种版本的比较可以看出，作者在早期手稿中对帝俄官场的抨击依然尖锐，如第二章描写法官们对庄园管家的敲诈勒索的情节就很辛辣，晚期手稿则将它删去了。

作者在《死魂灵》的标题底下还注明“史诗”的字样，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死魂灵》介乎真正的史诗(如《伊利昂纪》)和长篇小说之间，着重于风俗画的准确描写和“对出色的具体现象进行全面概括的叙述”，而不着重人物性格的刻画。苏联评论家塔玛拉钦科认为：“这部作品在体裁上异乎常格，极其复杂，就其思想基础而言应该是社会和风俗小说，就其内容而言，更主要地就其结构而言，应该是史诗作品。”

《死魂灵》一问世，立即引起激烈的争论。赫尔岑说：“《死魂灵》震动了整个俄国。”别林斯基给予《死魂灵》最高的评价，他说：“只有了解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处理手法，着重内容而不是‘情节，的人才能充分领略果戈理的史诗。”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现在，当《钦差大臣》和《死魂灵》问世之后，还得补充说，果戈理同时也是长篇小说(散文的)和戏剧形式的散文作品，即一般意义上的俄国散文之父。”这里说的意思就是指果戈理是自然派的奠基人。他为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开了先河。

纵观果戈理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从反对农奴制的自然派的鼻祖变成农奴制l的辩护士，其中究竟有什么原因?首先每个人一生的道路都取决于他所处的时代。果戈理比普希金虽然只小十岁，然而他们开始创作的时期却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普希金于一八一七年发表《自由颂》正值十二月党人运动发展时期，他是应运而生的自由的歌手。果戈理于一八二八年带着他的田园诗《汉斯。丘赫尔加坚》前往彼得堡，却得不到赏识。到一八三○年开始发表取材于乌克兰民间故事的《狄康卡近乡夜话》从而崭露头角，然而这是十二月党人运动被镇压、俄国政治最黑暗的时期，果戈理出入于斯拉夫派领袖人物阿克萨科夫家，终于成为斯拉夫派的俘虏。其次，果戈理所以走上这条道路也有他个人的出身和经历的原因。果戈理于一八○九年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的瓦西里耶夫卡村。他的祖父是波兰人，姓果戈理一亚诺夫斯基，在娶了一个地主的女儿，得到一块土地后，才成为小地主。他父亲曾服过兵役，当过差，后来回家赋闲，成为附近有名的喜剧作家。果戈理九岁入小学，十九岁中学毕业，以后到彼得堡去闯世界，想用田园诗敲开文坛的大门，但没有成功，便想谋个差事。他考过演员，当过抄写员。这时他一直用果戈理一亚诺夫斯基这个姓。“果戈理”是由拟声词“果果尔”而来的对公鸭的戏称，加在姓氏前。果戈理开始发表作品时曾用过“阿洛夫”、“亚诺夫”(把后面“斯基”去掉)，直到一八三○年发表一篇短文采用果戈理的笔名，在这之后便一直沿用下来。一八三○年正是俄军攻占华沙的年代，不排除作者有意回避他的波兰血统才不用本姓。作者不但是受歧视的乌克兰人，要考察三代，还是波兰人。这一点恰好说明作者在政治上的脆弱性。我们可以认为果戈理的发展得益于他是乌克兰人，因为他发表《狄康卡近乡夜话》时，正是乌克兰民间故事流行时期，而他写的乌克兰故事就比其他作家略胜一筹，所以这些故事一经发表马上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称俄国文学进入果戈理时期(意味着普希金时期已经结束)。之后作者进而描写俄国人时，又表现出他善于观察的特点，他能见别人之所未见，因为他不是俄国人，又恰好与俄国人同是斯拉夫族人，所以其观察深入细致。比如《死魂灵》中五个地主都极平常，惟有他能发掘出其特征来加以鞭笞。

果戈理一生都处于穷困之中。当抄写员收入无几，后来即使写作得到稿费，也备受出版商的盘剥，还要用这些钱供养两个妹妹读书和出嫁。果戈理没有自己的家(包括住宅)，没有庄园，没有其他收入。几次出国都是先借债，出书之后再还清。肯借给他钱的朋友都是斯拉夫派。果戈理死后的遗物中只有四十卢布八十戈比。当初别林斯基发现他，也努力争取他。别林斯基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说明他们思想上的分歧有多深。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果戈理在经济上依赖于斯拉夫派的朋友，又怎么能跟他们决裂而与别林斯基合作?

果戈理一是属于少数民族，二是穷，这两个特点对他的婚事影响最大。他曾跟维尔耶戈尔斯基伯爵家的安娜小姐有过一段恋情。当他向安娜求婚时，安娜将此事告诉母亲，母亲说果戈理虽是有名的作家，但他“是神父的儿子，是霍霍尔!这是不般配的婚姻!”神父的儿子是骂人话，指出身低贱(如果参看第十一章写乞科夫跟他的同伙就因为这么一句话而闹僵，就可以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霍霍尔是对乌克兰人的蔑称。果戈理终生未婚，没有子嗣。

果戈理于一八五二年在莫斯科逝世，可能由于死在朋友家里，所以莫斯科没有他的纪念馆，只有一条取名果戈理的林阴路，街角上放着他的半身塑像。他死后葬于丹尼尔修道院墓地，一九三○年迁到新圣母公墓。可能由于仓促，原来的墓石移到新墓地没用上，后来被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妻子挪到她丈夫的墓前。

鲁迅先生慧眼识英雄，第一个借助日、德、英三种语言把《死魂灵》译成汉语，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独领风骚。我国直到八十年代才先后出版了满涛和许庆道合译的版本与陈殿兴和刘广琦合译的版本。应该说这两种译本相当准确地表达了原书的内容和特点，在语言运用上各有千秋。拙译只能在前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试图在一些细微之处下点功夫，在语言运用上倒是跟陈本接近一些。《死魂灵》的确难译，除衣食住行方面有很多民族特有词汇外，官衙和官职的名称也很棘手。我曾参考苏联儿童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的《果戈理选集》和一九五三年版《死魂灵》后附的注释，以及俄罗斯联邦教科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出的供外国学生用的《俄罗斯文学》的脚注。我的理解只能算一家之言，如有不当，欢迎指正。

                     译者

                     九九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