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界前半叶，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里程上，曾经凸现出声势壮阔的“浙江潮”的文学奇观。这就是始自东海之滨，钱江两岸，蔓延至全国，乃至走向世界，占据中国新文学各路要津的“浙军”。本书带我们重温新文学“浙江潮”的经验，从前辈作家走过的“光荣的荆棘路”中探求之行来体会那个年代的真切、纯然、以及辉煌。

引论………………………………………………………………(1)

上篇 思潮论

第一章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面海中国”的地域

文化冲击波

 一 “小传统”积淀引发的新文学内源性自觉……………(4)

 二 “面海的中国”：外向拓展意识推动文学新潮………(12)

 三两浙文化传统的现代延续之于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19)

 四两浙文风：文化传承与新文学生成观照…………………(30)

第二章 “浙江潮”引领中国新文学运动

 一主导五四文学新潮…………………………………………(36)

 二引领“30年代文学”潮流…………………………………(53)

 三在战时文学中的独特地位…………………………………(67)

第三章新文学建设中“浙军”的中坚作用

 一新文学社团的担纲组建之功………………………………(97)

 二新文学文体的探索创造价值………………………………(115)

 三新文学诸种流派的领衔地位………………………………(137)

第四章 。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思潮

 一现实主义：挺立潮头与持续推进…………………………(168)

 二浪漫主义：推动浪漫文学思潮的大本营…………………(195)

 三现代主义：文学新潮的拓荒与探寻………………………(207)

下篇创作论

第五章浙江小说家与中国现代小说潮

 一现代性：小说理念的变革…………………………………(223)

 二浙江现代小说潮的整体价值………………………………(229)

 三现代小说流派的多元创造…………………………………(247)

第六章 “浙江潮”与中国新诗潮

 一确立现代意识的诗学观念…………………………………(268)

 二 “浙江潮”作为中国新诗潮的缩影……………………(285)

 三中国新诗理论的开拓者之功………………………………(318)

第七章中国现代散文的创新与浙江散文家的贡献

 一 “散文大国”中的一方沃土……………………………(329)

 二现代散文：开拓和改造之功………………………………(346)

 三周氏兄弟对两种现代散文风格的奠基意义………………(363)

 四浙江现代散文家的流派开创价值…………………………(386)

第八章中国现代戏剧建构中。浙军”的建树

 一戏剧认知：确立文学“正宗”地位………………………(405)

 二改造和建设：戏剧理论建树………………………………(417)

 三戏剧文学创作的创造性成就………………………………(443)

 四戏剧的拓展：与电影联姻…………………………………(459)

后记………………………………………………………………(470)

二、鲁迅反封建的现代启蒙精神 

戏剧作为最适合启蒙宣传的一种文体，历来为启蒙思想所重视，西方著名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狄德罗、伏尔泰等都曾专致力于戏剧创作。五四新文学在启蒙思想潮流中孕生，戏剧有赖于此而得到顺畅发展。这当中，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大力颤居功至伟，而其最突出者当推来自具有浓烈反封建启蒙意识小传统”地域的作家，鲁迅堪称宣传启蒙思想的典范。浙江久不熄的启蒙文化传统，是新文学“浙江潮”涌动的内驱力之人王阳明心学始，经由黄宗羲、龚自珍，再到“梨洲以后一天的宋恕，直至近代的章太炎，两浙的启蒙意识可谓不绝如缕。直接影响着从这块“小传统”地域走出的新文学先驱者。作为卜纪中国的“民族魂”和新文学运动的最伟大的旗手，鲁迅以烈的启蒙意识在小说创作中发出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声呐喊。其用启蒙精神观照文学，当然不会只是关注小说，适宜于宣传启蒙的戏剧文学必定也在他的艺术视线之内。尽管在新文学初起他没有用力于戏剧文学创作，但他对戏剧的体认和改革的论述，包括从传统的旧戏走向开新声的现代戏剧，树立戏剧的正宗地位等，都体现了鲜明的现代启蒙精神，为中国戏剧理念的更新和创建新戏剧廓清了道路。

鲁迅是从戏剧对人生的意义上肯定戏剧应具有的巨大潜力和价值的。这首先是对传统戏剧观的批判。封建传统文学视戏曲为下品，看成是供人赏玩、消遣的玩意，戏剧作品也充斥着许多封建性的东西，尤其是惯于制造“大团圆”氛围，造就国民的麻木灵魂。对此鲁迅深恶痛绝，把这种看成是有害国民灵魂的“瞒”与“骗”的文学。“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①由从对旧剧的观照，提升为对中国人积淀甚深的“大团圆”思维模式的批判，这不能不说是鲁迅思想的深刻之处。与此相关联，则是他对现代戏剧审美价值的关注，对悲剧意义的肯定翔提倡。他认为中国“真的新文艺”要打破国人在“瞒”与“骗”的“大泽”中生存的旧习必须要有一种敢于破坏一切、与传统作斗争的悲剧精神。中国人自古缺乏悲剧精神，凡事以求圆满，“大抵患着一种‘十景病”，而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②，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固然包含着人的生命，但人的生命的真正价值，是对有意义的人生的执著追求，是不向苦难和厄运低头的自我超越与人性升华。他强调的悲剧对“十景病”的“破坏性”，就是指那种敢于直面鲜血淋漓的现实而不妥协、苟且的悲剧精神。重视和强调包括戏剧在内的文艺的悲剧效应，旨在促进人的精神自觉，及早从蒙昧状态中走出，显然包含着鲜明的启蒙内涵。

为了使戏剧真正肩负启迪民智、鼓动民族革命的历史使命，鲁迅广泛吸收西方文化，注重戏剧推动社会进步意义的功利因素。这充分体现在对西方写实主义大师易卜生的介绍和支持“新青年”派对“易卜生主义”戏剧的推广上。早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他就对易卜生及其剧作《民敌》加以评述。他赞赏易卜生的有两方面：一是他愤恨资本主义社会世俗道德的虚伪，反对资产阶级假托民主平等之名，实际玷污人的个性尊严；二是主张少数强有力的高尚的人，坚持真理，以个人精神的自觉同媚俗的社会对抗。这一些都是同启蒙话题有关的。五四时期，以易卜生为代表的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即所谓写实派)作家的剧作虽名之为“社会问题剧”，但考其主要内涵是在唤起人性的自觉。易卜生对家庭、社会中种种束缚人的个性的陈腐、虚伪的道德、法律、宗教的暴露和批判，对“独立的人格”和社会责任感的呼唤，必然会引起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共鸣，这些作品事实上已成为摆脱封建意识、实现思想启蒙的有效武器。一鲁迅从思想启蒙要求出发，把现代戏剧看作是最能直接表现生活的艺术，遂有积极倡导“易卜生主义”之举。他认为那时的绍介者有感于易卜生“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他们的“意气是壮盛的”，所以当后来新文化运动分化，有的人与旧势力妥协时，他仍“为追怀(易卜生)这曾经震动一时的巨人起见”，在自己编的<奔流》上再度介绍了这位现实主义戏剧大师苦①一对于“易卜生主义”戏剧的自始至终的关注，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看出鲁迅以一位超凡的思想启蒙家的眼光注重戏剧为人生的意义，鲁迅卓绝的现代启蒙精神还在他以世界开阔的眼光引进吸纳一些具有不同风格的戏剧作品。他非常欣赏俄国象征派戏剧家安特列夫，曾在多文中提及介绍，并将象征主义的艺术风格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他收在<野草》中的名篇《过客》，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是象征剧的有益尝试。对于表现主义剧作，鲁迅也予以关注。1922年翻译日本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就是明显受到表现主义影响的以反战为主题的剧本。这些都将为中国现代戏剧的成熟提供有益的借鉴。

P412-415

中国新文学“浙江潮”研究，是我与我的同事近年来投入较多精力的研究课题。我们曾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一文学现象，撰著过《现代浙籍作家论丛》(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又承担了浙江省“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浙江20世纪文学史》撰写，这部史著已于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我们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浙籍作家研究和浙江20世纪文学发展历史描述，是重在对“浙江文学”自身的探究，事实上作为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浙江潮”文学现象，其意义是源于地域又远远超越于地域的，它对整个中国20世纪文学的生成、走向都极具观照意义，因而由“浙江潮”及于整体文学研究，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中总结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应该说是颇有意义的。基于此，我们便有了将“浙江潮”文学现象研究作外部延伸与拓展的研究计划。当2001年浙江省“十五”社科规划启动时，我们就申报了“‘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研究课题，此课题仍被列为本期社科规划的首批重点课题。本书的写作，就是对课题研究计划的实施，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研究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体在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大背景上形成，又给中国新文学建设以整体性推动。全书分“思潮论”与“创作论”两块，分别从文学思潮现象和文学创作实践两大部分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意在尽可能总结较为完善的经验。书稿的写作思路大体上按此构想行进。自然，限于学识与理论水平的欠缺，本书对整体文学的把握仍不尽如人意，留下不少缺憾，敬请识者批评指正。

作为本课题的主持人，我深感要完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研究课题，既要承担责任，又要付出艰辛，的确是很累很累的。因此在本书脱稿以后，我依旧有以往书稿写作中的那种精疲力竭之感，同时也有书稿完成以后的如释重负之快。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课题组成员王侃、景秀明两位的真诚合作，他们耗费相当精力从事课题研究和书稿写作，正是由于他们的加盟，才使课题得以如期完成。他们两位都曾是我的学生，如今在同一个研究所、教研室共事，我同他们既有师生之情，也有朋友之谊，这部书稿的问世，当成为我们之间深厚情谊的一个记录、一份纪念。

参加本书写作的还有几位我指导的在读硕士生。在多年的研究生指导实践中，我深深感到，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光是课程教学、指导读书之类是不够的，还应有更多研究实践的锻炼。其中在导师的指导下适当参与某些课题研究，应当是可行的。这样做，导师的负担是加重了，但就培养合格研究生而言是有益的。参加本书初稿写作的研究生是朱利民、马嘉、洪晨焰、赵瑞，他们以能参与课题研究为荣，以认真的姿态投入部分初稿撰写，取得了明显收效。尽管他们还缺少学术积累，写作过程很苦，我统稿时也很累，有的几乎是推倒重来，但他们毕竟经受了一次有意义的研究实践，在一遍又一遍的改稿过程中体验到了做学问的滋味与艰辛，相信他们以此为起点，必将更钟爱自己选定的文学研究事业，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有更大的发展。 

本课题的立项与完成、书稿的出版，得到省社科规划办和文，化艺术出版社的支持，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关爱、支持本书写作、出版的领导和朋友们表达衷心谢忱。

                    王嘉良

                    2004年3月20日 

                    于浙江师大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