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西藏文明之旅书系之一，作者图齐是当代最著名的藏学家之一，是国际藏学界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先后8次入藏考察，有关西藏学的专著有10部之多，论文100多篇。

本书是作者初版时轰动国际藏学界且评价很高的作品，也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对藏传佛教的起源、特点、教理、派别、僧侣生活等等有着生动翔实的论述。文图并茂，可读性很强，是研究藏传佛教必不可缺的参考书。

全书共分7章。第一章吐蕃的前弘期佛教介绍了前弘期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以及从印度、汉地两处传入的佛教在吐蕃的冲撞。第二章吐蕃的后弘期佛教阐述了佛教在吐蕃的复兴，藏族大泽师仁钦藏卜和印度高僧阿底峡对佛教在吐蕃传播的贡献以及后弘期吐蕃出现的大寺院。第三章西藏喇嘛教的基本特点则就藏传佛教的教理基础、重要教派、教派之争以及喇嘛的个人行为进行阐述。第四章西藏主要教派的教理，先分五部分介绍藏传佛教的曼陀罗、受度、灌顶仪式、法身。幻身、智慧身以及心、光明等佛教概念及教理；再就觉囊派、噶举派、宁玛派、断派以及密宗的教理加以分析；最后总结了藏传佛教解脱教理的特征。第五章重点介绍藏传佛教寺院僧众的组织、等级、职能、宗教历法、节日，以及寺院的财产和管理。第六章则对一般学者较少关注的西藏民间宗教加以分析。图齐认为，藏传佛教中存在的诸如仪轨、信仰、口头传说等结构系西藏民间宗教的遗产。图齐着重就人类和房宅的保护、灵魂、死亡、神香及焚香、预兆、财产和畜群的保护等西藏民间宗教的重要表现形式进行了阐析。第七章则扼要介绍了苯教。

本书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世界名著，文图并茂，可读性很强。初读起来显得繁琐，但这正是其详细深入论述的特长之处。虽然图齐是一名典型的西方藏学家，他的许多观点值得我们作深入研究，具有很大参考价值。图齐教授是国际藏学界权威中的权威，名家中的名家。《西藏的宗教》又是倾注了其毕生精力的藏学世界名著，在国际藏学界的地位相当高，影响相当大，是研究藏传佛教必不可缺的参考书。

译者序言

作者序言

藏文字的拼写和发音

第一章　吐蕃的前弘期佛教

1.起源

2.吐蕃前弘期佛教不同教派的共存与对立

3.度化僧侣、修建寺院、向寺院布施

4.吐蕃、印度的汉地教派

第二章 吐蕃的后弘期佛教

1.佛教的复兴

2.仁钦藏卜和阿底峡

3.建筑大寺院

第三章　西藏喇嘛教的基本特点

1.教理基础

2.最重要的教派

3.各教派之间的对立以及他们在吐蕃政治史上所占的地位,达赖喇嘛的尊号

4.大师的个人行为

第四章　西藏主要教派的教理

1.共同的先决条件

2.曼陀罗乘

3.受度和灌顶仪式

4.法身、幻身和智慧身

5.心和光明

6.觉囊巴的教理实质

7.噶举巴的教理

8.从无上续部看密教感受

9.宁玛巴的教理

10.断教派

11.总结：喇嘛教解脱教理的特征

第五章　僧侣、寺院生活、宗教历法和节日

1.寺院僧众的组织、等级和职能

2.宗教节日历法和宗教节日

3.隐修生活

4.寺院财产及其管理机构

第六章　西藏的民间宗教

1.基本特点

2.面对神魔势力的人类

3.人类和房宅的保护

4.灵魂

5.死亡

6.神香和焚香

7.对未来的幻觉:对一种行为的吉祥或不吉祥预兆的研究

8.财产和畜群的保护

9.最终的观点

第七章　西藏的苯教

西藏宗教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佛教传入吐蕃的时代以及伴随这种传人而产生的各种现象已形成了经常的和广泛的讨论内容。对于西藏人来说，这一问题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这仅仅是已被令人信服地接受的传说。据他们认为，佛教是在松赞干布(薨逝于649年)时代传人吐蕃的，各种教派均奉此人为吐蕃王朝的创始人。当然，还有些个别意见走得更远。他们希望为其地区及宗教获得更为尊贵的称号，断言吐蕃与佛教的第一次相遇发生于拉脱脱日时代，即松赞干布赞普的一个遥远的先祖时代。据说佛教的经文和象征物最早是自天而降的。在热衷于为这种说教寻找理论根据时，其他的评论家们提醒大家注意当时来自中亚和印度的某些大师们曾到达过吐蕃。无论如何，吐蕃接受佛教或佛教在吐蕃的第一次传播都被归功于松赞干布。据说，他的皈依是受其两位王后——尼婆罗公主和唐朝公主的影响。如果说在这两次和亲之一的问题上存在着有理有据的疑问，那是因为我们认为①，另一次和亲则似乎已由大量编年史所证实。总而言之，据说其汉公主王后曾携去一尊释迦牟尼佛像(被称为“觉卧”)，并将它置于由她建造的小昭寺内。相反，大家主要是把携去米居多吉(不动金刚)的雕像和建造大昭寺(神复寺)的功德归于了尼婆罗王后。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佛教教理通过各种渠道(如自中亚、汉地和尼婆罗等地区)，于松赞干布时代之前就首次(而且是零散地)传人吐蕃的可能性。实际上，确实应该正确地理解本处所涉及的藏传佛教的“最早历史”，不应该咬文嚼字地理解正统的传说。这里丝毫不可能涉及松赞干布皈依和把广泛传播教理的功劳归于他的问题。事实上，在巴俄祖拉陈瓦书中保存下来的墀松德赞和墀德松赞(假设本处不是指增添的文字的话)的敕旨仅以含糊暗示的方式讲到了松赞干布赞普，而且也仅限于此。在第一道敕旨中，把大昭寺的建筑归功于他，但没有提到尼婆罗公主；而在小昭寺的问题上，却提到了其汉族女建筑者。第二道敕旨把逻娑(拉萨)白哈尔寺归于了松赞干布赞普。当然，我们可以假设认为，当时由于吐蕃与汉地和尼婆罗的关系而存在着一些规模不大的佛教崇拜地。吐蕃人根据其天生的信仰和面对各种神秘的无形力量而容忍了这一切，其中也掺杂了某种恐慌情绪。但编年史中似乎不但没有谈到松赞干布赞普真正的皈依，甚至也没有记载他公开声明信仰或积极支持这一切，完全不像正统的传说所声称的那样。这些事件首次出现于松赞干布之后的墀松德赞(756—797年?)时代，在建筑桑耶寺时达到了高峰。P3-5

1958年初，《人类宗教》文集(它形成了一套值得仰慕的宗教史文集)的出版者克里斯特尔-M·斯罗德博士请我负责其中的《西藏宗教》一节。我在表示同意之前曾显得犹豫不决，因为写一部有关西藏宗教的著作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其主要原因如下：与其他宗教相比较，我们对西藏宗教所知尚甚少；由该宗教产生的和可以阐明其历史的大量文献尚远不能全部得到，也无人系统地论述过，尤其是因为其文献如此浩繁，是一个人终生也无法掌握的。除此之外，还因为在寺院的喇嘛教与大众平常所看到的那种宗教之间相差甚殊，前者分裂成了许多教派，后者则因地而异。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始终清楚地感到必须在描述喇嘛教之前先阐述其教理基础，因为其教理基础如同在佛教中到处都可以看到的那样，自始至终都是以具体的宗教感受为前提并产生了不同教派各自的特点。由于这一原因而应经常参阅印度佛教的理论，还应具体研究和证明古老的宗教感受与新思想和新内容结合之后而在西藏佛教中产生的新因素和独立的特点。此外还应指出另外一大难题，甚至可能还是最严重的障碍，我们难以在具体解释于一般宗教中通行的宗教术语的方式和在西藏宗教与奥义中流行的专用名词之间达到一致。我们在两种极端之间犹豫徘徊：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翻译，如同在有关印度佛教问题上最常使用的那样(但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也发现有一种类似的不相吻合性)；遵循近期出现的方式，即以一个差异悬殊的领域中的术语为楷模，也就是采纳西方近代哲学潮流中的语言。这后一种做法无疑是最危险的下策，因为它会彻底歪曲或误解西藏人的思想。由于这种境况，我只好说服自己了，当时我向某些相当精通英文的藏族人出示近期发表的某些对藏文专著或对其所包含教理注疏文的译文时，藏族学者们也很难理解这些译文中的某些意义，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不了自己所习惯理解的那种佛教思想。此外，在大量藏族的思想和教理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内心的感受和奥义事实，用理性的观念和术语来翻译只会使之出现无限的疑惑。有关这一切的藏文术语都是可以追忆亲身所经历的事实象征，文体本身仅能提示而不能说明其特性，在这一方面，大家要求我们所做的事极其棘手，甚至是不可能的。生造一些方言代用词以形容发生在思想领域中的事件，则会彻头彻尾地改变和篡改我们的真实的和虚幻的事实。我试图以避免采纳这两种途径的方法来翻译藏文名词术语，即抛弃咬文嚼字和杜撰臆造的方法，而是特别注重于把藏文专用名词术语译作最近似于藏族大师们可能赋予它们的意义。我不敢自信始终都能达到这一目的，但我自认为已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以使西方读者们能理解形成西藏宗教理论基础的特有的复杂结构，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一方面存在着一些典型的有限度的例证。我们仅举一例作证：作为喇嘛教教义栋梁的藏文词sems(精神)，在英文中有时译作mind或mind—stuff等，而在我的著作中则有时也译作“思想”(esprit)。但很明显，“思想”和“心”这两个字并不完全一致。藏文sems的词义惟有(在理解书中全部内容的同时)读者对这一观念所包括的广泛的引申意义有一个全面了解时，才会在他们的心目中变得清楚起来。所以，为了避免误解，我始终都维持了藏文形式sems，这样一来就会逐渐引导读者把此字与相应的观念或与之相当的一系列思想联系起来。

我在完成自己的任务时，既得以参照本人的直接经验和所经历的事实，同样又不禁注意到了我已获悉的对我个人著作的书评。读者将会在“参考书目”中发现所指出的许多这类著作，但本书目也丝毫未抱奢望而企图使之臻于完整。我仅仅引证那些几乎是每天接触而使自己熟悉的著作。在正文中，仅仅在必须提供相应的论据和澄清某些问题时才参阅这些书籍。由于本人的意图是在本书中提供有关这一内容的概况总结，有关这一内容的附注要维持在最低限度内，也就是说主要是参阅一些独特的文献参考资料。总而言之，大家可以把我的论著看作是对前人研究的追述和一种最终论著的初步酝酿，简单地说是对多年来有关西藏佛教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的一次尝试。  如果大家还记得如下事实的话，就会对笔者的上述议论不会感到惊奇了。尽管今天获得史料要比过去容易得多，尽管多年来不断有关于印度哲学与宗教各派别的新著问世，但尚未能实现高屋建瓴地和令人心悦诚服地总结印度人的思想，尤其是印度人的宗教思想这一目的。笔者本人在《印度哲学史》(巴厘1957年版)中曾力图完成这样一种概括，其目的确实是为了澄清我个人而不是别人在这一领域中的思想。

格西(拉让巴)强巴僧格是熟悉宗喀巴改革派及其分支的所有教理问题和全部特点的学者之一，他享有“黄教”中最高和最令人歆羡的学位，他始终都十分乐意地向我提出各种建议，这一切对于我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那木喀·诺尔布教授也如此，他原是(德格)更庆寺的一位活佛，所以也可以说他是在宁玛派的哲学教理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位非常了解民间传说的人。这两位藏族僧侣八年来一直作为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的合作者而生活在罗马。诺尔布教授于那不勒斯大学东方研究所讲授藏文。

我必须向斯罗德博士表示歉意，本书的交稿时间可能太晚了(经过了数月的修改)。这一推迟是因为本人为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从事考古研究而义不容辞地多次前往亚洲旅行。我对于他精心地和颇有才华地参与完成我的著作、非常热忱地和异常公正地编辑手稿而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德译文的翻译工作委托给了古斯塔夫·格拉赛博士，他是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的合作者，多年来一直居住在罗马。他身上汇集了非凡的精通意大利语的人与关心历史研究的学者应有的才能。我本人逐章地关注其翻译工作的进展，其译文忠实地译出了我所提供的原文，我感到应特别向他表示我的衷心谢意。

我们应感激诺尔布教授绘制了本书中所有的图案。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的菲奥伦蒂尼先生提供了这些插图的定稿图案。我向他们二人精诚的合作精神表示感谢。

我也应向罗马的乔瓦娜·佳丽彼·瓦劳里博士夫人表示感谢，我不在罗马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当时正完成在东方进行考古发掘的工作)，她与斯勒特尔博士保持联系，以其宝贵的意见协助我工作，并在修改时孜孜不倦地帮助我。我还想对波恩的克劳斯·萨噶斯特博士表示感谢(尽管我个人不认识此人)，他与斯勒特尔博士共同承担了艰巨的校对任务。由于我多次远游外国，所以不能亲自从事本来是非常必要的校样工作。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不断发现自己无法彻底避开一大难题：我在对西藏宗教的描述中有时使用现在时动词，有时又使用过去时。这种动词形式的差异是由西藏现在所处的特殊形势而决定的。无须再强调指出了，从经济、社会和宗教观点来看，今天的西藏许多事物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们现在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扎根，尤其是断绝了一直到那时为止都把那些思想和观念相同的人彼此连结起来的自然纽带，也就是同样的宗教性焦虑和希望的遗产。他们在自己的经文和古老传说中所看到的那种西藏宗教，都可以在他们的灵魂中找到最后的一块庇护地(除了时代的变化之外)。其发祥地相反则成了深刻变化的舞台。继此之后，本书中包括的许多内容从现在时的观点来看已不再被视作“现有的”了。

今天，我的论述方式之含糊性即可以这样来解释，其中有时从过去时滑到了现在时或反之。如果强迫我放弃这种模棱两可的做法，那我倒喜欢仅仅使用过去时的形式。当然，思想和理论的先决条件则由于其永恒性而始终坚持不变，但可以看到的反响今天则不同了，在将来还会有更大的不同。基本的宗教形势则随之而越来越剧烈地变化。这样一种变化甚至就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完全如同在所有的其他宗教中一样，日益倾向于新的思想形式和观察问题的新方法，其稳定性和抵抗力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艰巨考验。

图齐

1969年8月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