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参悟生死之作，这是一本以美国著名学者艾伦·布卢姆为原型的小说。八十四岁高龄的索尔·贝娄凭借其丰厚的人生感悟，以深刻的洞见与动人的情愫，使本书成为一次爱与记忆之旅。书中回荡着勇气、人性、悲哀与欢乐，堪称一曲友谊与生活的挽歌。艾贝·拉维尔斯坦是中西部一所著名大学的杰出教授，他的学生多成为政界有权有势的人物。在密友齐克的建议下，拉维尔斯坦就影响人类历史命运的一些重要观念撰写了一部著作。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部表达个人思想和信念的著作，竟然成为一本全球畅销书；拉维尔斯坦也由此成为百万富翁。在享受奢华的物质生活和学生们信徒般的崇拜之余，拉维尔斯坦请齐克为他写一部加忆录。在拉维尔斯坦感染艾滋病去世后，齐克自己也历经生死考验，朋友的嘱托令他有一种紧迫感，但他每每又不知如何开始。萦绕在他脑海中的是拉维尔斯坦的种种趣闻逸事，是他对于道德、哲学、历史、爱与友谊等等的思考。

　　本书是索尔·贝娄的第13部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位现代的苏格拉底逐步走向死亡的故事。阿贝·拉维尔斯坦是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的哲学教授，是一个快乐、有超凡魅力的有争议的人物。由于接受了老朋友———作家齐克的建议，写了一本攻击相对论、美国的教育制度和美国日益下降的国际地位与影响的畅销书，因而一举成名，成了包括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等大人物的座上宾。在拉维尔斯坦身上表现出多种矛盾，他一方面是一位严肃而有激情的教授，另一方面又喜欢麦尔·布鲁克的电影和巴洛克音乐。他既是一个永恒价值的追求者，又热衷于饶舌和各种奢侈品；他既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又和一个娈童生活在一起。普遍认为贝娄的这部新作很大程度是一部披着长篇小说外衣的回忆录，小说的主人公拉维尔斯坦实际上是根据他的老朋友、《美国意识的终结》的作者、已故的阿兰·布鲁姆的形象写成，而老作家齐克则是贝娄自己。他之所以不写一部纪实的回忆录而选择了小说，是因为他不愿意写一篇个人的或学术性的回忆，而是要获得更大的自由度，为一种消失的思想模式写一首挽歌。

在加护病房里，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病人死亡。剩下的人当中，又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人终身残废。这些病残者被送到医疗保健业所谓的“慢性病看护中心”。他们永远也别指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其余的，幸运的人们，被称为是在“普通病房”。

在普通病房，我不再由加护病房的医护人员照看。数百小时在加护病房的工作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其中的两位，现在顺道来看我，说他们要去度假。因为我是他们的伟大胜利之一，所以他们到普通病房来探望我，向我说再见。艾尔巴医生给我带来自家厨房里煨的鸡汤。贝托鲁奇医生的礼物是自己做的意大利面条，加上番茄酱烧肉丸，就像我在加护病房里吃过的一样。我还是觉得身体状况不正常。勺子在我的手里摇晃，在盘子上发出碰撞声；我无法把它送到嘴边。贝托鲁奇医生来与罗莎曼和我一起吃饭。我一点也不正常，不断地把话题引回到人吃人上面。可是贝托鲁奇医生还是非常满意我的情况，说，“你刚刚才脱离险境。”他救了我的命。我坐起来，吃着医生自己烧的晚餐，闲聊瞎扯。罗莎曼也很高兴和激动。这是我在普通病房的第一夜，我不需要去慢性病看护中心，去过那里的残疾人生活。

我被转移到普通病房时，神经病科的住院实习医生为我进行了一次预检。我的病历装在一个厚厚的活页夹里，就放在护士室内，可以取阅。在那几个星期病危期间，罗莎曼自己也记日记，住院实习医生也向她了解情况。

同一天晚上，神经病科主治医生巴克斯特博士半夜出现了，同样地，他也问她问题。她就睡在我床边的扶手椅上。

他们曾经为我治疗肺炎和心脏衰竭。尽管到了普通病房，我并没有渡过难关。还没有。完全没有。我以前的病情在这里仅仅有部分的关联。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我的情况离正常还差得很远，前景仍然不确定。

巴克斯特医生带来一小包针。给我进行检查的时候——将针刺入我的脸上——他发现我的上唇是(用我自己的话来说)麻木的。甚至当我说话和笑的时候，它也是很奇怪地僵在那里，局部麻痹。他又让我做了一些简单的测试——我都没有通过。他在不同的时间里叫我画钟面。开始时我什么也画不出。我的手使不上劲。我完全控制不了它们。喝汤或者签名，对于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我拿不住笔。他说，“给我画一个钟。”我所能画出的就是一一个歪歪扭扭的圆圈。我的症状在巴克斯特医生看来，好像是中毒所致。圣马丁的贝迪耶端给我吃的是一条有毒的鱼。神经病医生说我是热带珊瑚礁鱼毒的受害者。现在我可愿意相信加勒比海是最差劲的地方了。我在那里看过的那位法国医生，诊断我的毛病是疟疾。他也许，完全可能，知道得更多一些。一位澳大利亚的珊瑚礁鱼毒专家，在电话上向波士顿巴克斯特医生描述了这种疾病的症状。巴克斯特医生的一些波士顿同事不同意这种诊断。然而，我特别喜欢巴克斯特医生，严格地讲，为了一些与治疗几乎无关的原因。P214-215

索尔·贝娄是著名的美国犹太裔作家，创作了十多部长篇小说，大量的短篇小说、故事和剧本。他是迄今惟一三次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的小说家：《奥吉·玛琪历险记》(1953)，《赫索格》(1964)，《赛勒姆先生的行星》(1970)。出版于1975年的《洪堡的礼物》获得了普利策奖。1976年，六十一岁的索尔·贝娄以其“对于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90年，美国全国图书基金会向索尔·贝娄颁发了终身成就奖章，表彰他对美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说他获得过这么多的奖章，感到自己好像一位俄国将军。获奖是对作者的创作成就的肯定，可是有时也成为作者身上的枷锁，这样的例子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T．S．艾略特曾经说过：“诺贝尔奖是通向一个人自己的丧礼的入场券。”然而索尔·贝娄并未被盛名所累，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拉维尔斯坦》发表于2000年，是年作者已经八十四岁。小说4月出版，5月就登上《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书排行榜。索尔·贝娄和他的作品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小说的情节极其简单，简单到有的评论家说它没有情节。它的前两个部分主要是写主人公拉维尔斯坦一生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后一个部分写叙述者(作者)齐克自己的一段濒临死亡的经历，两人的交往穿插其中。拉维尔斯坦出生于中部一个小城市，其父一生潦倒，是家中的专制暴君。童年生活的不幸，使他很早就离开家庭，独自到社会上闯荡。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他终于成为名牌大学的名教授，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他向法国人解释卢梭，向意大利人解释马基雅维里，等等”。他教出来的学生身居要职，有的甚至在海湾战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与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座上客。在齐克的建议下，他将自己的教学研究成果写成一本书出版，在世界各地畅销。随之而来的滚滚财源，满足了他对于奢华生活的需求。就在他名利双收、功成名就之时，却被诊断出得了艾滋病。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而要求他的好友齐克在他死后为他写一个传记。

拉维尔斯坦是一个极富性格魅力的人物。他一方面推崇古希腊罗马，热爱古典音乐，强调心灵的发展、爱的渴求，另一方面又追求世俗的享受，醉心于阿玛尼西装，威登箱包，拉利克水晶器皿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牌产品；一方面挑战权威，质疑当代美国的价值和教育体制，另一方面又热衷于抛头露面，出现在各种官方邀约的场合；他并不是一个崇拜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者，可他又是利用思想和见解制造出值钱商品的资本主义的天才；他既关心伟大的政治，又喜好流言蜚语；严肃的专注与插科打诨在他的讲课中共存；他才华横溢，不拘小节，坦坦荡荡，率性而为。总之，这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更能够打动读者的心。卡尔一拉格纳·吉尔罗代表瑞典文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道，索尔·贝娄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种“反英雄”的“英雄”。在拉维尔斯坦身上充分体现了这种特色。

几乎每一位评论家在谈到《拉维尔斯坦》时，都要提到艾伦·布卢姆，索尔·贝娄的至交和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列奥·施特劳斯的学生，《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的作者。他们认为，小说主人公拉维尔斯坦就是艾伦·布卢姆，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齐克就是索尔·贝娄。有人甚至进一步指认，书中的费利克斯·达瓦是列奥·施特劳斯，薇拉是作者的第四任太太，罗莎曼是作者的现任太太，等等。他们责备作者竟然背叛了朋友，公开了他的同性恋恋情，并揭露出他死于艾滋病。因为艾伦·布卢姆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而他的死亡证明书上也只是说他直接的死因是胃肠出血和十二指肠溃疡。今年5月，詹姆斯·阿特拉斯，2000年出版的长达六百多页的最新索尔·贝娄传记的作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古典主义者的遗产：新帝国的建造者们》一文，主要探讨施特劳斯及其理论对于当今政府和政策，以及国际事务的重大影响，文章自然要提到施特劳斯的高足艾伦·布卢姆和他的著作，并由此提及《拉维尔斯坦》，称之为“以小说的形式出版于2000年的布卢姆传记”。

了解索尔·贝娄的人不难看出，他的创作确实经常取材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周围熟悉的人。小说的主要背景是作者生活了多年的芝加哥。艾伦·布卢姆在芝加哥市长为索尔·贝娄举办的七十五岁生日宴会上说，“索尔对于芝加哥，就像巴尔扎克对于巴黎一样”。我们可以从《晃来晃去的人》中的约瑟夫、《奥吉·玛琪历险记》中的奥吉·玛琪、《赫索格》中的赫索格身上看到作者的影子。他的亲人、朋友、同事往往以不同的面目在小说中出现，比如诗人德尔莫·施瓦茨化身为《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可是，洪堡不等于德尔莫·施瓦茨，拉维尔斯坦也不等于艾伦·布卢姆。

索尔·贝娄借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齐克指出，“用什么方法来写传记成为一个难题”。因为传记强调的是真实。齐克认为，“过分强调文字上的真实，限制了对于写作本身更广泛的兴趣。”他感到，最好的方法也许是“通过一点一滴的拼凑来表现拉维尔斯坦”，并且在这种表现的过程中，“发现寻常生活中的不寻常”。索尔·贝娄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开头和结尾两次引用康拉德的话，强调“艺术不仅试图在严酷的生活现实中，而且试图在宇宙中，在物质中，发现什么是基本的、不朽的、实质的”。作为一位艺术家，他写作的目的不仅是追忆他的朋友，而且要通过回忆拉维尔斯坦的一生，特别是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借助艺术的力量，来引导读者对人生进行严肃的思考。

无论是拉维尔斯坦还是齐克都深深感到，生命是短暂而珍贵的，时间飞驰而过，好像特快列车经过地铁站，好像织工手中的梭子，又好像以加速度下落的石子。“在你等待初生时的黑暗，与其后接纳你的死亡的黑暗，这两者之间的光明间隙中，你必须尽可能地去理解那个高度发展了的现实状态。”从最初感性的观看、倾听、嗅闻、触摸，到理性的接受教育与学习，不仅要学习现代科技，还要学习古代哲学，了解历史，把兴趣放到公众生活和伟大的政治上去，融入社会，享受生活。齐克觉得，他必须等待几千年，才轮到生存的惟一机会。一个人究竟应该如何去领悟和实现如此奥秘的生命过程呢?

爱情是这部小说探讨的生活本质的第一个问题。拉维尔斯坦深信“爱情是我们的最高功能——我们的天职”。他认为爱坚贞不屈，直至末日的尽头，这并不是一个现代的研究课题。他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找到了爱情的神话来源。据说在原始时代，男人和女人是一体的，具有双重的性器官。有些情况下，两种器官都是男性的。因为他们公然反抗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受到惩罚，被分成两半。这就是人类所遭受的肢解的痛苦。追求爱情，陷入热恋，乃是渴望寻回你失去的另一半自我，重新获得完整。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寻找着，特别合适的互为补充的另一半却很难找到。性爱的拥抱让你暂且忘掉自我，然而遭到肢解的痛苦的认知却是永恒的。我们继续生活下去，不是用这种方法，就是用那种方法。既然不能指望在现实中找到他们需要的那一半，就必须接受一个容易相处的替补者。真正心心相印的婚姻难得出现。拉维尔斯坦和他的同性恋伴侣尼基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感情似乎更多地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尼基经常查看他的账目，拉维尔斯坦私下需要用钱只能求助于齐克，怕尼基知道了找麻烦，甚至在他病重住院时，在病房里也不忘给尼基订购高级轿车，因为尼基希望他有比较大的物质上的表示。在精神上他们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拉维尔斯坦与同事、朋友、学生的谈话，与尼基毫不相干，他也不感兴趣。齐克和他的前任太太薇拉的关系更是如此。齐克自认，“在同一个太阳下，同一个地球上，这里有两个各不相干的个体存在”。他们不像夫妻，倒像一对冤家，每天都处于一种相互折磨的紧张状态中。拉维尔斯坦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婚姻就像“给自己判决的刑期一样”。他们一直搞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最终只能以离婚收场。小说中因爱情而结合的典型，是齐克和他的现任太太罗莎曼。罗莎曼是一个知识分子型(博士)的贤妻良母。她让齐克保持活力，并且将他从死亡的边缘挽救过来。在外人眼里，这桩婚姻有点奇特——一位七十多岁的男人和一位年轻的妇女结婚。拉维尔斯坦认为爱能够超越一切，因为是爱，让他们能够互相欣赏，互相理解，互相关心。

友谊是这部小说探讨的生活本质的第二个问题。拉维尔斯坦和齐克的友谊贯穿全文。小说开头，两人同游巴黎，住在同一家旅馆，在同一家餐厅进餐，一同逛街买东西；到后来，拉维尔斯坦因病频繁进出医院，齐克一直陪伴在旁边，直至拉维尔斯坦去世。小说的后一部分虽然主要写齐克自己的一段濒临死亡的经历，但拉维尔斯坦的身影不断浮现：“他总是以奇怪的方式出现，间接地，从那个他继续存在的地方走进我的生活。”他们互相仰慕，互相信任，互相依赖，在彼此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拉维尔斯坦那本全球畅销并使他成为百万富翁的书，是在齐克的建议下才写出的；齐克婚姻触礁，也是在拉维尔斯坦的关注下化解的。齐克自喻“像一只捕食昆虫的小乌”，而将拉维尔斯坦比做“鹰”。拉维尔斯坦则认为齐克“既有天赋又聪明”。尽管互相推崇，他们对于对方的弱点和谬误的东西，却直言不讳，坦诚相待。“我们之间非常开诚布公。你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你的想法，而不必顾虑冒犯对方。任何一方都没有什么事情过于隐私，过于难为情，而不能对对方说；没有什么过于恶毒，过于可耻。”他们可以把自己最隐秘的私事，比如性生活，告诉对方。拉维尔斯坦在巴黎闯入齐克和薇拉的卧室，引起薇拉的恼怒，齐克不仅不同情薇拉，反而为拉维尔斯坦辩护，认为“这是他的魅力之一，他凭冲动行事”。这种友谊，已远远超出“好朋友”、“私交”或“密友”的界限。难怪薇拉要说他们“有暧昧关系”，就连罗莎曼也感到好奇，“照理说，年纪大的人不会培养出这样的感情”。它是友谊的高级阶段，超越物质情欲而达到的一种心灵上的契合，正如齐克宣称的：“欢乐的喧哗——无限的喜悦——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将我们结合在一起，企图用固定的公式表现它是根本行不通的。”它是世俗的观念不能理解和解释的，也难怪齐克要感慨，“没有什么差强人意的现代语汇，可以用来讨论友谊或其他高格调的相互依存关系”。作者在小说中指出，学者们否认第一百一十六首十四行诗是关于男女爱情的，强调莎士比亚写的是友谊。按照这种观点，友谊作为升华了的爱情——友情或友爱，可以使两颗真心结合，直至末日的尽头。友谊也可以解除人类孤寂的渴望，肢解的痛苦，帮助人类找到那个正合适的失去的部分，使他们得到完善。

死亡是这部小说探讨的生活本质的第三个问题。生与死紧紧相连，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自然规律。这部世纪交替之时出版的小说，是索尔·贝娄在耄耋之年创作的。也许是作者意识到人近黄昏，生命的历程快到尽头，所以死亡的话题在《拉维尔斯坦》中被反复提及，死亡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小说涉及的不仅是个体的死亡，还有集体的死亡。作为犹太人的后裔，拉维尔斯坦和齐克，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对二次大战中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遭到谋杀记忆犹新。不仅如此，“从亚洲俄国的古拉格群岛到大西洋海岸，到处都记录着毁灭，或者某种死亡蔓延的混乱状态”。他们从人性的角度指出，“犹太人曾经被提供给整个人类作为一个衡量人性邪恶的尺度”；从宗教的角度指出，“犹太人是缺乏救赎的历史见证人”。他们认为，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利，是一桩极大的罪恶，因为“你毁灭一个人的生命时，也毁灭了整个一个世界——为那个人而存在的世界”。他们希望世人记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不要让这样的人间悲剧重演。

如果说生命被暴力毁灭可以避免的话，人的生老病死却是无可改变的。齐克的两个哥哥相继去世，同龄的好友熟人也一个接一个谢世。“整个街坊变成了墓地。你认识的逝者的社区。”他承认，“在晚年，我每三个想法中，就有一个是想到死亡。”尽管如此，对于生的执着，仍然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拉维尔斯坦病中的苦苦挣扎，莫理斯·贺伯斯特的器官移植，薇拉的“人体冷冻学”，齐克与年轻妇女结婚……拉维尔斯坦生前曾多次与齐克讨论死亡的问题，询问齐克对死有什么印象，如何想像死亡，虽然齐克回答说画面将会中止，但是他内心也怀疑，是否有人相信墓地就是一切：“肉体会缩小消失，血液会干涸，但是没有一个人在他的大脑和内心深处，相信画面真的会中止。”他发现，十个人当中就有九个，包括他自己在内，期望在来世见到父母。就是像拉维尔斯坦那样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也含蓄地表示，他迟早将与齐克再会面。至于生命结束以后重归的那个神秘世界究竟如何，小说的答案是：“要想找到你停止呼吸后会发生什么事的答案，你必须买一张许可证。”

小说在语言运用上表现出索尔·贝娄的一贯特色，追求华美的辞藻，铺陈大量的形容词，句式冗长而繁复，滔滔不绝，挥洒自如。有时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语调机智幽默，让读者在认真严肃的思考中忍俊不禁。鲜明生动的比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我大致浏览了一下那篇文章，它给我的印象就像一只蚂蚁企图翻越安第斯山，有点力不从心”；“你看他笑得就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中受伤的马一样，向后仰着”。索尔·贝娄是个智慧型作家，知识广博，想像丰富，善于应用习语、行话、谐音双关，为小说增加色彩。尤其是典故和名言警句的引用，看似信手拈来，却恰到好处，匠心独运而又不露痕迹。

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和充实的过程，因而当小说译完后，我心中竟然产生了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每天与书中的人物朝夕相处，他们就像生活在我的周围一样。假如说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意图之一，是为了纪念他的好友，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对于那些了解或不了解布卢姆的读者来说，拉维尔斯坦的形象都已深深地留在了他们的心中。“实在很难相信像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已经与世长辞了。”

在结束这篇译序之前，我想在这里向所有帮助我翻译这部小说的朋友，表示深深的谢意。

首先要感谢译林出版社的施梓云先生。没有他，我不可能与这部小说结缘。衷心感谢他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对我的支持并提出中肯的意见。

还要感谢我在斯普瑞格图书馆(Sprague Lihrary)的同事们，特别是斯道克先生(NorTnan Stock)和夏皮罗先生(StevenShapiro)，以及迪斯尼环球出版集团的唐斯先生(TerryDownes)，感谢他们不厌其烦地设法帮助解答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清华大学思想与文化研究所彭刚博士在哈佛研修期间听说译林出版社准备出版此书中译本，主动要求阅读译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一并表示感谢。

我的同学兼好友休(Hugh Holden)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我和马彪曾两次驱车到他工作的位于海边的大学去，与他讨论这部小说，获益匪浅。当我通过电子邮件表示谢意时，他回复我“Bu2 Yong4 Xie4 !”当然，特别要感谢马彪——我的强大后盾，既是精神上的，又是生活上的。感谢他不辞劳苦地帮助我翻译。此书的翻译有他很大的功劳。还有我的儿子王峪，这本书的翻译是由他促成的。

胡苏晓

200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