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述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历史。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宣布改组，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发动和主导了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这是中国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场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国民党由一个缺乏群众基础的在野党，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也充分崭露头角，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本书利用大量档案文献和其他稀缺史料，对北伐战争及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第一章 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的形成
第一节 改组前的国民党
第二节 苏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早期接触
第三节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四节 国共关系的初期形态
第二章 广州国民政府与南方军政格局
第一节 黄埔军校与党军的创始
第二节 大元帅府与革命基地的奠立
第三节 国民政府成立及其初步建制
第四节 国民政府初期的财政和军事
第五节 两广统一与革命基地的巩固
第三章 北京临时执政政府与北方军政格局
第一节 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北京政变
第二节 临时执政政府成立
第三节 善后会议
第四节 国会的衰亡
第五节 国民军的崛起
第六节 军阀之间的循环混战
第四章 五卅运动与反帝高潮
第一节 反帝废约与国民会议运动
第二节 从惨案到运动
第三节 北京政府的对策
第四节 五卅运动的影响
第五节 省港大罢工
第五章 国共纷争：南方革命阵营的分化
第一节 弹劾共产党案
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
第三节 戴季陶主义
第四节 西山会议派
第五节 国民党二大与沪粤分裂
第六节 中山舰事件
第七节 整理党务案
第六章 北伐战争：北方形势与南方的胜利
第一节 北伐前夕的北方形势
第二节 国共对出师北伐的歧见
第三节 从广州到武汉
第四节 从南昌到沪宁
第五节 南北地域观念与宣传战
第七章 从迁都之争到宁汉分裂
第一节 迎汪复职运动
第二节 左派问题论争
第三节 迁都之争
第四节 南昌与武汉的对峙
第五节 “四一二”反共“清党”
第八章 南北三政权的鼎立
第一节 北京政府
第二节 武汉政府
第三节 南京政府
第九章 国共两党的组织形态
第一节 国共两党的党员构成
第二节 从“容共”到“容国”
第十章 急风骤雨：工农运动
第一节 工人运动
第二节 农民运动
第三节 工农运动的中介群体
第十一章 三大政党的“革命”观念及其政治文化
第一节 从“一党独革”到“多党竞革”
第二节 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第三节 “革命”与“反革命”
主要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共10卷，时间跨度从
1840年到1949年，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大型近代史专著
。
本丛书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等权威专
家所著，它的出版完成了几代史学家的心愿。
丛书内容客观，史料丰富，研究方法突破前人束缚
，披露了许多以前未曾揭示的内容，填补了史学研究的
诸多空白。修订版在《中国近代通史》首版经过十年的
发行后，根据新材料、吸收新成果再予修订出版，继续
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

第一章
第一节 改组前的国民党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中国社会逐渐呈现出一个两极化趋向：一方面是军阀割据混战，社会祸乱相寻，政治极度失序；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异彩纷呈，新思潮汹涌澎湃，新生力量茁壮成长。正是这样一种看似歧异的矛盾格局，蕴育和催生了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
从历史渊源而言，中国国民党乃延续兴中会（1894—1905）、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1914）和中华革命党（1914—1919）而来。自同盟会开始，国民党即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组织。胡汉民曾对同盟会时期的“疏阔简易”情形有如下一番感慨：“党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献身之精神，足令闻者兴起，而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行动。”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改组为公开的国民党，革命党人更多迷失革命宗旨，大批党员腐化变质，官僚政客群相涌入，党的革命性和组织性荡然无存，内聚力迅速消失。胡汉民描述当时的情形是：“长衫同志变成政客，武装同志变成军阀，同时军阀加入本党做武装同志，政客也加入本党做一般同志。”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很快被袁世凯分化瓦解。
孙中山每遇重大挫折时，常以“改组”“改造”党为革新之契机。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其主旨虽在讨袁，但是建立一个有强固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党，恢复民国前的革命精神，重订革命方略，开创革命新机，更是孙中山的重要考量。但孙中山在组党方式上试图树立强人威权领导，并以秘密会党的某些方式，如立誓约、按指模、讲服从、分等级等来严密约束党员，将革命党引导到一条狭隘、排他性的组织道路，引起许多党人的疑虑和抵制。一批重要党人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的实际运作效果亦距其理想甚远，其严格的组织形式妨碍了党势的扩张。加之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基地主要在海外，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相疏离。在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起的全国性反日运动中，革命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在护国之役前后，中华革命党并未能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力量。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本部移回上海。与此同时，孙中山为顾及现实环境的需要，逐步扬弃了中华革命党初期若干严格的党律，而采取较为宽松温和的组党路线，党组织又复松弛涣散。
1917年后，孙中山在广东进行护法运动，以武力向北洋军阀争正统，论者一般认为这是革命党继辛亥之后为了维护民主共和所作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奋斗。实际上，此时孙中山护法所依靠的是桂系与滇系军阀，党组织并没有发挥什么力量。当时一般人亦只知道有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相结合的势力，“革命党”本身鲜为时人所提及，表明此时革命党所显示的只有党魁个人之魅力，而少见党组织之群力。 由于“党力”不彰，与孙中山结合的西南地方军阀又并非真心拥戴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因为缺乏实力而被时人讥为无土地、无人民的“空头政府”和“超然政府”。当滇桂军阀不能容忍护法政府时，缺乏凭借的孙中山便不得不怆然离去，护法斗争宣告失败。经此失败，孙中山痛感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自叹“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由于对时局绝望，孙中山一度卜居上海，“暂不过问”实际政治，而潜心研究革命理论，继《民权初步》之后，又著《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三书合编为《建国方略》出版。孙一章中山深感统一革命党思想理论之困难，提出“知难行易”学说。
孙中山探研革命理论之时，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党改组孙中山自然不可能置之度外。翻检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有关批示、函电和演讲文稿，可知他对五四学生运动有过热烈的赞助，对新文化运动亦有敏锐的观察。爱国运动中，学生、工人、商人、妇女等民众纷纷组织起的来，发挥了巨大的政治能量，令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自叹不如。尽管一些革命党人积极参与和赞助了五四运动，但中华革命党并没有以一个政党的姿态，对这场运动发挥领导和引导作用。1923年7月《前锋》杂志有文质问国民党曰：民“国八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名字多没有提起……革命党不能，而北京大学却能做革命思想的中心，这种事实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1919年6月16日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与各省、各都会的学生会联成一个统一的组织。这是当时任何团体、政党所不曾有过的。国民党虽是一个有相当历史的政党，但其组织与党员之间的联络指挥，尚不如这个全国性学生组织完备和运作灵活。此事对孙中山刺激甚大。如何健全党的机器，如何使党与民众结合起来，这成为孙中山亟须应对的一个问题。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