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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获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一等奖。

全书内容包括儒学、道学、法学、古代诗歌、小说、散文、音韵学、戏剧、史学、训诂学等传统学术知识。内容丰富、详细，脉络清晰，理论联系实际。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传统学术的内涵及其覆盖面

 第二节 传统学术与素质教育

 第三节 对待传统学术我们走了“之”字路

 第四节 当代大学生怎样把握传统学术

第二章 中国封建社会学术界的主导思想

 第一节 儒家的开山孔丘及其《论语》《春秋》

 第二节 孔子手订《六经》是一宗历史疑案

 第三节 汉代“独尊儒术”的负面影响

(一)开利禄之途，启争端之衅

(二)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阻碍科学的发展

(三)衡量是非善恶，一以儒家为准

 第四节 儒学的演变与革新

(一)西汉的贾谊、董仲舒、刘向以阴阳家之说变革儒家

(二)东汉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以墨家的精神改造儒学

(三)魏、晋的何晏、王弼以老庄的思想解释儒学

(四)隋、唐间陆德明、颜师古、孔颖达以传统的儒学江经投业

(五)宋、明理学家多以佛学说经，而又自命儒家的正统

(六)清代的朴学大师以训诘名物发掘儒学的义理

第三章 儒家的思想宝库

 第一节 《诗经》的面面观

(一)《诗》的采集和分类

(二)《诗》的历史价值和科学分类

(三)《诗》的不同研究角度和侧面

 第二节 《尚书》的真伪与价值

(一)《尚书》的来源问题

(二)《尚书》的内容举要

(三)《尚书》的史料价值

 第三节 《厨易》的本来面目

(一)《周易》作于何人?何时?

(二)《周易》所反映的社会各层面

(三)儒家《周易》与帛书《周易>

 第四节 《三礼》的重新评价

(一)《礼运》是儒家光辉的政治理想

(二)《学记》是儒家光辉的教育思想

(三)《乐记》是儒家精辟的音乐理论

(四)《儒行》是儒家品德修养的全面总结

 第五节 《三传》的比较与价值

(一)《三传》的作者及其各自的特色

(二)《左》《国>的关系及《公》《谷》的优劣

(三)《左传》的真正价值

第四章 五千年的辉煌史

 第一节 《史》《汉》的比较

(一)《史》《汉》的作者

(二)《史》《汉》的内容及其编撰过程

(三)《史》《汉》的主导倾向及其异同

 第二节 《通鉴》的述评

(一)《通鉴》的作者及其成书的过程

(二)《通鉴》的编著目的及其史学思想

(三)《通鉴》的姊妹篇

 第三节 《三通》的创获

(一)杜佑和他的《通典》

(二)郑樵和他的《通志》

(三)马端临和他的《文献通考》

 第四节 史评、史考的代表作

(一)王鸣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

(二)钱大昕和他的《廿二史考异》

(三)赵翼和他的《廿二史札记》

 第五节 史学理论的建立

(一)刘知几和他的《史通》

(二)章 学诚和他的《文史通义》

第五章 百家争鸣的时代辉煌

 第一节 诸子争鸣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 道家的主要代表及其学说

(一)老子和他的《道德经》

(二)庄周和他的《庄子》

(三)列御寇和他的《列子》

 第三节 代表平民利益的墨家学说

(一)墨翟和他的学派

(二)墨家学说的主要内容

(三)《墨子》中保存了大量的古史资料

 第四节 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

(一)商鞅和他的《商君书》

(二)韩非和他的《韩非子》

(三)研究法家的现实意义

 第五节 虚实奇正、变化莫测的兵家

(一)孙武和他的《孙子兵法》

(二)吴起和他的《吴子》

(三)孙膑和他的《孙膑兵法》

第六章 璀璨夺目的文学画廊

 第一节 古代集部的分目与当今文学的分类

 第二节 历代诗歌述略

(一)诗的体制和流派

(二)词的体制和流派

(三)曲的体制和流派

 第三节 历代散文概说

(一)散文的主要形式

(二)散文的重要流派

 第四节 历代小说简论

(一)小说的类别

(二)小说理论的发展与建立

 第五节 历代戏剧一瞥

(一)宋、金时代的主要剧种

(二)元人杂剧的兴起

(三)元、明之际的南戏复兴

(四)传奇主盟剧坛的时代

第七章 传统学术的基本功

 第一节 文字学启蒙

(一)“六书”简说

(二)我国文字的演变过程

(三)研究文字的重要书籍

 第二节 训诂学发凡

(一)训诂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方法

(二)训诂学中的常用术语

(三)训诂学发展史上的两座丰碑

 第三节 音韵学基础

(一)音韵学的三大系统

(二)古音韵学的名词释义

(三)音韵学在诗、词、曲中的应用

第八章 传统学术的指南针

 第一节 目录学常识

(一)我国书籍演进的轨迹

(二)我国图书分类的演进概况

(三)我国目录学理论的重大发展

 第二节 校勘学浅谈

(一)校勘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二)校勘的基本条件和主要对象

(三)校勘的常用方法和辨伪的基本准则

 第三节 版本学初步

(一)书本的演进史

(二)善本的标准和鉴别的方法

(三)历代版本的主要特点

(一)孙武和他的《孙子兵法》  

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博兴)人。因齐国发生内乱，避乱到了吴国。以兵法13篇，见赏于吴王阖间。其时阑间雄心勃勃，准备大举伐楚，乃用以为将。在他为将期间，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他的生平事迹，没有留下什么史料，我们知之甚少，只有“演练宫女”的做事流传众口。据说吴王阖闾出宫中美女180人，让孙武在殿前“小试勒兵”，孙武将其分为2队，以王之宠姬2人分任队长，皆令持戟。孙武令之日：“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约束既布，乃设铁钺，然后三令五申，要求她们严格执行训令，于是击鼓发令，要求她们向右

P211看，妇人听了大笑。孙武又三令五申，击鼓发令，要求她们向左看，宫女又大笑。于是孙武要按照军令，下令斩杀左右队长，吴王使人向孙武求情，孙武断然拒绝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于是斩了吴王的两个爱姬，也就是他任命的左右队长。从此以后，在训练场上，“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孙武于是对吴王说：“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明孙武不仅是卓越的军事理论家，而且是非常杰出的军事指挥员。

《孙子兵法》，简称《孙子》，是我国最早的军事学专著，被人们称之为“兵学圣典”。它一共13篇，包括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全面总结了春秋时代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一些著名的军事学命题，揭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规律，所以曹操在<孙子序>中赞叹说：“孙武所著深矣”，李贽在《孙子参同》中也惊叹他的军事理论是“至圣至神”的。下面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它的深远意义：

(1)孙武的战争观

孙武认为战争是关系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应该摆在最优先的位置来加以考虑。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他认为对于战争，决不能存任何侥幸心理，即使某个时期和平的力量大于战争的力量，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所以要“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他还认为战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因此他主张战争应该与政治攻势、外交攻势同时进行，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他把“伐谋”“伐交”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而把“伐兵”“攻城”放在次要的位置，甚至是“不得已”的下策。这就是他在《谋攻》中所强调指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他还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实际上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从而明确指出“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这就决定了他采取“以全争于天下”的宏观战略思想。什么才谈得上“全”呢?那就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始计》)这七个方面都没有问题，才能操“全胜之券”。孙武的战争观是极其辩证的科学的，至今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2)孙武的战略原则

孙武明确地指出：“兵者，诡道也。”(《始计》)“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争》)“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兵势》)所谓“诡”，所谓“诈”，所谓“奇”，指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上见<始计》)就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以上见<军形》)就是“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兵势》)就是“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虚实》)就是要“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九变》)就是要“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率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九地》)但不管如何“示形”于敌，如何设法调动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都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所以他一则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谋攻》)再则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地形》)只有了解自己的弱点和强点，熟悉敌人的长处和短处，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使敌人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所谓“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就是既“知彼”，又“知己”，才能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对策。在“倍则分之”的战略原则中，孙武还作了进一步的精辟分析。“分”就是分散敌人的兵力，形成自己的拳头，所谓“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如何才能使“敌分为十”呢?就是要使敌人“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虚实》)他还认为决定战争的胜负，在于“兵气”“兵心”和“兵力”。要使我的士气昂扬，就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要使我的“兵心”划一，就要“以治待乱，以静待哗”；要使我的“兵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就要“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但不要为胜利冲昏头脑，轻敌冒进，而要坚持“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缺，穷寇勿迫”(以上并见《虚实》)的原则。总之，“知彼”就是“察敌之情，审敌之势”；“知己”就是要“知吾卒之可以击与不可以击”，“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地形》)

(3)孙武的其他重要军事命题  

孙武总是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军事命题。如掌握战争的主动权问题，“致人而不致于人”，要“因敌而制胜”，“应变于无穷”，“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总之，要想方设法，使敌人不得不陷入我的圈套之中。又如“兵贵神速”的原则。他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作战》)他说：“带甲十万，千里馈粮”，一日而费千金，怎么能旷日持久呢?再如爱护士兵的思想。他说：“视卒如婴儿”，“如爱子”，才能使之“赴深豁”，使之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地形》)因此他主张对士卒要恩威兼施，文武并用。他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行军》)最后是用间谍的问题。为了了解敌情，如守将及其左右近侍的姓名、性格、爱好等等的情况，就必须使用间谍。他认为“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因此，在三军内部，“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如果“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在两千多年以前，孙武就认识到间谍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如此其大，因而提出要亲信，要厚赏，要严格的保密，要从严惩办泄密的人员，确实不愧为“兵家之祖”。(宋·黄震《读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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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冷落了近半个世纪的国学，忽然悄悄地热了起来，台湾三民书局的新书目录上，赫然有《国学精要》《国学导读》之类的新著，而且在“国学语文系列丛书”中，重印了潘重规的《中国文字学》《中国声韵学》以及吴孟复的《训诂学通论》；内陆的一些巨型学术刊物上，也出现了《国学三题》以及传统学术新探、国学大师评介之类的论文。一股研究国学的热风，似乎已起于青颇之末，快要吹皱一池春水了，这自然是值得击碎唾壶、舞偏秋月的快事。但说它被冷落了近半个世纪，似乎也不完全符合事实，记得80年代初，教育部曾经强调古典文学研究生必须修一门国学基础的课程，其中要包含文字、音韵、训诂、目录、校勘、考据等方面的内容，否则不能毕业，这就吹响了重视国学，弘扬国学的号角，可惜上面的号召，下面不是如响斯应，而是无以应命。我曾经有幸代表浙南出席由李一氓、周林、彭佩云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第一次古籍整理工作会议，会议专门留出一天的时间，交流培养研究生的工作经验，程千帆先生在会上作了一个既谦逊又诙谐的发言，他说南京大学没有人肯为研究生开出国学基础课程，推来推去，还是要他披挂上马去抵挡一阵子，要搞唐宋文学的去开包罗万象的国学，就好比唐昭宗要“歇后郑五”去做宰相，既“笑杀天下人”，“天下事亦可知矣”。(见新、旧《唐书·郑綮传》)当然，千帆先生学富五车，自然是游刃有余的。但全国许多高等学校确实为开不出这门课程而犯愁，老友湖北大学中文系主任李悔吾教授知道我在湘潭大学开了这门课，而且写了一个提纲式的讲稿，便和我商量要把这个提纲交湖北大学教材科作为内部教材发行，我因为这个提纲既不成熟，又不成文，怕“笑杀了天下人”而婉言谢绝了。说明建国以后，人们忙于接受新知识，急于脱胎换骨，不得不把过去熟悉的东西束之高阁，要重新捡了起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建国后新培养出来的学术尖子，又因为体制的变革，课程设置，很少染指于国学者，于是国学便成了“绝学”。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教育部也只好鸣金收兵，不再强调要开这门课了。

那么，我为什么不怕“笑杀天下人”，而要强为“歇后郑五”之所难呢?一来我当时是系主任，是古典文学研究生导师，我不当冯妇，谁当冯妇?我不上十字架，谁上十字架?实逼处此，非所愿也。二来我有所恃而不恐，少习诗书，长研文史，音韵训诂，略窥门径；目录校勘，亦粗识皮毛。记得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李祜曾夸奖我说：“你的童子功很扎实，将来在学术上的发展，一定比我们好。”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溢美之辞，不想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文系打响了一场大批“童子功”的战役，明批李祜，意在沛公，我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呜呼，人事沧桑，时移势易，李公已矣，尚何言哉!然过旧居而兴感，闻鸣笛而怆怀，每念旧游，不胜凄然。

在撰写这部书稿的过程中，我不时想起负笈国立师范学院时，习《论》《孟》《诗》《书》《易》《礼》于马宗霍、骆鸿凯、陈天倪诸大师，学《老》《庄》《荀》《韩》《淮南》于吴则虞先生，马氏之《文字学发凡》，骆氏之《音韵学》《训诂学》以及张舜徽、吴则虞、彭铎之目录、校勘、考据之学，并皆一时之选，发凡起例，穷源竟委，新义迭出，妙趣横生，真有如坐春风之感。润物无声，启蒙有术，予因得以略窥“章黄学派”治学之门径。其后又从方步瀛先生习元明清文学，致力于戏曲、小说之研究，因而尽读王国维、吴梅先生之有关论著，从而使予得以驰骋于古典文学之广大领域。日月不居，忽忽40余年，对我传道、授业、解惑的诸老，均已相继归道山，其人虽远，其书犹存，耳提面命之情状，谈经说史之笑貌，及今思之，恍惚如昨。惜我椎鲁无似，不能张皇诸老之学，每一念及，心如悬旌，深愧将来无以见诸老于地下。这部关于传统学术的论著，多系诸老口耳相传的知识，谨以此纪念诸老，藉以寄托“山颓木坏”的哀思。

《领略传统学术的魅力》一书，既是在旧讲稿提纲的基础上补充扩展而成的，免不了要利用前哲的资料，时贤的成果，这里未及一一注明，非敢掠美，实以当时疏于记载，时过境迁，已难稽考。然其框架之构建，体例之拟订，观点之提炼，语言之表述，率皆出自心裁，略无依傍。其中不少的章节，或踵事而增华，或标新以立异，自以为是靓前人靓而未全之秘，发前人发而未至之论。如第二章第三节的《汉代“独尊儒术”的负面影响》、第四节的《儒学的演变与革新》之类，就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据韵，。非率尔操觚者咄嘈之间可以办到的。为了引起读者对此书的针砭，我想把撰写它时的一些粗浅的见解作一个概括：一是此书作为张楚廷教授主编的“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丛书的一种，自当以“素质教育”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全书。对于文化遗产之珍品，历代哲匠之业绩，无不从提高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出发，在论述过程中，通过具体的人和事，培养读者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使其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在获得传统学术知识的同时，全面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二是此书虽然讲的是传统学术，但一定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不仅立场、观点、方法要符合时代的精神，而且在学术思潮方面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如在论述《百家争鸣的时代辉煌》一章中，因为学术界对于“三玄”(《易》《老》《庄》)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热潮，其中固然不少真知灼见，亦间有邪说{皮辞，甚至有藉以蛊惑人心、煽动迷信的，故特明《老》《庄》之义，言“道家”之本。又因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需要勤俭建国，艰苦奋斗，讲道德，守纪律，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全面推向21世纪，故大讲“墨家”“摩顶放踵、胼手胝足”的奉献精神；“粝梁之食、藜霍之羹”的艰苦生活；“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铁的纪律。我们正在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法治的社会主义强国，强调以法治国、以法纠风、以法规范全国人民的行为准则，故揭举“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平等精神，宣扬他们的“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大公无私的法治思想。他们一再强调“法明则官无邪，法平则吏无奸”，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故能令行禁止，道不拾遗。“兵家”的论著，是我国人民智慧的化身，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许多国家都在组织力量，对我国的《孙子兵法》进行深入的研究，甚至商场的竞争，体坛的竞技，都想从中得到启发，取得走向胜利的金钥匙，故详细论述了他们的战争观、战略观，及其所以能够“发布号令而人乐用，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的原因。这就涂上了时代的色彩。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了。三是在论述过程中，既重视理论的建树，更重视科学的实践。例如在第四章(五千年的辉煌史>中，专门辟了“史学理论的建立”一节；在第八章《传统学术的指南针》中，又写了“我国目录学理论的重大发展”。但更倾注全力、不惜笔墨，以较大的篇幅写了在治学实践中如何运用这些基本知识的问题，如在第七章《传统学术的基本功》中，写了“训诂学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方法”，“音韵学在诗、词、曲中的应用”；在第八章中又写了“校勘的常用方法和辨伪的基本准则”以及“历代版本的主要特点”，以方便学者在运用这些基本知识时，更加容易把握和操作。四是此书在写法上，采用了史迁的“前后互见、此详彼略”的原则，也运用了章学诚提出的“重复互注”的方法。他说：“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如本书论述的刘向、刘歆父子，既是目录学的开山，又是校勘学的鼻祖；郑樵和章学诚，既是史学的理论权威，又是校雠学的理论创建者，非互见重注，无以免挂漏之失，无以探学术之源，故刘向父子既见于第八章之《目录学常识》，又见于同一章的<校勘学浅谈>；郑氏、章氏则分别见于第四章的《<三通>的创获》和《章学诚和他的<文史通义>》，又见于第八章的《校勘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虽论述有偏重，而文字难免重复。这是必须加以说明的。又此书有别于文学史，重在知识的传授，故在第六章(璀璨夺目的文学画廊》中，只谈体制和流派，不谈作家的生平及其师承关系，不谈作品的内容及其艺术特点。这也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1997年11月  羊春秋于湘潭大学之迎旭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