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似乎已成为永远也谈不完的话题，尽管他逝世已近30年，尽管中国和世界都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依然时常热烈的谈论他，绕有兴趣地阅读各种各样有关他的书籍。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不管赞颂他还是反对他的人，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这种影响在30年后的今天仍处处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可以说，如果不了解毛泽东，对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很难真切了解。

本书力求把毛泽东通过革命的实践和建设的实践产生出来的思想，作为生活在一个时代的个人的思想，当作一种思想加以理解。

　　在战后的日本，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作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领袖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学界以《毛泽东选集》为基本资料对其思想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先行研究，作者特别重视毛泽东死后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以及野村浩一、李泽厚、斯图特R·施拉姆的研究。

关于研究方法，作者立志描绘出日本人眼中的毛泽东，为此设定了以下三个视角：

第一，近代中国与毛泽东的视角

第二，中国思想史与毛泽东的视角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的视角

金冲及序

前言 课题与视点

凡例

绪论 中国的近代——“救亡”与“民主”

第一部 革命者毛泽东

第一章 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五四运动(1893-1921)

第一节 “精神之个人主义”

第二节 “民众的大联合”与“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

第二章 农民的革命——国民革命和苏维埃(1921-1945)

第一节 湖南农民运动

第二节 “农村包围城市”

第三章 民族的抵抗——抗日战争(1937-1945)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绩

第二节 《实践论》与《矜持统一法则》

第三节 《论持久战》与《论新阶段》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整风运动、联合政府

第四章 人民的解放——人民解放战争(1945-1949)

第一节 从“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到自卫战争

第二节 战略进攻与土地改革

第三节 和平谈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第二部 建设者毛泽东

第一章 朝鲜战争与社会主义改选(1949-1956)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与朝鲜战争

第二节 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第二章 中苏论战与社会主义建设(1956-1966)

第一节 《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二节 反右派斗争与大跃进

第三节 调整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

第四节 中苏论战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三章 越南战争与文化大革命(1966-1976)

第一节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

第二节 开门整党与红卫兵运动

第三节 中美和解与文革体制的矛盾

结论 毛泽东 实践和思想

主要文献目录

后记

中译者后记

中译本著者后记

毛泽东于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描述了自己的幼年时代。毛泽东的父亲精明刚强，当兵、做小买卖积下资金买回了土地，成为耕种着15亩(约1公顷)田地的富农，并兼做贩运大米和猪牛的生意。他强制毛泽东从事农活，让他在私塾读书，并记账，要求他能继承家业。然而毛泽东却对此进行了反抗。另外他还谈到，他的母亲笃信神佛，并经常向穷人施舍。毛泽东深受母亲的影响，和母亲、弟弟及长工结成“统一战线”，反抗父亲的命令。当时发生了长沙饥民暴动和韶山哥老会会员反抗地主、政府等社会事件，他对穷人和造反者十分同情，这也可以看做是来自母亲的影响的延伸。对父亲和统治阶级的反抗和对母亲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其中，通过求学，他渐渐地脱离了父亲为他设定的道路。

毛泽东不喜欢私塾念的经书，但是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特别是造反的故事爱看。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之后，他想继续上学，同父亲吵了一架后，便离家出走去求学。在读了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他知道了中国面临灭亡的危机，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经世济俗意识的支配下，为“新学”(西方近代学问)所吸引，于是便到了母亲的娘家湘乡县，考入东山高等小学堂。

这个回忆直到现在也是最重要的资料。但是，不免有根据经历了苏维埃革命和大长征后的1936年当时的意识而过于修饰的嫌疑。

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后汪澍白等中国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以下当时的事实：毛泽东受母亲文七妹的娘家的影响非常大，父亲家和母亲家都有知识分子，他幼年时生活在知识氛围之中。

文家在与韶山一山之隔的湘乡县四都唐家托，耕种着50亩田外，出租50亩，并饲养着十几头耕牛，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富农大家庭。毛泽东从2岁到8岁一直都在这里度过，他和表兄弟们一起帮助干农活，不愿意回韶山。母亲的哥哥文玉钦(一作文玉清)在家开馆授徒，毛泽东经常在那里旁听。

毛泽东于1902年回到韶山，在其后总共6年里，他在韶山的6家私塾，其中包括同族毛宇居的私塾和毛麓钟的私塾，学习《三字经》和四书五经等“旧学”(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尊孔孟，读《春秋左氏传》、《史记》、《纲鉴类纂》、《日知录》，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这对他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P34-35

              金冲及

毛泽东，似乎已成为永远也谈不完的话题。尽管他逝世已近三十年，尽管中国和世界都已发生巨大变化，人们依然时常热烈地谈论他，饶有兴味地阅读各种同他有关的书籍。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不管赞颂他还是反对他的人，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实在太大，这种影响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仍处处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可以说：如果不了解毛泽东，对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许多问题都很难有真切的了解。

在研究毛泽东的著作中，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因为它是以中国人以外的另一种眼睛来观察这段历史的。他们常常从不同的视角，或者采用不同的方法，提出一些中国读者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即使你不赞成这些著作中的某些论断，它仍可以启发你作进一步的思考，深化你对问题的认识。

日本学者近藤邦康教授对毛泽东的研究，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他是一位严肃的富有学术素养的学者。我同他认识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大概在他开始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后不久，那时他是东京大学的教授。我们是同辈人。当他来中国或我去日本时，常有机会深入交谈，最初是谈章太炎(炳麟)，以后谈孙中山，后来就着重谈毛泽东。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近代思想发展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更可贵的是，在他表面上很平静、甚至有些拘谨的学者风度背后，可以感觉到他怀着一颗执着地探寻真理的热烈的心。他总是在思考，总是在追根究底地寻求找出问题的答案。这种思索和寻求，都是十分认真的。

最近，他的大作《毛泽东 革命者与建设者》中译本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近藤邦康教授从日本打来电话，嘱咐我为本书的中译本写篇序言。因为出版的时间不能耽误，我只来得及将清样匆匆地读了一遍。总的说来，我感到这确实有如作者所说，称得起“有日本特色的毛泽东研究”。由于作者本身具有的条件，这本书有着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书中用力最多的，是对毛泽东思想观点体系的剖析，并且把它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复杂背景下，放在对毛泽东产生过影响的那些先行者的细心比较中，又密切联系他的实践活动来研究。书中利用已经公布的档案、文稿和回忆资料，通过细腻的叙述，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巨大贡献和成就，注意到他“坚持以平等取代不平等的强烈的平等思想”，突出他在“救亡”(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民主”(把人民从君主统治的客体转变为革命主体)的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直陈他有过的严重失误，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

第二，作者把毛泽东的一生划分为青年时期、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历史的跨度很长，几个时期之间的差别不小，驾驭这样一个研究课题，自然十分不易。作者说道：“从一个日本人、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看，我首先被毛泽东个人吸引住，因此想抓住生活在一个时代的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他努力寻找毛泽东一生中“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又仔细研究各个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和相互关系，认真地考察毛泽东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哪些是一贯的，哪些发生了变化。书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个发展过程，写道：“在革命时期，他把‘人民’理想主义和‘实际’现实主义坚韧地结合起来。在建设时期，他虽然努力结合这两个方面，但有时出现了背离，陷入了困境，倾注力量于再结合。这是变化的。”这个论断是客观的。

这些都会给中国读者以有益的启发。当然，书中的论述并不是没有什么可以商榷之处，有些地方还明显受到中国不少档案尚未公布的限制。但作者在中译本后记中所说，希望中国读者能“以‘他山之后，可以攻玉’之精神看本书”。这种作用，我想一定是可以达到的。

2004年6月

在中国革命胜利四年后的1953年，我进入大学开始学习汉语。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的50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为从1953年到1978年的25年，那时日本与中国之间没有建交，我虽致力于日中学术交流，却一步都不曾踏上中国的大地；后半段为1978年至今的25年，这期间我共12次访问中国，混迹于中国人之间生活约达740天之久。我在这两个时期的主要研究课题也是不同的，前半段为《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抵抗》，后半段则是《日本资本主义与中国共产主义》。前半段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谭嗣同、章炳麟、李大钊，后半段则是毛泽东。在前半段，我与毛泽东生活于同一时代，曾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隔海关注毛泽东这一绝对重量级人物的言行，并惊异于自己有时会被他的言论鼓舞得精神抖擞。在后半段，我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苏联解体等社会主义的剧变而震惊的同时，阅读了已故毛泽东的著作，来追寻他的足迹。对著作的部分内容怀有同感，对部分内容又心存疑问。

本书主要致力于通过研读毛泽东著作来把握他的思想。其中反映出的毛泽东的形象，是与中国已经公开的资料及通过中国人发表的研究而能大致了解到的当时的历史相对照的。他在革命时期的思想和历史能相对较好地吻合，对其相关联系也能大体理解，但在建设时期有些地方总也无法吻合，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困难。希望随着今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和资料的进一步公开，我能够深化我的研究并进行补充修正。

毛泽东将宇宙与我一体化，树立了在最大限度地发展整体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展个体，在身体向最高处发展的同时使精神也发展到最高处的哲学。他主张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我，也即“人民”，打倒敌人——压迫者和剥削者帝国主义，从而解决敌与我的“矛盾”，实现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全人类自觉地改造自己、改造世界的“大同”即共产主义，从外部对帝国主义进行了彻底的绝对批判。

我以毛泽东的这种一以贯之的特性为基础，致力于把握毛在革命和建设中的贡献、成果及挫折、损失这两个方面。毛泽东伟大而强烈的思想控制了中国的人民大众，并转化为“物质力量”，改造了一个时代的中国和世界，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当然也必须看到，他也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和尚待解决的课题。

在这25年里，我曾向很多人谈及我的研究，并得到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

日本方面，在此诚向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会、日本现代中国学会、政治思想学会、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中苏比较研究会、比较政治研究会、全体研究研究会、月间研究会、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理论研究会、大东文化大学国际比较政治研究所研究会、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现代中国班、北海道大学、信州大学等地倾听我的研究报告并做了发言的各位先生表示谢意。

中国方面，首先感谢几乎每次都做我“担保”的单位，使我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其历任所长：已故的刘大年先生，王庆成先生、张海鹏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辽宁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曾给予我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并就课题进行了讨论，在此也表示感谢。

同时也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国防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的应邀与我进行个人面谈的学者们。

就个人而言，在日本，是我已故的老师西顺藏给予了我研究毛泽东的契机，本书写作过程中我经常与老师进行探讨。我原想如果老师能读到这本书的话，会对某些地方提出批判，对此我会一一反驳，以让他了解我的基本写作方向。既是先辈又是老师的古岛和雄先生曾就中国的农村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给予我很多指教。友人和田春树使我首次接触了“备战世界战争的国家社会主义”观点并深受影响。在此对三位先生深表谢意。

与我同辈的丁守和、李泽厚、金冲及等，以及下一辈的李君如、杨奎松、萧延中等曾与我进行过非常有益的交谈。中国共产党理论家、毛泽东问题研究家已故的廖盖隆，逄先知、龚育之、石仲泉等诸位曾与我交换过意见，使我从中吸收了很多东西。在丁守和先生的引荐下，我得以与萧克(上将)、师哲、李锐等毛泽东身边的、在中国革命中身经百战的老将们进行面谈，真的是非常难得。在此谨向上述的各位先生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中国，多年来我追寻着毛泽东的足迹，走遍了韶山、长沙、板仓(杨昌济故居)、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井冈山、瑞金、大渡河、延安、重庆、西柏坡、香山、北京、庐山等地，亲身经历了毛泽东活动过的广阔天地，使我感慨颇深。岩波书店的马场公彦先生从计划制定之初开始，多年来一直耐心地激励我、指点我、支持我，在此顺致谢意。

近藤邦康

2003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