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最早关于传统国家在防备和救济饥荒方面的作用的后传统分析的著作。作者以1743-1744年直隶救灾为实例，瞻前顾后，研究了国家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成效，所论延及官僚制度与管理、国家财政、地方社会、粮食安全、商业与市场、乡村经济和生活等等，观点敏锐，视野广阔，书中所引用的史料新奇有趣，对于理解前现代中国国家的运作提供了重要帮助。

关于明清时期的国家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否定观点占据学界主流。本书作者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以救荒为中心，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本书以1743-1744年直隶救灾为实例，瞻前顾后，研究了国家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成效，所论延及官僚制度与管理、国家财政、地方社会、粮食安全、商业与市场、乡村经济和生活，等等，视野广阔。作者所提出的18世纪国家所具有的积极精神，在管理经济方面的高度组织能力、权威性和效率性，已为学界所肯定，由此也证明了本书的开创性学术地位。

前言

中文版序

导论

第一部分 有关中国饥荒的记录

一 对自然灾害的初步考察

二 流民问题

三 社会动荡

四 饥荒与地主制

第二部分 国家干预

五 官僚组织问题

六 勘灾

七 赈济

八 供给：1743--1744年的实例

九 价格调控

十 加强与恢复生产

第三部分 要点与结论

十一 引论

十二 国家经济措施的演变

十三 赈灾的地理分布

十四 要点和结语

附录A 粮食发放的地区分布(A．1--A．10)，直隶，1743--1744

附录B 背景资料

注释

参考书目

表格索引

地图索引

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在发生生存危机时的许多现象与其他国家在同样情况下出现的现象是相似的。然而，只要面临饥饿，或仅仅是担心会遭受饥饿，人们即随时准备外逃，这可能是中国在危机状况下最独特的场面。

在考虑人口迁移问题时，首先应区分两种模式(或类型)：即持久地影响着移居模式的人口运动与我们这里所考察的与危机相关的人口移动，后者通常是暂时l生的。但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有时，一种生存危机会暂时加速正常情况下速度很慢、只有经过中长期才能显露出来的人口“结构性”迁移运动。这种长时期的人口迁移运动通常会导致人们从人口稠密地区向那些新开垦地区或经历了天灾人祸后正在重建的地区转移，其中一些迁移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移居模式。人口迁移的动机或是来自于移出地区(如中国北方当游牧人口增加造成巨大压力的一些时期)，或是来自于移入地区。后者的一个很好例证即长江中游(湖北、湖南)的冲积平原地区，明清战乱后水利工程的重建，成为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前期人口向这里迁移的强大吸引力，移入的人口有时来自相当遥远的地区。这一时期另一个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地区是四川。可以推测，每当人口输出地区经历严重的生存危机时，就会形成移民潮，并继续遵循同样的移动路线。

然而，总的来说，到18世纪中期，中国国内人口的分布已具有一定稳定性，至少在平原及三角洲地区是这样。那种长期的、不可逆的人口迁移趋势把人们引向边缘地区——如长江流域一些省份的边界山区，或西南边疆地区(云南、贵州)，当时这些地方在继续接收新的人口。如果说中心地带之间的人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已具有暂时l生，那么，其运动轨迹常常表现为受另一种既存的、具有季节性的结构性迁移类型所决定。

其实，认为中国农民被所谓地方性生产与消费平衡的“自然”经济制度束缚于土地的看法是错误的。在目前所研究的时期里——即17世纪的战乱危机之后——农奴制的奴役形式除少数残余外已不再存在；自耕农或长期租佃制的小农场已占绝大多数；到处都存在商业化与货币化的农民经济，尽管程度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并不总是把单一粮食作物种植视为保障其生存的最有效方式。还有许多其他机会，农民们可以选择对家庭最有利的结合方式，包括种植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从事手工业生产，以及外出佣工挣钱。①后两个方面，特别是最后一个方面，引得部分劳动力定期离开其通常的活动中心，因为那些人口过多以致仅靠小块土地无法维生的农民家庭发现，让家庭里一个或更多壮劳力外出，在农忙季节到大农场帮工，或在任何季节到城市手工业或“服务业”中寻找工作，对家庭是有利的。②

P32-33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这是一部杰作，肯定会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作者的观点敏锐，视野广阔，书中所引用的史料新奇有趣，对于理解前现代中国国家的运作提供了重要帮助。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中国史研究领域有许多理由欢迎本书的出版。这本相当精彩的学术著作对于我们理解18世纪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最早关于传统国家在防备和救济饥荒方面的作用的后传统(post-traditional)的分析，它提出了一些关于国家的这种努力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的重要问题。……它提供了一个如何利用制度史来提出、乃至回答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范式。

——李明珠(Lillian M．L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