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一块人杰地灵的宝地，在这里，它诞生了无数个文化界名流，曹聚仁就是其中之一。本书是大陆第一部较完整的曹聚仁传记，展示了曹聚仁这位自由报人的一生，尤其是在大陆鲜为人知的四五十年代曹聚仁的复杂生活，较为真实地体现了这位自由主义报人的思想。

第一章 蒋畈六十年(1)

第二章 乡间童年(18)

第三章 学潮汹涌(32)

第四章 教授生涯(52)

第五章 创办《涛声》(73)

第六章 花园坊一0七号(91)

第七章 结交鲁迅(110)

第八章 婚恋家庭(130)

第九章 独立记者(146)

第十章 大江南北(165)

第十一章 安家赣州(193)

第十二章 重返沪上(237)

第十三章 离沪赴港(275)

第十四章 成一家言(291)

第十五章 落叶归根(314)

曹聚仁大事年表(341)

参考文献(356)

后记(362)

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曹聚仁对国学研究的态度，可以从曹聚仁写于章太炎讲学期间的一篇短文(后以《小识》为题收录在《国学概论》中作前言)中探知一二。他主要的观点是，一个真实的系统的国学传统是有用的，当前将国学系统地整理起来，将其真面目抬出来的意义有四：(1)真正解释国学的精华糟粕所在；(2)使后人真正了解传统国学；(3)让提倡复古的人敛形息声；(4)找到与西方沟通的方法。在这篇短文的末尾，曹聚仁说，“我们一方面完全承受先生的讲演，一方面却须用批评的眼光去观察，要记牢‘我爱先生，我更爱真理’一语”。①后来，即抗战前在上海的最后几年里，他也曾有过翻译50种古书的动议。他说：“不是因为复古读经的潮流合了我的老行当，重新想经营旧业，也不是因为有人从垃圾堆里挖出破偶像来焚香顶礼，我也跟在后头‘吃屁’。我想，以往为了读古书，吃手心罚跪立壁角，种种磨难受得很不少了，背了满身的债，总得清还一点。我既然读过几句古书的，应得替后来的人做一点分内能做的事，此亦‘我不跳火坑，谁跳火坑’之意。”②他的计划是，从颜之推的家训、刘勰的《文心雕龙》、王充的《论衡》着手，然后再是诸子之类。另外还有三不译：文艺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曲)不译，因为文艺作品读者非看原书不过瘾，而且难得译得和原文铢两相称；没有系统的文章如韩、欧之文集不译；史籍不译，因为卷册浩繁，而爱文章的会读原著，找史料的也要读原著，故不必多费心力。但最后，这些计划由于时局的危机终于未能启动。

曹聚仁是随着《国学概论》的畅销而在上海的文化界一举成名的。这次成功为他随即顺利进入上海各大学当国文教授开辟了一条通途。对于一个年轻人的发展来说，缩短最初立足的时间，赢得下一个机会，确实弥足珍贵。多年以后，他成了著名的记者、编辑和出版人，但在学界，他仍是颇有名气的国学家。

P58-59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令人叹为观止!面对这么一座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随着南宋朝廷定都杭州，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龚自珍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圭、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更为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赘、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我们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之力。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第一批已经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当我划上这部书的最后一个句号，不由得回想起两年多前，初次决定为曹聚仁先生立传时，对传主的了解实在欠多。聊可自慰的是：正如本书所说，曹聚仁一生的写作高峰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前期的香港，而那些作品泰半至今未能在大陆印行，这就为本人的准备不足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借口。当然，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与曹聚仁的距离在不断地缩短拉近。有时我恍惚觉得他就在我身边，甚至可作彻夜素心之谈。其中之感，不足与外人道，亦难与外人道也。

本书意欲为曹聚仁立一个完整的传记，特别强调了50年代那一段。而那一段，以前抑或至今仍为大陆的学人和报人所不知，或知之甚少。而曹聚仁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恰恰要由此来判定。由此可以想见，我们哪怕是回首历史，认清往事，也许正要靠方长来日。

容我为本书书名作一个简单的解释：报人，意谓曹聚仁一生为学者、作家、报人，但报人应该为其主色调。他最早发表的文章即为抄来的新闻。他最精彩的著作亦多在报上首刊，著作之行文布局亦不离报纸本色。所以，以“报人”称呼他，我意较为恰当。自由，即他所坚执的自由主义。不过自由主义这个名词亦同“资本主义”“封建社会”等大名词一般，早已掺杂了太多时代太多人的见解，一时极难厘清。事实上，曹聚仁受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不多，他倒更像一个自由自在的传统文人，不想管人家，也不想人家管。至于他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先后投身于抗战和国共合作，在他自己固有其内在的逻辑，但曾处身于民族灾难中之人，对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不作刻骨铭心之想。我们如神游于逝去的岁月之川，自颇能体贴。

一本著作的完成，通常得缀上一长串的感谢文字。这里最需感谢的，当然是曹聚仁的大女儿曹雷女士。正是在她那里，得到了许多闻名已久但无缘得见的珍贵资料，包括曹聚仁的诸多著作、珂云自传以及照片，还有许多亲切的回忆。她对这部传记宽大为怀，先有了“理解传主是困难的”这个先入之见，我的下笔因而更为放松自如。当然，传中若有错谬和不妥，全由我一人独自承担，这是毫无疑问的。周静硕士今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刚来我所工作，就承担了本书的二、四、五、六、七、八和最后一章，我看她年轻读书未多，但复杂的历史在她笔下竞能若明净溪水，让我诧异莫名。山西的石铁农先生提供了全部《正气日报》的缩微胶卷，让我得以一睹旧报真容，这种慷慨极为难得。我还要感谢的是曹聚仁家乡——兰溪的诸多朋友：童俊伟、童飞、潘志松、李彩标、郑志谷等先生，他们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帮助；蒋畈所在地墩头镇政府文化站的徐国富先生为我校订了本书的第一章，改正了不少地名和史实错讹，让我免去了当地人的讥讽嘲笑。另外，沈冬梅、周维强、俞伯灵、李浩、秦海琦、仇志琴等先生的帮助，在此都是应该一并感谢的。还有本院的领导和许多同仁的支持和帮助，我都铭记在心，这里就不一一列名了。

卢敦基

2002年11月2日夜于杭州古运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