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指控出卖法国陆军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裁定其叛国罪名成立，判以终身苦役并流放外岛。事后虽经证实纯属诬告，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而拒绝改判，引起左拉等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抗议，并演变为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运动。这就是法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事件”。书中大量引用当时的文件、档案、书信与报纸，让读者重回历史现场，近距离感受19世纪末法国的社会思潮。

1894年，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指控出卖法国陆军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裁定其叛国罪名成立，判以终身苦役并流放外岛。事后虽经证实纯属诬告，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而拒绝改判，引起左拉等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抗议，并演变为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运动。这就是法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事件”。

前 言

时代背景

逮 捕

审判与流放

叛国与阴谋

我控诉

高等法庭

世界博览会

回响与历史遗产

附录(一)

附录(二)

参考书目

德雷福斯的名字既已被公开，露西就不顾帕蒂的命令，联络丈夫在阿尔萨斯的家人，召集了第一批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人。其后五年，较德雷福斯年长两岁的哥哥马蒂厄(Mathieu Dreyfus)投入到拯救弟弟的运动中。这位哥哥自幼便是阿尔弗雷德的保护者，他和上尉一样热心爱国，但是没有弟弟那种超然耿直的仪态。他的手腕圆滑而富魅力，能应付性格刚强、意见不同的人，并把他们引入自己的阵营。正如某位历史学家所说：“拯救德雷福斯的阵营能成立，大部分有赖于马蒂厄的勇气与忘我的精神。”他的角色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这起事件根本无法继续”。即使因他在“犹太联盟”(Jewish Syndicate)的领导地位而受到敌人讥讽，他们还是敬重他的诚实与魄力，认为他是一位“可钦可佩的兄长”。

虽然如此，仍有不少人批评他，而且还不只是反犹太主义者。马蒂厄阵营内的激烈分子设法动摇他对政府权威、秩序与法治的尊重，一如自己的弟弟，马蒂厄深信现代法国政府开明的传统与卓越的司法制度。虽然对犹太主义没有兴趣，他仍然遵循犹太拉比康恩所说的“以宗教热诚尊重法律”。这种态度使得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企图把这件事扩大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革命。犹太复国主义者及犹太民族主义者大力协助争取德雷福斯的释放，但马蒂厄的信念也把他和这些人的关系搞得不太愉快。

可是，这些冲突大部分都在事件的后期发生，尤其是当盟友云集、拯救德雷福斯的运动渐渐成形时。1894年最后几个星期和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种“死寂的沉默笼罩着”德雷福斯家。从米卢斯抵达巴黎时，马蒂厄听到报贩大叫德雷福斯被捕的头条；与帕蒂会晤时，只得悉不利于上尉的“恐怖”指控。帕蒂不许他与弟弟会面，同时语无伦次地形容他弟弟是一头“玩女人、过着双重生活的怪兽”。马蒂厄听到之后大为震惊，他认为这名军队首席审问官已经发狂。他说：“得知弟弟在这种人手中，我相当害怕。”

德雷福斯和哈达玛两家人不惜投入他们的财富，尽力使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获得释放并恢复家族声誉。他们设法找一位好律师，首选是瓦尔德克·鲁索(Rene Waldeck-Rousseau)，这名日后成为法国总理的律师只接民事案件，因此推荐了一位知名的刑事律师德芒热(Edgar Demange)，其诉讼记录及经验对一个被控叛国的犹太人来说尤其有利。德莫雷斯与马耶尔上尉决斗后，他担任德莫雷斯的辩护律师。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法国陆军的大力支持者；可是，他同时也是技艺高超的专业人士，一点反犹太的痕迹都没有。他同意接受德雷福斯的案子，但警告说：看过军事法庭的档案后，若对德雷福斯的清白有所怀疑，他便拒绝为德雷福斯辩护。然后他告诫道：“民众……将会做出结论，认为被告是有罪的。他的罪过将难以补偿。”马蒂厄同意了这些条件。

1894年12月3日，多尔梅切维利军检宫递交了审问报告，翌日军方当局宣布，德雷福斯的军事法庭将于12月19日开庭。现在德芒热首次可以见到当事人，并审阅军方的档案。他获悉除了贝帝荣及法国银行专家戈贝尔(Alfred Gobert)所做的笔迹分析之外，另有三位专家也提出了他们的判断；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也不肯定。除了笔迹问题之外，军方的档案还涉及其他数据。德芒热看了之后大为震惊，立即将档案的内容告诉被告的妻子和哥哥。

P34-35

1899年的夏天，一名英国记者在环顾全球之余，决定把焦点放在一名法国犹太人身上，他认为这名被误判叛国罪的犹太炮兵团军官是当年“世界上最有名的人”。有这种看法的并不止这名记者，一名法国作家便说，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上尉“人所共知，是……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此外，19世纪末正值出版业蓬勃发展之际，出版刊物数目之多，前所未见，这些刊物创造了德雷福斯的声誉，并且尽量利用紧张的局势在人们激动的情绪上火上加油。然而，有关德雷福斯的军事法庭审讯、公开拔阶、永逐魔鬼岛、恶名昭彰的重审等消息，是依靠古老的网络传播的；小贩、神父、犹太教士和流动农工把消息带到村子、农庄及少数民族聚居处。1900年后，当“事件”已从头条新闻淡出之后，德雷福斯的名字仍不时发出回响。一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描写得淋漓尽致的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YevgenyYevtushenko)回想起那名成为受苦与生还象征的军官时写道：“我想象我是德雷福斯，身系囹圄，如在陷阱，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受尽唾骂诋毁。衣衫华丽的贵妇尖声喊叫，用阳伞戳我的脸。”

这本记录史旨在介绍德雷福斯事件的始末及其历史遗产，时间涵盖自1894年德雷福斯上尉被逮捕至左拉(Emite Zola)对法国陆军提出严厉控告《我控诉》(J'Accuse)的百年纪念1998年为止。英国史学家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ey)说：“有意义的题目永谈不尽。”这起事件证明了这个观点。事件的参考书已超过一千两百种，此外还有电影、戏剧、诗以及一出三部曲歌剧。有了这些庞大的参考资源，在取材方面，这本简洁的记录史是有其特别价值的。这本书可作为学生课外读本，它收录了少为人知却包含重要数据的文件。它依照事情发生的顺序，概述一百年来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问题与争论。

德雷福斯事件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对抗，个人与国家、文人政府与军方当局、议会政治与群众政治、对一般人性的信念(不论是宗教的或俗世的)与现代种族主义。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研究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指出，反犹太主义的崛起是19世纪后期法国的一种政治武装，并且认为德雷福斯事件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上演的一出剧目的彩排”。最近，评论家斯坦纳(George Steiner)则界定此事件为“国家、种族、宗教接受它们现有冲击的第一刹那”。

然而，历史不只是乍现与象征，而是有关人们身处之时与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德雷福斯事件确实是法国第三共和历史中的一起重要事件，同时也是1789年大革命导致的内战一百年后仍得不到解决的明证。无论是支持或反对德雷福斯的公民，都以同样的热忱为了一个共同目的——法国的光荣——而相互攻讦。他们并非对爱国持有不同观点，而是对国家的过去与应有的本质、对检验归属认同的看法意见分歧。对德雷福斯阵营(即支持德雷福斯无罪者)来说，军队与教会代表的是现代及世俗国家中的反动堡垒；对反德雷福斯阵营来说，他们自身就有如国家处于社会动荡及内忧外患之际的安定要塞。当德雷福斯阵营把“质疑之责”放在“服从之责”之上时，反对者则敬重既有的秩序，并保护被丑闻削弱的军方。楚河汉界经常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内战——即使是较不血腥的——就不是如此了，而这起事件则打破了每一条成规。不是所有的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都反对德雷福斯，也不是所有的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反神职人士都站在德雷福斯这边。有勇气、有所惧、有才能、有野心、不宽容及有善意的男男女女组成了双方阵营，有些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启蒙的阳光乍现，另一些人则视之为混乱的长夜，然而大家都引用它来为自己的使命辩护。

事件的催化作用非常深远。奥地利记者赫策尔(Theodor Herzl)在尚未目睹上尉被公开拔阶前，就已想象以色列以自治的形式重生；但是当群众在人权的摇篮里大叫“犹太人该死”时，赫策尔的犹太复国主义随即成形。虽然不少法国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已接受了议会体制，但是这起事件改变了他们不参与资产阶级政权的纲领，并且送了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进入第三共和的内阁。自1789年以来，政教分离已被列入国家议程，并且被德雷福斯阵营视为对抗反动过往的战斗，最后终于在事件的直接影响下成为法律。若说法国知识分子一向为社会正义而奋斗，那么德雷福斯的案件表明他们已变成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大批作家、艺术家、教授等离开象牙塔，以请愿书为武器，加入了事件的先锋部队。

最后，德雷福斯案无法摆脱与新闻、政治漫画及电影史的联系。1899年，第一部系列电影(为时15分钟，算是最长的)在巴黎一间摄影室内的绘画背景前拍摄。从反犹太主义的滑稽漫画，到过分奉承德雷福斯阵营战士的描绘，数以千计原为传统艺术的石版画、素描、木刻及油画当时则具现代用途；不过，双方都将主力放在印刷上。一代以前的教育改革培养出更多识字的人，因而为双方提供了大量读者，他们同时接收消息与煽动。学者正在辩论新闻界究竟是历史的“制造者”抑或“产品”，但无疑地，19世纪末的记者改良了辩论法，使它成为一种“攻击艺术”，这种艺术协助谴责德雷福斯，同时协助拯救德雷福斯。当年不少人——包括极负盛名的小说家左拉——把德雷福斯案和一出马拉松戏剧相比，这出戏剧有许多幕、无数个中场休息，但永不落幕。在这些引人人胜、充满磨擦的永恒教训中，德雷福斯上尉的一位早期盟友说出最重要的一点：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