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似乎从来不会真正忘却那些曾在历史的舞台上挺立潮头的风云人物和显赫家族。当时光的车轮转过百岁，南开中学建立一百周年、南开大学建立八十五周年之际，人们不禁怀着崇敬与爱戴的心情怀念其创始人——张伯苓先生。本书以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丰富的图片和娓娓道来的叙事，向世人展示了一代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光辉一生及其家族的峥嵘百年。

作者将主线延展到对以张伯苓先生、张彭春先生等人为代表的张氏家族的关注上，突破了以往同类著作仅仅将视野囿于对张伯苓先生个人经历与精神的梳理和评价。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出版于2003年12月，是“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之一。全书28万字，图文并茂地论述了张伯苓的私立大学理念和办学思想。作为学术著作，它文笔流畅，资料丰富，情节生动，可读性强，论述深刻，故而受到专家与读者的好评。《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读书》、《书屋》、香港《大公报》等均刊发了长篇书评或报道。在百年南开暨南开大学建校85周年之际出版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作为献给校庆的厚礼，其良好的口碑也反映了南开学校教育理念的深远影响与南开精神的现实意义。

引言

第一章 确立教育信念

 一、早期中西文化的教养

 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

 三、永不言败的教育家

 四、德渥群芳爱洒学子

第二章 南开教育情结

 一、北部中国新型教育的楷模

 二、发展南开教育系列

 三、南开大学的筹备和初步发展

 四、侵华日军炸毁南开

 五、南开大学在中国西部弦歌不辍

第三章 以教育力量使中国现代化

 一、大学目标

 二、从学习日本到学习美国

 三、教育宗旨不可仿造

 四、知中国服务中国

 五、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第四章 造成“现代能力”之学生

 一、“三育并进而不偏废”

 二、“以德育为万事之本”

 三、熏陶人格是根本

 四、爱国是培养人才第一要义

 五、培养学生的“现代能力”

第五章 “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学校校长”

 一、重视学校体育普及体育运动

 二、注重体育道德倡导良好运动风气

 三、热心倡导奥林匹克运动

 四、积极推进全国体育竞赛活动

第六章 “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

 一、热心负责通力合作

 二、教书育人学行并重

 三、建设优秀教师队伍

 四、重视选聘培养青年学者

 五、尊重和善待教师创造良好学术环境

 六、英才辈出绩著南开

第七章 构建有特色的私立大学管理体系

 一、严格规章 制度，推进管理改革

 二、校务公开人员精干 凸显效率

 三、知人善任重用骨干

 四、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

 五、勤俭办学艰苦奋斗

第八章 教育家开拓者一代人师

 一、无奈的结局

 二、两个遗嘱

 三、张伯苓思想研究

 四、继承与借鉴

附一 胡适：教育家张伯苓

附二 黄钰生：张伯苓先生追悼词

附三 李鹏：在张伯苓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附四 张伯苓生平大事年表(1876—1951)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校长，作为一校之长，是学校工作的最高领导，是教务和行政管理的决策者。一所学校的教育质量和社会地位，一所学校独具特色的办学传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的水平和修养。

中国近代以来的大学教育，产生较晚，且发展很不充分，按照真正意义的高等教育标准扎实建设大学的时日更短。这就决定了我国一直未能很好地形成理想校长模式及其素质结构，也未能很好地造成校长的传统人格特点和人文精神。但这并非说，近代以来中国的大学校长没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和管理经验；就职业个体而言，一些官员、学者以其各异的人生阅历及对教育不同的理解和诠释，登上大学校长的历史舞台，因应时代要求，秉承社会呼唤，在各自的实践中对教育事业做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在中国大学的发展里程上铭记着他们的人生刻度。张伯苓就是这些大学校长中的一位。

足够的教育实践是成为教育家的必经之路。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弃戎从教，先是以严氏家馆为基地开辟了近代私塾教育中西合璧的新篇章，不久即创办新式学堂——南开中学，后又建立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抗日战争前夕在重庆创办南渝中学(后改名重庆南开中学)，构建了独立的私立教育的完整体系。南开以办学立意高峻，校风优良，名师荟萃，人才辈出著称于世，是中国近代私人办学最成功、最有活力的学校之一。梁启超称赞“南开为我教育界之一元气”。颜惠庆称誉张伯苓为“办教育的状元”，长达半个世纪都是大学校长、中学校长和小学校长一身而三任焉，且从无间断，为中国近代教育家中所罕见。

他还先后担任保定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校教务长和清华大学筹备顾问、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代校长、北京师范大学董事、青岛大学董事、齐鲁大学董事长、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特聘委员、天津工商学院名誉校董及西南联合大学常委等职，晚年还就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等。

张伯苓是被胡适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的教育家。他办学伊始，即以凌厉的锐气和喷薄的活力，改革传统教育，倡导新式教育，导夫先路，不懈求索；他办学伊始，即以开放的文化心态，东西称盛的教育目标和宗奉不渝的大学理念，为“做成由人民所立之学校”，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办学模式，披荆斩棘，开拓创新。他为南开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塑造独特的办学实践，培育既体现学校文化特质又兼有时代特征的大学精神——“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一“南开精神”就是热爱、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自强不息、愈挫愈进的奋斗精神；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敦品诚信的重德精神；博学乐育的人文精神。他为后人留下的大学精神和道德财富，以及磨血育人的师德传统，受到国内外称赞和敬佩。孙中山先生曾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国民政府授予他一等景星勋章，表彰他办教育的功绩。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称号。美国教育界称誉张伯苓：“50年来献身于教育事业，培植青年，改造中国，一心一德，始终不渝。”他的朋友、学生更以无比的诚挚，崇敬这位平民出身的教育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的政治家就指出：“从一方面看来，张先生30年惨淡经营，造成了一个南开；从反面说，南开是一个机缘，造成了一位张校长，无论国内国外，全是异口同声，承认他是教育界有成绩的一位领袖。”P1-3

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些大学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层次、水平，但凡能赓续流传至今者，大多经过漫长的艰苦而又曲折的奋斗历程，并且留下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必将有所裨益。历史同样呼唤人们面向未来，它只为现实提供借鉴与智慧，决非单纯诱使人们沉溺于怀旧之情怀。

在百余年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有一大批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与成长做出无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先驱者的功绩。特别是其中那些办学有成的著名校长，他们和他们所辛苦经营的著名大学，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块块丰碑。他们教育思想的丰富精粹，办学理念的卓越高远，以及实践业绩的泽惠后世，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肯定与尊重。可以说，无论是其成功或是错误(甚至失败)之处，都给后世留下一笔极其宝贵的遗产。我们编辑出版《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并给以阐析评论，不仅仅是为了继承这笔遗产，为了纪念逝者，更重要的是为今日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提供参考。

现今的高等教育的整体，无论是从数量、规模、师资、设备、水平哪一方面来说，当然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那些大学。然而，这些老大学毕竟为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它们的校园、师资、学生、图书、设备，不仅是历史的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为许多大学的发展做着贡献。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资产，而某些重要的无形资产的价值甚至远远大于其相关连的有形资产。所以，这些年来，不少精明的高校管理者都极为重视保存本校的历史，除档案文献以外，还努力维护古老的建筑、景观乃至图书、设备，用意在于彰显其悠久而又丰厚的历史底蕴。这些工作当然非常重要。而且迟至现在只能说是亡羊补牢。

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应该认真总结这些既往办学者的经验教训，继承与发扬其优良传统，避免其已经走过的弯路。克服其弊端遗留的消极影响。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成为财富而不是包袱，而人们也只有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对于历史的超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重复前人已经走过的路，真正以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为起点去攀登新的高峰。我反反复复讲这些老生常谈，决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因循守旧。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们由于不尊重历史而蒙受的损失与走过的弯路已经太多太多，而且这种错误往往是周而复始地出现。真理不怕重复，至少是对于那些不知历史为何物而盲目自信的所谓权威人士，更应该经常忠言直谏(请原谅我又用了一句陈腐话语)。我们这一代高等教育工作者，亲身经历此类弯路太多，因而才有如此深沉的感慨，也才有如此深切的醒悟。

教育史是人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着重研究人类如何改造与优化自己，包括相关理论、观念、方式、方法及其实践等方面。现时人们总是片面强调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殊不知教育还必须正确引导社会的走向。教育史不仅记载教育如何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同时也记载教育如何促进社会进化，特别是具有前瞻性的教育如何纠正时弊乃至推动社会变革。教育并非总是被动地亦步亦趋地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教育的发展具有前后自相延续的相对独立性，而其中恰好蕴含着绵延千年衔接古今的内在规律。如果背离教育的基本规律，任何貌似新奇的变革终将遭到失败，甚至遗留长远的负面影响。这类惨痛的教训，我们经历得还少吗?

20世纪80年代，我曾参与高校管理工作，深知校长责任的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谋划决策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的品格、作风，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员工产生某些影响。甚至在卸职多年以后，偶然在外地遇见相识的或已忘记姓名的校友，经常可以听到“某年某月某会曾听过你的报告，你说过的某几句话给我印象特深”之类亲切怀旧话语。我给学生做报告一般不带讲稿，往往采用对话交流方式，学生虽然听得兴趣盎然，自己却惟恐口无遮拦而可能给他们以某些误导，所以，每逢听见过去的学生复述我的若干“佳句”时，内心深处往往涌生惶悚之感。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对于历史上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理解渐深而敬佩日增。他们当年的办学条件比我们差，困难比我们大，可以利用的资源比我们少，却能与众多教职员工同心协力、苦心经营，把学校办得各有特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并且在国内外赢得与日俱增的声望。可以说，他们的生命与学校已经融为一体，而学校的声名正是他们与众多教职员工一起用心血浇铸而成。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与竺可桢，金陵大学与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吴贻芳，等等。我想，《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的出版，当可使读者重温这些著名教育家的音容笑貌，并从他们的生平业绩中吸取许多有益的养分。

他们之所以能把自己的大学办成海内外公认的名校，首先在于他们具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并且把人格塑造放在首要地位。在他们看来，知识传授与能力训练只是手段，新型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才是主要目标。因此，在要求学生努力读书的同时，更强调学会做人，而人格教育遂与通识教育合为一体。同时，他们都具有世界眼光，不仅注意教育与国际接轨，加强对外学术交流，而且关注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瞄准发达国家顶尖名校，以一流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此外，他们还善于节约运用有限的资源，决不好大喜功，贪大求全，而是在一定时期集中力量办好若干重点专业和重点学科，以求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在某些领域形成优势。当然，他们都是长期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科学家，深切理解并极为尊重教育的内在规律，譬如重视基础，循序渐进，学用结合等，因此，才能以较少的资源获致较大的效益，使学校发展蒸蒸日上。

这些校长本身就是全校师生员工的学习榜样，他们的人格魅力、深厚学养、儒雅风貌，如春天的细雨一样润物于无声。言教不如身教，乃是多数著名校长的准则。他们反对哗众取宠，恪守职业伦理，注重行为规范，这些都对学校优良传统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代大学校长在国际视野、知识更新与管理能力等方面可能有超越前辈之处，但是，在尊重教育内在规律，恪守伦理行为规范和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等方面，恐怕仍然需要向先驱者学习。对于当前社会风气的某些不良影响，并非所有高校主管人员都能高度自觉且富有成效地抵制，大学校园已经不再是一方净土。尽管现在我们大家已把大学的定位从精英教育改为大众教育，但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就整体而言仍然是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因此，大学校园风气的败坏，乃是最可怕的败坏，因为这必将影响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甚至正如海外某些报纸所直言：意味着社会良心的迷失。我们并非过高期望大学的作用，而是希望大学应该自觉地承受更为重大的社会建设的责任，不仅是物质文明，而且还有精神文明。如果本书系能增强读者在这方面的醒悟，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回顾前人已经走过的道路，我对现今大学校长任期制的具体运作还有一点儿看法，即千万不可也不必机械执行。因为对一所大学的内部情况与外部环境，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真正有所认识，而制订学校发展的目标与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条例等，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检验其利弊得失。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是很难实现一个校长的宏大抱负与施政方针的。实践表明，校长与领导班子的频繁更换或更换幅度较大，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并不一定有利，有时反而产生负面作用。校长与教职员有一个相互认识过程，其所花费的精力与时间，远远超过对于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的熟悉。平心而论，仅仅了解一所万人以上的大学的全面情况，没有三五年也很难形成校长自己的真知灼见。萧规曹随容易被等同于因循守旧，但其中确有合理的成分，即应该尊重前任的经验教训；对于那些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不必也不应轻率加以变更。譬如蔡元培有关兼容并包、择才而用乃至提倡美育等等精彩教育理念，从蒋梦麟到胡适等后任校长都能承续推行并加以发扬光大，这样才能在数十年内形成北大优秀的传统校风——北大精神。如果每逢来一位新校长，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宣称什么学校发展的新纪元，另提一套未经深思熟虑的新目标、新蓝图、新口号，势必造成师生员工思想混乱，很难形成新的共识与默契。高校颇感痛苦的是缺少相对持续稳定且行之有效的办学准绳，不断地推倒重来，又不断地整顿纠偏，乃至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我期望有更多的人温故而知新，从本书系中汲取若干有益的办学规律。

当然，强调大学校长决非提倡人治，更不是提倡家长制独裁。对于大学来说，民主作风与学术自由具有同等重要意义。每一个办学卓有成效的著名校长，大多具有较高的民主观念，至少是逐步推行教授治校，努力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与个人资质相较而言，应该承认制度更为重要。任何优秀的校长总有自己的任期(或长或短)限制，但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往往可以延续数十年。我在海外一些名校工作，深感规章制度相对稳定的重要，而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更为重要。我每到一所学校，开学伊始接受Orientation，时间不过两个小时，主要是介绍学校重要规章制度，不像我们对新教职员的岗前培训要花费3天乃至1周，而且要花费很多时间“务虚”接受思想教育。我常爱说一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校园譬如军营，师生如同士兵，老师(包括校长)、职工和学生一批一批来了，又一批一批走了，如同连绵不绝的流水，但名校如同铁打的营盘，历经世变沧桑而长盛不衰，靠的就是一套人人必须遵守的合理制度。光靠校长自身的聪明才智，是治理不好大学的。我愿读者认真体味斯言。

我热爱高等教育，尊重前人的劳绩，更关心现今乃至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高等教育从一百多年前走来，它与现今高等教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近代以来大学校长们用美好理想和教育实践酝积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治校经验，以及他们承先启后、发扬光大、舍我其谁的心志，必定对跨入新世纪的人们认识高等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刻意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大学校长作为研究对象，编撰出版《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学术研究需要凝结朝气蓬勃的学术力量，发挥团队的智慧。为了保证本书系的学术水平，我们从全国多所大学广泛敦聘专家、学者，群策群力，共襄斯举。我们很高兴，本书系的撰著者，都是多年来活跃在中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史及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旧友新朋，为了共同目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不囿成说，勇于创新，各展学术个性，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两年来，孜孜兀兀，笔耕不辍，对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及办学特色作出了新的认识，新的考辨，新的评判，新的结论，这是很可宝贵的，也是本书系可以欣然贡献于学术界和读者朋友的。

本书系得以顺利完成，实赖于各位撰著者的精诚合作，谨表衷心的感谢；本书系终能如期付梓出版，还有赖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谨表诚挚的谢忱。此外，我们对本书系所有被征引的资料和图片的著作者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章开沅

2003年2月

我受辛开沅和余子侠教授盛情邀请撰写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书，至今已有两年时间。今天，当我通读这本书的清样的时候，不禁回想起往日写作的种种情景。

我学习、研究张伯苓生平业绩与教育思想有年，出版过《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张伯芩与南开大学》等书，但按照《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的编辑意图，以全新的面目、全新的角度展现张伯苓的“大学校长”风貌，深刻阐释张伯苓的大学教育理念和治校精神，还是一个新的课题，是与被研究者的一次“心灵沟通”，就我的研究经历而言也是一个新的起步。

“南开’’是中国近代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教育现象，代表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一个方向。她以“私立非私有”的办学理念，由中学而大学，而女中，而小学，形成著名的系列学府，执著探索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办学模式，确立“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私立南开的办学成就，与校长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及其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有密切关系。总结张伯苓的办学经验和治校精神，探讨张伯苓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西方教育的优长，揭示张伯苓如何在办大学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抱负，以及他作为大学校长所具有的职业素养与人格魅力，是我写作这本书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我写作这本书的激情所在。

当我满怀激情开始写作时，不幸突发眼病，不得不住院手术，耽误了许多宝贵时光。2003年春季，正当此书杀青时，又有非典型肺炎突如其来，肆虐京津地区，写作再一次受到影响。我的妻子冒着危险一次又一次地出入打印社，取回打印好的章节，然后由我校对、修改。好在这时被迫减少了酬酢和交游，每天除照常在校园散步晨练外，大部分时间用在书稿上。当时我曾写诗道：

津门处处驱魔瘟，面面口罩景象新。

安步如常欣自慰，笔耕不辍论寿春。(张伯苓名寿春)

当这本书即将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没有她在生活上给予我的悉心关照，没有她在非常时期给予我写作上的帮助，就不可能顺利完成写作计划。还要感谢主编章开沅和余子侠教授对我的指导，山东教育出版社刘校梅责编的支持以及外聘编辑刘庆芳先生的帮助。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吸取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海内外南开校友的著述、回忆文章，未能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致谢。

2004年是天津南开中学建校100周年和南开大学建校85周年，谨以此书恭祝南开校庆!

梁吉生

于南开大学西南村闲未得斋

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