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汇总了考古学家对失踪战船的知识，探测了奇异而又凄凉，伟大而又人迹罕至的水下博物馆，它生动地描绘了海洋的底部和躺在那儿的战舰。作者詹姆斯·P·德尔加多赋予了考古学家重构的过去以生命，包括诸如拉姆西斯法老大败海民、忽必烈汗对中世纪日本的海上侵犯那样的传奇故事。在描述北欧海盗侵扰，亨利八世的大帆船“玛丽·罗斯”号1545年在战斗中倾覆，英国第一线作战军舰在殖民战争中失踪，以及在描述北方联邦“芒尼特”号装甲舰和南方盟军的潜水鱼雷艇“H·L·汉利”号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双双沉没的过程中，德尔加多展示了他全新的洞察力。对珍珠港战役中被炸毁的美国军舰“亚利桑那”号和1946年海军第一次原子能武器测试中被核爆炸击沉的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德尔加多也发表了新的看法。

这个关于海上战争的戏剧性旅行带领着读者参观了各个时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海军战争。《沉舰》追溯了这些事件近3000的考古史，从发生在地中海沿岸、中国江河湖泊上的古代战争，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沉没的舰船和当时的海上战争。

时间使一些海战声名远扬，如亚克兴战争、列本托海战、西班牙无敌舰队之战、特拉法加战役、日德兰之战、袭击珍珠港、中途岛战役以及大西洋战役。可是，海上的战场往往是巨大而没有标记的坟冢。

《沉舰》探测了奇异而又凄凉，伟大而又人迹罕至的水下博物馆，它生动地描绘了海洋的底部和躺在那儿的战舰。詹姆斯·P·德尔加多赋予了考古学家重构的过去以生命，包括诸如拉姆西斯法老大败海民、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最后孤注一掷的海战、忽必烈汗对中世纪日本的海上侵犯那样的传奇故事。在描述北欧海盗侵扰，亨利八世的大帆船“玛丽·罗斯”号1545年在战斗中倾覆，英国第一线作战军舰在殖民战争中失踪，以及在描述北方联邦“芒尼特”号装甲舰和南方盟军的潜水鱼雷艇“H·L·汉利”号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双双沉没的过程中，德尔加多展示了他全新的洞察力。对珍珠港战役中被炸毁的美国军舰“亚利桑那”号和1946年海军第一次原子能武器测试中被核爆炸击沉的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德尔加多也发表了新的看法。

《沉舰》中使用了大量的图片，其中包括69幅彩图和142幅油画的黑白复制品、照片、版画和人工制品，其中一些是第一次出版印刷。

该书表达清晰而流畅、对沉舰的研究广泛而细致，对于任何一个对历史、战争和大海充满兴趣的人都极富魅力。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古代的海战

第二章 罗马和水上的蛮族

第三章 炮的诞生

第四章 木质城墙——海防舰队

第五章 争夺美洲的战争

第六章 钢铁和轮船

第七章 环球战争

结语：核时代

地图目录

参考书目

索引

有撞角的战船的兴起

埃及人击退了“海民”的进攻。但埃及并没有掌握地中海海上的控制权，相反，一支来自累犯特海岸的西顿的海上商人扩展了海上西部贸易的商业网络，在北非的尤蒂卡和迦太基建立了殖民地。这些人，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知的腓尼基人，控制了地中海西部的大部分，他们在大西洋的贸易远至不列颠。这就造成了他们和希腊城邦联盟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希腊城邦国家在“海民”入侵的黑暗时代之后崛起。到公元前800年，克林斯、雅典、米利都、斯巴达和其他城市都开始扩展自己的贸易，在接下来的200年里，希腊在黑海北岸、意大利和西西里西部的达达尼尔建立了海外殖民地。这种扩张政策使希腊和波斯帝国、腓尼基人以及伊特鲁亚人之间产生了冲突，为了控制地中海，它们之间在海上、陆上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

这一时期，由船桨推动但同时也带有辅助的桅杆和船帆的单层甲板大帆船是主要的战船形式。大约公元前850年，希腊人在船头没入水下的位置安装了一个前突的、外有青铜覆盖的撞角。这种撞角也许来自于早期战船船头鸟嘴式的帮助船上岸的突出物，从此它改变了船海上交战的方式。尽管交战时仍使用钩锚，战士在船上作战，正如莱昂内尔·卡松所指出的那样，撞角突出了“操作船桨的水手的作用”。胜利属于受到良好训练的队伍，他们接到命令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准确地用撞角撞击敌船。

这个时期的标准战船是有50个桨手、船头有撞角的五层舰。但战船设计的一个变化导致了一种新型船只的诞生。尽管早期战船船身曾是开放型的，但为了保护桨手，也为了给战士提供作战平台，古希腊人增加了甲板。随着甲板高度的增加，又增加了第二排船桨，船的速度更快了。这些新型船只就是两排桨海船。这种大约公元前775年前后的新发展在大约50年后，导致了有三排船桨的有甲板的海船的设计，这就是希腊三层舰，也就是三层桨战船。

三层桨战船和撞角是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里希腊确立地中海海上控制地位的关键发明。由于船上有训练有素的市民义勇军(尽管叫做宾虚BenHur，古人不说是船上的奴隶)，这种三层桨战船反应迅速，杀伤力极强。三层桨战船的使用要求战术也要改变。不再是用箭射击并接近对手，用长矛和登船梯进攻，三层桨战船成队排列起来，用撞角撞击敌船，把它们击沉。

新型船的灵活和威力在大约公元前540年的一次战斗中得到证实。当时希腊殖民者在法兰西和科西嘉的南部接近科西嘉的地方，以一支有60只三层桨战船组成的舰队击败了伊特鲁亚人和腓尼基人更大的有100只船的舰队。这次胜利导致了历史上第一次海上军备竞赛。在公元前540年到公元前525年之间，大部分地中海国家都组建了三层桨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

在希腊和波斯的战斗中，三层桨战船参与了主要的海战，尤其是公元前480年的史诗性的萨拉米斯大战，当时，一支联合的希腊舰队击溃了薛西斯的海军。三层桨战船也参加了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间雅典和斯巴达的残酷的波罗奔尼撒战役。由于一次次的战事，许许多多战船被毁坏，考古学家还是发现了一只三层桨战船残骸。

最近，关于三层桨战船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纷争结束了。人们常常是围绕着那些艺术表现和古代文本中散落的证据的意义进行争论。20世纪80年代，古典学者约翰·莫里森和海洋考古学家约翰·寇茨通过合作，重建了一艘三层桨战船。莫里森和寇茨制造了模型，然后制造了一艘实物大小的三层桨战船的部件，以检验这个有三排桨的装置是否能正常工作。为此，希腊政府1987年制造了一艘实物大小的现代三层桨战船“奥林匹亚”号。

当划手同时划桨，推动船快速前进、突然停止、急速转弯时，“奥林匹亚”号大显身手的场面实在令人惊异。这艘船看起来与古代陶器、石头上的图像非常相似，但和任何重建之物一样，一些猜测和推断也是必需的。这艘船展示了“试验考古学”的现代技术如何把证据和试验理论结合了起来。观看过“奥林匹亚”号之后，大部分学者对莫里森和寇茨的设计表示赞成。

建成的“奥林匹亚”号表明三层桨战船是一种构造复杂、行动迅速(达到11海里／小时)的船型，但还是易于损坏，这要求交战时水手具有高超的技术。古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在三层桨战船上是技艺高超的战士。这一点任何阅读古代诸如萨拉米斯战斗记录的人都会明了。在萨拉米斯海战中，300艘战船联合的希腊舰队打败了波斯大约800艘战船的舰队。有了“奥林匹亚”号的重建，我们现在才能更好地理解每一位坐在船桨边的市民义勇军对这次胜利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次战斗中，波斯有200艘战船被毁，而希腊只有40艘。

古代战船发展史上的下一个阶段是多层桨战船。为了控制西西里及其周围海域，迦太基、西西里希腊殖民地锡拉库扎以及新兴的罗马政权互相争夺，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新的更大的三层桨战船在始于约公元前400年的海军军备竞赛中出现了，这种新型船可以装载更多桨手。

人们制造了四层桨战船和五层桨战船，有些船长达60米(200英尺)。曾经有一段时间，历史学家相信，这些船以及那些“六层”、“九层”和“十层”的船可能是指船桨的排数，每层有一排船桨，这样一艘“十层”的船就要有十层那么高。但是这样的船，如此高高耸立在水面上，是不可能造成的，也不可能在水上航行。相反，操作像三层桨战船那样的一个三层装置常常要每一层每只船桨上的桨手相交错排列，就像莫里森和寇茨绘制的船上每只桨边都不止一个桨手。一艘“五层”船可能会有两排或两层船桨，在第一层，每只桨边三个人，第二层每只两个人。

接下来的公元前的三个世纪里，海军的船型丰富起来，有了不同规格、不同级别的各种船只，更像后来拥有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海军部队。在这一时期海军军备竞赛中，争夺海上控制权的各支力量仅仅是在船只的数量和规模上胜出。只是，武力强大的关键在于桨手的数量，是10个、16个、20个还是40个，而不是炮的口径是12英寸、14英寸还是16英寸。亚历山大大帝在攻打地中海，海陆军联合占领像蒂尔那样的岛城时，使用的就是这些战船。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驾崩，为了争夺辽阔的马其顿帝国的统治权，他的将领们之间爆发了战争。安提柯和他的儿子德米特里厄斯掌握了希腊，塞琉古控制了波斯，波罗蜜占领了埃及。人们把五层桨战船的发明归功于锡拉库扎的僭主狄奥尼索斯，史学家认为是希腊的德米特里厄斯发明了更大的战船：六层、七层一直到十六层。当德米特里厄斯正在制造更大甲板、可以装载更多桨手的船只，好运载战士以及弩炮、火罐、投石器的时候，别的统治者所造的船就已经赶上并超过了他的战船。据说，波罗蜜四世建造了一艘巨大的40层桨战船，这种船可能是把两个船身绑在一起的一种笨重的双体船。

在这个有着超级帆船和多种舰队的时代，海战是一种激烈的混战，不同规模的船只互相逼近对方，投掷弩箭、标枪等武器，然后用撞角撞击对方。武装的水兵站在甲板上，或躲在船两头的木制炮塔里，用长矛、弓箭和剑搏斗。他们用钩锚把船拉近，这样登船士兵就可以跳上敌船。

这一时期的第一个关于海战的考古实迹是一个扎在一艘沉船船身上的铁制的矛头。这艘凯里尼亚的沉船是古希腊的一艘商船，可能是在大约公元前360年遭到了海盗的袭击而沉没。来自海洋考古学会的考古学家把沉船残骸挖掘出来后，船骨也被打捞上来进行维修、重装，这时人们发现了这个矛头。这是有关海战的最早的直接证据。P6-11

看哪，这就是“斯皮伯爵上将”的结局。也许，就因为她是那么袖珍小巧，才被海妖放进自己的口袋。她默然无语地沉没，在波涛澎湃、海浪翻滚的大海里生锈，在波涛澎湃的大海里生锈。

——“斯皮伯爵”号的沉没(歌曲)

从太空观察，我们的地球是一个水的星球。和大片的海洋相比，陆地显得微不足道，巨大的海洋包围了所有的陆地。尽管它有许多名字：地中海、波罗的海、印度洋、太平洋或大西洋，但作为一个整体，海洋覆盖了地球的大部分。从人类最初制造船只的努力开始，海洋就影响着我们的历史。它为我们提供生活资源，为商业提供交通途径。它也是我们最大的战场。

几千年来的海上战争在我们的集体记忆里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海洋这个战场却仍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注意的坟墓。海面上没有纪念碑，纪念碑只有通过海图上的坐标才能确认。大海很少抛弃死者。而我们只偶尔回到这个战场，发表演讲赞美曾经的牺牲和决心，或者敲起钟，把花环掷入黑暗的大海。我们在地上立起纪念碑，比如特法尔加广场的尼尔森纪念柱，美国军舰“缅因”号(Maine)在特灵顿的纪念碑，还有许多其他的塑像以及世界各地的衣冠冢。

我们纪念那些幸存的船只。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很多有历史影响的船只都是战舰，比如像尼尔森的木帆船“胜利”号(Victory)和传说中的“老铁人”号(Old Ironsides)，即美国军舰“宪法”号(Constitution)，蒸汽单桅船如英国皇家海军军舰“武士”号(Warior)，巨型低舷装甲舰如智利人的“华思嘉”号(Huascar)，装甲的前一无畏级战舰如杜威的“奥林匹亚”号(Olympia)和多哥的“弥迦萨”号(Mikasa)以及很多二战期间的战舰。二战时遗留下来的战舰有一百多艘，其中包括加拿大皇家海军轻巡洋舰如“萨克维尔”号(Sackville)，英国巡洋舰“贝尔法斯特”号(Belfast)，德国U型潜艇，美国航空母舰“约克镇”号(Yorktown)、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Missouri)以及其他许多巡洋舰、驱逐舰、鱼雷快艇和登陆艇。二战退伍的老兵曾经进行游说要把战舰从“他们”的战争中拯救出来。现在，越南战争中美国舰队的驱逐舰“巴里”号(Barry)和“特纳·乔伊”号(Turner Joy)、冷战期间退伍的美国潜艇“鹦鹉螺”号(Nautilus)和“咆哮者”号(Gwowler)、福克兰战役中退役的英国皇家军舰“朴茨茅断”号(Plymouth)和“玛瑙”号(Onyx)都被保存到了博物馆里。

海上战争是一个充满了史实、想象和情感的活题。对于那些没有海上服役经历的人来说，“它像什么”的感觉可以通过现实中的轮船装甲、炮、拥挤的住舱区、书写或求制的话语、图片以及关于那个时代的绘厕和电影来感受。但如果所有这些书籍、歌曲和电影，所有这些博物馆里安安静静躺住船坞里的船只，所有这些画廊里的绘画以及纪念品，都不能满足人们回忆过去、纪念过去、触摸过去的愿望，那也丝毫不令人奇怿。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50年里，水下探险者、潜水者和考占学家冒险进入深海去寻找失踪的战船的原因。

我了解这种探险的诱惑，因为我也是这些探险者中的一员。在水底，在波涛之下仿佛还在开炮的船上，时间仿佛静止了。在出生前，我仿佛曾经游过那些失踪船只的过道，船舱的顶部是肮脏的油污，过去的黑暗的船舱充满了战争的碎屑和死者的尸体。

如果我们走进那些黑暗的船舱，历史就复活了。一次，听完幸存者的故事，我潜下水亲眼去看时，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很多人像我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会观看电视播出的参观“俾斯麦”号(Bismarck)、“约克镇”以及瓜达卡纳尔的“铁底之声”保存的残船。这也是为什么考古学家要打捞诸如瑞典的大型横帆船“瓦萨”号(Vasa)和亨利八世的大帆船“玛丽·罗斯”号(Mary Rose)等沉船以及船上物品与不潜水的、参观博物馆的人们分享。  这本书汇总了考古学家对失踪战船的知识。这是一个穿过想象中的战船博物馆的考古之旅。有些沉船，以及它们的故事已经在大众传媒里出现过。“瓦萨”、“汉利”号(Hunley)、美国军舰“芒尼特”号(Monitor)、美国军舰“亚利桑那”号、“玛丽·罗斯”号、“奈达姆”号(Nydam)船以及失踪的忽必烈·汗的蒙古舰队仅仅是在电视上或诸如《海军历史》、《国家地理》之类的杂志上出现过的一些船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故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对考古学家和其他研究过去的人来说，考古学并不仅仅是最初的发现。

考古学——亦即科学复原和对过去的研究——已经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了，但水下考古仅始于20世纪60年代。从那以后，已经发现了上千只沉船，几百只已经做了记录、发掘或修复。其中有一些船在暴风雨中沉没，还有一些是故意被沉入水底，或连人带船一起被炮弹送进水中的坟墓。这些船里既有古老的划艇，它们在交战时用船头巨大的铜制撞角互相撞击，把对方击沉；也有现代的钢船，它们用飞机、导弹、核武器攻击对方。通过研究这些失踪的战舰，考古学家了解了很多东西。古老的沉船可以使我们拥有亲眼看到过去船只的机会，而新型战舰的残骸则使人们可以更生动的想象战争的场面。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读者可以发现我们对从古代到中世纪的很多战船知之甚少。考古学家和海洋历史学家常常必须根据绘画、雕像、钱币上的图像以及墓碑上和古代文学中描述的模型“重建”那些战船。这还不够。我们需要船留下的残骸。不然，一切都是猜想。作为结果，航海考古学充斥了许多关于船只规模、船桨和甲板的布置、船体构造的讨论和偶尔的争论，更不用提战术和战斗展开情况的问题了。

航海考古学家尤其对战船的制造和操作感兴趣，特别关心它们与运载货物和乘客的商船之间的区别。造船材质的变化、武器和动力装置技术的变迁改变了战船的设计。但这些变化并不是循序渐进的，在世界各地也不尽相同。同大多数历史书相悖的是，中国人早在欧洲人之前就已经采用火药武器、方向舵、装甲以及桨轮。当地中海国家致力于打造船桨推动的战船时，北欧人正在制造更大的、适合航海的、带有平台、平台上能够部署炮的帆船。这就是大型横帆船的起源。

来自大海的证据为人们提供了一幅更清晰的图画，告诉人们诸如炮的出现等变化发生的时间。它也使我们更好地感受到战船机械师们复杂的而且常常是精致的造船方法。无论是为了承受对方战船撞击的振动而精心设计的古代战船的船头，还是为了支撑大炮的重量而系统加固的多层甲板的大型横帆船，所有的船都提醒我们，我们的祖先至少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富有智慧。著名的“瓦萨”和“玛丽·罗斯”都因翻船沉没，船上大部分船员遇难，它们的残船使我们记住战船设计的教训是通过残酷的事实得到的。

一般来讲，考古学是研究人及其行为的一个工具。处于压力之下的个体和社会做出的选择常常会暴露他们自身及其环境的真实情况。战舰的考古研究表明，为了应对一次危机，战船的制造速度会非常之快。由于战术上的弱点，多年的传统有可能会被抛弃。技术就是在这种时刻向前发展。一些船只类型的效率可能会更高。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航空母舰、潜艇和驱逐舰的建造增加了。在和平时代，省事的方法是不可取的，比如用新木材造船，或者迅速“接受”全焊接的而不是榫连接的船只。但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这些情况都出现了。同时还有戏剧性的重复利用，比如在战争中，根据实际目的重建战舰再次投入使用。所有这些选择对了解人类天性都很有意义。

对新技术以及错误使用这些新技术的反应尤其给人启迪。19世纪装甲、蒸汽机和轰炸炮的引入改变了战船和海上战争。但对于某种情况来说，比如战舰的兴起，扩张的努力和精力大部分都浪费了。战舰不像兵法家或设计者没想的那样运转、作战和停止。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人们为舰舰搏斗没计了650艘战列舰，只有16艘在这种战斗中沉毁。考古学家理查德·A·古尔德把这个当作“新技术在海军战术上的持续错误应用”。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这是他研究的一个问题。答案很复杂，也许会引起争议，其中包括战术上的不确定，对新技术价值的迷惑，在新技术意义被了解或检验之前整合的需要，理论与实践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差别，以及在武器上比肩对手发展的需要。

因此，战舰的考古并不仅仅考察船只，而且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当我们发现船员们如何生活、吃饭、战斗并死去，我们在用一种更私密的尺度考察人类的状况。在两千年前的马沙拉沉船上，人们发现了大麻杆儿，这可能是用来给肌肉劳损的迦太基桨手酿制麻醉饮料的；在18世纪的英国沉船上，人们看到皇家海军军官和水手在食物和用具的待遇上有着惊人的差别；在二战中德国战舰的残骸里，人们看到的是船员们居住的拥挤的船舱；在“玛丽·罗斯”上，人们找到大量的私人武器和用品。所有这些细节，清清楚楚地揭示了生活在船上的人们和他们时代的状况。

作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博物馆指导员，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都与战船及其船员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我曾经为保护、记录正在航行的战船而工作。我曾经花费几天的时间勘察开焊的船舱、黑暗的过道、冰冷的锅炉浅箱，或在档案馆、博物馆的仓库里长时间地工作。我曾经和退伍的老兵们愉快地交谈。我也曾经有过难得的机会去探索轻帆船、潜艇、战舰、驱逐舰、航空母舰以及其他战船。

我在地面上、档案馆和博物馆以及幸存战舰上的经历使那些遥远的战争更个人化了，就像访问了太平洋战争的老兵，尤其是珍珠港战斗中美国和日本的幸存者。航海日志、花名册、往事和褪色的照片把超出记忆的战争带入我的视野。但迄今为止令我感受最强烈的经历还是作为考古学家在水下的经历。我看到了驰名的但被遗忘的船只、各种武器和船只的类型，这些通常只有在图片、绘画或模型中才能一见。它们和现实中的战场一起丰富了我的教育，也激发了我的热情。

潜水到这些船上，了解关于它们的故事，这其中负有着责任。这责任就是把这些图形和故事带给大家一起分享。我很幸运，能够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探索失踪战船的同仁并和他们一起工作。我们很多人一起合作创作了《大英博物馆水下和海洋考古百科全书》。同时，我的一个同事，门松·邦德，收集了各种文章出版了两卷《战船考古》和《发掘战船》。

和同事们的交流，以及观看其中一些沉没的战船和它们的战场时激发的不可抑制的想象，是写作这本《沉舰》的灵感来源。这本书不是要全面回顾海上战争，也不是要详细阐述历史上战舰的发展。这本书不对提到的战船的技术规格作充分说明，也没有逐一记录海上发生的战斗。有一些杰出的著作在这些方面做了工作，其中有些著作的作者是参加了考古研究的学者，尤其是涉及到古代和中世纪船只以及18世纪船只的作品。很多著作的读者对象是致力于此研究的人，如考古学家、海洋历史学家或海军机械师。《沉舰》是为更广泛的读者群——潜水员、研究过去的人以及那些对海上战争传奇感兴趣的人——写作的。它带领着读者穿越一个伟大的、座落于海洋底部、罕有来访的博物馆，进行长达3000年的旅行，一路上览尽躺在那里的战船。同时，它也让读者看到，考古学家是如何重建过去，把过去时代的遗物带回风光无限的大地。

詹姆斯·P·德尔加多

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

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