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有关书画的文集，由台湾著名文学家汪曾祺缩作。该书文字冲淡隽永，书画之飘逸也尽可从书中细细体悟。此外，还兼选了部分谈家事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汪曾祺之为汪曾祺，也是有其家学渊源的。

有人说汪曾祺身兼二美:美文家、美食家；他自己也说：写字、画画、做饭是“业余爱好”。他写字、画画，也写过不少谈书画的文章，这都是本书所选。其文之冲淡隽永自不必言，而书画之飘逸也尽可从书中细细体悟。本书还兼选部分谈家事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汪曾祺之为汪曾祺，也是有其家学渊源的。

书画自娱（代序）

自报家门

谈谈风俗画

传神

张大千和毕加索

字的灾难

王磐的《野菜谱》

“无事此静坐”

沙岭子

七十书怀

写字

我的祖父祖母

随遇而安

我的家乡

我的家

自得其乐

我的父亲

徐文长论书画

我的母亲

谈题画

岁朝清供

看画

文章杂事

创作的随意性

文人与书法

题画二则

张郎且莫笑郭郎

潘天寿的倔脾气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当代才子书》序

论精品意识

——与友人书

汪曾琪与书画（代跋）

京剧的角色出台，大都有一段相当长的独白。向观众介绍自己的历史，最近遇到什么事，他将要干什么，叫做“自报家门”。过去西方戏剧很少用这种办法。西方戏剧的第一幕往往是介绍人物，通过别人之口互相介绍出剧中人。这实在很费事。中国的“自报家门”省事得多。我采取这种办法，也是为了图省事，省得麻烦别人。

法国安妮·居里安女士打算翻译我的小说。她从波士顿要到另一个城市去，已经订好了飞机票。听说我要到波士顿，特意把机票退了，好跟我见一面。她谈了对我的小说的印象，谈得很聪明。有一点是别的评论家没有提过，我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她说我很多小说里都有水，《大淖记事》是这样。《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我想了想，真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江苏北部一个不大的城市——高邮。在运河的旁边。

运河西边，是高邮湖。城的地势低，据说运河的河底和城墙垛子一般高。我们小时候到运河堤上去玩，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顶。因此，常常闹水灾。县境内有很多河道。出城到乡镇，大都是坐船。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船。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

我是一九二0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中国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日。到现在还是这样。到了这天，家家吃“元宵”，南北皆然。沾了这个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会忘记。

我的家庭是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房屋、家具、习俗，都很旧。整所住宅，只有一处叫做“花厅”的三大间是明亮的，因为朝南的一溜大窗户是安玻璃的。其余的屋子的窗格上都糊的是白纸。一直到我读高中时，晚上有的屋里点的还是豆油灯。这在全城(除了乡下)大概找不出几家。

我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据说要八股文写得特别好，才能被选为“拔贡”。他有相当多的田产，大概有两三千亩田，还开着两家药店，一家布店，但是生活却很俭省。他爱喝一点酒，酒菜不过是一个咸鸭蛋，而且一个咸鸭蛋能喝两顿酒。喝了酒有时就一个人在屋里大声背唐诗。他同时又是一个免费为人医治眼疾的眼科医生。我们家看眼科是祖传的。在孙辈里他比较喜欢我。他让我闻他的鼻烟。有一回我不停地打嗝，他忽然把我叫到跟前，问我他吩咐我做的事做好了没有。我想了半天，他吩咐过我做什么事呀?我使劲地想。他哈哈大笑：“嗝不打了吧!”他说这是治打嗝的最好的办法。他教过我读《论语》，还教我写过初步的八股文，说如果在清朝，我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那年我才十三岁)。他赏给我一块紫色的端砚，好几本很名贵的原拓本字帖。一个封建家庭的祖父对于孙子的偏爱，也仅能表现到这个程度。

我的生母姓杨。杨家是本县的大族。在我三岁时，她就死去了。她得的是肺病，早就一个人住在一间偏屋里，和家人隔离了。她不让人把我抱去见她。因此我对她全无印象。我只能从她的遗像(据说画得很像)上知道她是什么样子，另外我从父亲的画室里翻出一摞她生前写的大楷，字写得很清秀。由此我知道我的母亲是读过书的。她嫁给我父亲后还能每天写一张大字，可见她还过着一种闺秀式的生活，不为柴米操心。

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多才多艺。他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他还练过中国的武术。他有一间画室，为了用色准确，裱糊得“四白落地”。他后半生不常作画，以“懒”出名。他的画室里堆积了很多求画人送来的宣纸，上面都贴了一个红签：“敬求法绘，赐呼××。”我的继母有时提醒：“这几张纸，你该给人家画画了。”父亲看看红签，说：“这人已经死了。”每逢春秋佳日，天气晴和，他就打开画室作画。我非常喜欢站在旁边看他画，对着宣纸端详半天。先用笔杆的一头或大拇指指甲在纸上划几道，决定布局，然后画花头、枝干、布叶、勾筋。画成了，再看看，收拾一遍，题字，盖章，用摁钉钉在板壁上，再反复看看。他年轻时曾画过工笔的菊花。能辨别、表现很多菊花品种。因为他是阴历九月生的，在中国，习惯把九月叫做菊月，所以对菊花特别有感隋。后来就放笔作写意花卉了。他的画，照我看是很有功力的。可惜局处在一个小县城里，未能浪游万里，多睹大家真迹。又未曾学诗，题识多用成句，只成“一方之士”，声名传得不远。很可惜!他学过很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都会。他的胡琴拉得很好。几乎所有的中国乐器我们家都有过。包括唢呐、海笛。他吹过的箫和笛子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箫笛。他的手很巧，心很细。我母亲的冥衣(中国人相信人死了，在另一个世界——阴间还要生活，故用纸糊制了生活用物烧了，使死者可以“冥中收用”，统称冥器)是他亲手糊的。他选购了各种砑花的色纸，糊了很多套，四季衣裳，单夹皮棉，应有尽有。“裘皮”剪得极细，和真的一样，还能分出羊皮、狐皮。他会糊风筝。有一年糊了一个蜈蚣一这是风筝最难的一种，带着儿女到麦田里去放。蜈蚣在天上矫矢摆动，跟活的一样。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他放蜈蚣用的是胡琴的“老弦”。用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他养过鸟，养过蟋蟀。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小片，再用胶水一片一片逗拢粘固，做成小船、小亭子、八面玲珑绣球，在里面养金铃子——一种金色的小昆虫，磨翅发声如金铃。我父亲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我还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点关系。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

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座饮酒，一起抽烟。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本县读的。

小学在一座佛寺的旁边，原来即是佛寺的一部分。我几乎每天放学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将、四大天王、释迦牟尼、迦叶阿难、十八罗汉、南海观音。这些佛像塑得生动。这是我的雕塑艺术馆。

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我到银匠店里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竹器厂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百看不厌。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退色的小城的人事。

初中原是一个道观，还保留着一个放生鱼池。池上有飞梁(石桥)，一座原来供奉吕洞宾的小楼和一座小亭子。亭子四周长满了紫竹(竹竿深紫色)。这种竹子别处少见。学校后面有小河，河边开着野蔷薇。学校挨近东门，出东门是杀人的刑场。我每天沿着城东的护城河上学、回家，看柳树，看麦田，看河水。  我自小学五年级至初中毕业，教国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高先生很有学问，他很喜欢我。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在他所授古文中，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我读的高中是江阴的南菁中学。这是一座创立很早的学校，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这个学校注重数理化，轻视文史。但我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宋词，既练了书法，也略窥了词意。词大都是抒情的，多写离别。这和少年人每易有的无端感份情绪易于相合。到现在我的小说里还带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愁。

读了高中二年级，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我在《受戒》里写了和尚的生活。这篇作品引起注意，不少人问我当过和尚没有。我没有当过和尚。在这座小庵里我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父亲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说：“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我的小说也有人说是不像小说，其来有自。

P5-11

书画自娱

《中国作家》将在封二发作家的画，拿去我的一幅，还要写几句有关“作家画”的话，写了几句诗：

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

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

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

惟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

诗很浅显，不需注释，但可申说两句。给人间送一点小小的温暖，这大概可以说是我的写作的态度。我的画画，更是遣兴而已。我很欣赏宋人诗：“四时佳兴与人同。”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我不会下棋，不爱打扑克、打麻将，偶尔喝了两杯酒，一时兴起，便裁出一张宣纸，随意画两笔。所画多是“芳春”——对生活的喜悦。我是画花鸟的。所画的花都是平常的花。北京人把这样的花叫“草花”。我是不种花的，只能画我在街头、陌上、公园里看得很熟的花。我没有画过素描，也没有临摹过多少徐青藤、陈白阳，只是“以意为之”。我很欣赏齐白石的话：“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我画鸟，我的女儿称之为“长嘴大眼鸟”。我画得不大像，不是有意求其“不似”，实因功夫不到，不能似耳。但我还是希望能“似”的。当代“文人画”多有烟云满纸，力求怪诞者，我不禁要想起齐白石的话，这是不是“欺世”?“说了归齐”(这是北京话)，我的画画，自娱而已。“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是照搬了陶弘景的原句。我近曾到永嘉去了一次，游了陶公洞，觉得陶弘景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是道教的重要人物，其思想的基础是老庄，接受了神仙道教影响，又吸取佛教思想，他又是个药物学家，且擅长书法，他留下的诗不多，最著名的是《诏问山中何所有》：

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

不堪持赠君。

一个人一辈子留下这四句诗，也就可以不朽了。我的画，也只是白云一片而已。

一九九二年一月八日

载一九九二年二月一日《新民晚报》

汪曾祺与书画

说句实话，我来谈这个题目，实在不够资格。首先，我不懂书画；其次，我也不能说很懂我父亲。只能说说我眼中的父亲与他的书画了。

父亲会画画，喜欢画，这我们早就知道。家里曾有一本莫扎特的歌剧曲谱，是五线谱，谁都不识，不知从哪儿来的。但开本比较大，好像是16开，印刷很精美，封面封底是淡黄色的硬厚纸。父亲在封底上画了一幅钢笔画头像，线条流畅，笔法飘逸。我和姐姐正在上小学，都爱画小人，所以对这幅画很感兴趣，我问姐姐：“这画的是谁呀?”姐姐琢磨了一会儿，恍然大悟：“这是爸的自画像!”我们俩哈哈大笑，“什么呀，一点都不像，爸的眼睛哪有这么大，爸哪有这么漂亮!”自此，我们对父亲的绘画水平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价，我觉得他画得还不如我那个会画画的同桌。父亲的字很好，清雅俊逸。他右派“摘帽”回到北京后，在北京京剧团当编剧，有一段时间为剧团写过字幕，在宽不过四寸的玻璃纸卷上用蝇头小楷竖行书写，不能出错。我们那时候住的是木结构的房子，很不隔音，动静大了，父亲就会“嗯”的一声，更多的是在夜间书写，安静。据说，陈伯达去看戏，还称赞过父亲的字写得好。

20世纪60年代中期，父亲和母亲带我们去美术馆看过一次齐白石画展，之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了。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由于是样板戏《沙家浜》的作者受审查，那段时间他先是愤懑、痛苦、委屈，后来逐渐平静下来，无所事事。我和姐姐陪着他逛公园，划船、遛弯儿，还陪他到故宫去，那时候门票很便宜，所以去过好几趟。父亲对于我们喜欢去的御花园、珍宝馆、钟表馆没有什么兴趣，他愿意去的是书画馆。书画馆的展品经常换，但父亲对这些画却非常熟悉，如数家珍，他告诉我，这幅宋徽宗的工笔花鸟有什么特点，那幅郑板桥的字是什么内容。有一次刚一迈进书画馆的门，还隔得老远，他就指着一幅画说：“唐寅的。”走到跟前一看，果然。父亲十分得意地笑了。可惜我对于书画一无所知，只是陪着他瞎逛，有时觉得他太张扬了，还让他小声点。父亲画了一幅画压在玻璃板下面，半本书大小的元书纸上画了一只长嘴大眼鸟，一脚蜷缩，白眼向天，旁边有八个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哥哥的一个同学看了问，这是什么意思?哥哥笑嘻嘻地说，八大山人是清代一个很有名的画家。那个同学说：“噢，明白了，就是说八大山人也没这么狂!”这幅画是父亲宣泄情绪时画的，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70年代末，父亲开始恢复小说、散文写作，心境渐渐开朗，有时高兴了画点画儿。他先是给好朋友朱德熙画了幅墨菊，朱伯伯很爱惜地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有几个朋友看到了很欣赏，都要父亲画。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其实条件很简陋，父亲含不得买宣纸。连颜色都没有，只有墨色一种。1 985年夏天，我们搬了家，父亲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尽管极小，尽管集写作、睡觉、待客于一室，但他已经很知足了。在原来的住处他想写作，已经构思好了，却没有一张桌子，有时我上夜班刚睡起来，他就急急忙忙冲进来，铺开稿纸就写。我们都笑说，老头就像只母鸡，憋好了一个蛋，却没有窝来下。搬家后，母亲为他买了一张大书桌，于是父亲正正规规地画起画来。很快，他的小屋就到处堆满了画好的画，一卷卷，一一堆堆，有时候连个下脚的地方也没有。由于父亲在家里很没地位，因此他的画也不怎么受重视。我们经常胡说八道，横加指责：“留那么多的空白干吗，你真浪费!”“鸟哪有这么大的眼睛和嘴呀?一点都不像!…爸，你画的花，杆子都这么老长，是不是底下不会画了，只好一笔拉下来?”父亲对于我们这些毫无道理的“攻击”，除了翻翻白眼，置之不理以外，别无他法。父亲很能凑合，有时候颜色用光了，他竟然用菠菜汁代替绿色，牙骨充当白色，还洋洋得意。多年后，我们整理他的画稿，一眼就看出哪张是用菠菜汁画的——绿色已经变成赭石色了。  对父亲的字，我们是没有资格评价的。他自己文章里写过，他在十多岁时，比较认真地临过一个时期的帖，在三个暑假里曾跟祖父和一个姓韦的先生读古文和写字。临过的帖有《圭峰碑》、《闲邪公家传》、《多宝塔》、《张猛龙》，后来还临过《黄庭》、《乐毅》，此外还读过不少帖。他说，他的字中有些笔意是靠“看”出来的。父亲对于书法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非常执著。

随着父亲在文学界名声大起来，他的“画名”也渐渐传扬。一些朋友开始向他索画，父亲认真地为人作画，丝毫不亚于写作，尤其是要根据人的特征，在画上题字作诗，真是要花费一番工夫。但他乐此不疲。父亲写了字，画完画，尽兴了，就丢在一边不管了。毕竟这不是他的主业，他要写作，买菜，给我们做饭，还经常要背着母亲喝点酒。他的那些画就乱堆着，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很不耐烦地用废报纸包包，放到书柜顶上。父亲从不跟我们谈论书画，因为我们不懂，只有我哥哥汪朗对字还多少懂一点。但他常常让我们看，如果我们称赞他的字画好，又恰巧挠到痒痒处了，他就大为高兴。无论写作还是写字绘画，他都非常在乎我们的意见，甚至包括不点儿大的孙女、外孙女的意见，只因为我们是他的家人。有一次，孙女汪卉买了一个工艺品：一只胖乎乎的小鸟站在鸟窝前。大家都觉得很好玩。汪卉认真地说：“这是我给爷爷买的，让他照着画。”又补充道：“他画的鸟都不像!”全家笑得前仰后合，其中笑得最高兴的是父亲。如今，这只小鸟还站在爷爷的书柜里。

父亲自己说：“我从小学到中学，都‘以画名’。我父亲有一些石印的和珂罗版印的画谱，我都看得很熟了。放学回家，路过裱画店。我都要进去看看。高中毕业，我本来是想考美专的。我到四十来岁还想彻底改行，从头学画。我始终认为用笔、墨、颜色来抒写胸怀，更为直接，也更快乐。”父亲把作画的手法融进了小说，他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他说，他画的是对生活的喜悦。有评论家说，父亲的小说里有“画意”。让我们奇怪的是，父亲19岁离开家，从此并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让他写字画画，他近60岁才重又开始做画，笔法却毫不生涩，十分圆熟，一如他近60岁才又开始写小说散文而出手不凡。记得1987年父亲受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邀请到美国呆了三个月，行前画了些小张的画准备送人。考虑到国外不容易找裱画店，父亲特意把宣纸裁成方形，好让人家镶在镜框里。除了画他惯常画的花鸟以外他还画了几张插瓶花卉，瓶是大肚广口的花瓶，还有些明暗立体的效果，花是康乃馨一类的花，调出了玫瑰红、蓝紫等浓重的颜色，还用了暗色的背景，很“洋”，近似油画。我们看了，都很惊讶，不知老头儿(我们都这样称呼他)还会出什么新花样。

父亲去世后，一次徐城北先生见到我，谈起父亲生前很希望出一本书画集。这一下提醒了我们，于是把父亲多年积存的画稿都翻出来整理。慢慢地一张一张地认真地看，我们才明白，我们失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父亲年轻时写的文章能让人感到他对色彩的敏感，老了以后写得短了，手法也接近白描。但在去世前一年有一篇散文却只写颜色：

颜色的世界

鱼肚白

珍珠母

珠灰

葡萄灰(以上皆天色)

大红

朱红

牡丹红

玫瑰红  胭脂红

干红(《水浒》等书动辄言“干红”，不知究竟是怎样的红)

浅红

粉红

水红

单杉杏子红

霁红(釉色)

豇豆红(粉绿地泛出豇豆红，釉色，极娇美)

天竺

湖蓝

春水碧于蓝

雨过天晴云破处(釉色)

鸭蛋青

葱绿

鹦哥绿

孔雀绿

松耳石

“嘎吧绿”

明黄

赭黄

土黄

藤黄(出柬埔寨者佳)

梨皮黄(釉色)

杏黄

鹅黄

老僧衣

茶叶末

芝麻酱(以上皆釉色，甚肖)

世界充满了颜色

父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五年多了……

(此文作者汪朝，系汪曾祺的女儿。)

原载2003年第四期《中国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