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第一部以单卷篇幅描写约翰·F·肯尼迪将近40年生活的权威性著作，是一部美国人等待了40年的著作，是一部肯尼迪的权威传记。获奖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利用自己接触一批珍贵的新文献资料的特权，用新近发现的文件和首次公开的文献档案，用学者的公正态度，精明的分析手段和几近完美的语句，讲述了肯尼迪眩目耀眼的人生故事。

《肯尼迪传》是第一部以单卷篇幅描写约翰·F·肯尼迪将近40年生活的权威性著作。获奖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利用自己接触一批珍贵的新文献资料的特权，用新近发现的文件和首次公开的文献档案，用学者的公正态度，精明的分析手段和几近完美的语句，讲述了肯尼迪眩目耀眼的人生故事。

本书用可以追溯到爱尔兰的故事的叙述方式描写了肯尼迪王朝的诞生，肯尼迪早年的复杂情形，以及他与自己的母亲罗斯、父亲约瑟夫之间讨好与憎恨交织的矛盾关系。本文清晰地披露了肯尼迪对美国军事长官们的看法、入侵古巴的计划、在西贡的美国记者团、扩大越南战争等一些内幕。

《肯尼迪传》还第一次披露肯尼迪的病比我们所了解的要严重得多。在奋力维护身体健康强壮的形象的同时，肯尼迪一衙 不断秘密地进出医院，严重到了数次举行最后祈祷仪式的程序。

文中披露肯尼迪曾与一名白宫女见习医师有染。根据此书所写，肯尼迪在出行时经常带着这个姑娘，此女芳龄19，外貌姣好，不过医术并不怎么高超。达莱克称：“很明显，她惟一出众的技能就是为约翰·此避孕药迪在出行时甚至在白宫内提供性安慰。”

罗伯特·达莱克勾画出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即一个知道自己离死神不远的人竭尽全力地充分享受生活——有时因此而伤害了他人。

《肯尼迪传》是一部美国人等待了40年的著作，是一部肯尼迪的权威传记。

序言

第一部分 长大成人

第一章 起步

第二章 特权青年

第三章 人生之艰辛

第二部分 公共服务

第四章 从政

第五章 众议员

第六章 参议员

第三部分 天主教徒能当总统吗？

第七章 总统候选人

第八章 总统大选

第四部分 总统

第九章 火炬传递

第十章 总统的历练

第十一章 充满麻烦的世界

第十二章 危机管理

第十三章 满心不情愿的战士

第十四章 权力的局限

第十五章 失意与失误

第十六章 悬崖边的徘徊

第十七章 新的开端——国内事务

第十八章 新的开端——外交事务

第十九章 未竟的总统大业

后记

鸣谢

1857年，托马斯娶了罗莎娜·考克斯，她给他生了12个孩子——其中有9个长大成人。他从街头贩卖家居用品起家，然后又经营一家杂货店，杂货店在晚上又成了北区的一个小客栈。他买下贫民窟的木屋并租给爱尔兰劳工，由此获得的收入给他家带来了舒适的生活，也为他的子孙后代走向更大成功铺平了道路。

杰克对自己的爱尔兰亲戚之所以了解有限，其中部分原因是他父母努力进入上层、渴望用美国身份取代他们的“爱尔兰血统”的结果。杰克的母亲罗斯·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为了给孩子们灌输美国价值观而煞费苦心。她努力磨灭他们的爱尔兰出身，并带他们到波士顿周围参观象征美国革命历史的标志物。这一态度与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大同小异：大家都努力希望通过忘却自己从前的旧世界来满足成为美国人的要求。但是，在阶层划分森严的波士顿，这么做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可以理解的是，罗斯和乔渴望自己的家人能够不再遭遇美籍爱尔兰人在当地上层人物那里蒙受的冷漠怠慢，而这些上层人物是富裕的美国新教徒，其渊源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罗斯和乔虽然享受着上层生活，但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却被当做外人，这仍然是他们要奋力解决的一个社会现实。

乔和罗斯从小长大的城市——波士顿具有强烈的“美国”意识。它是缔造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的发源地，是美国最著名大学的中心，众多最有影响力的美国领导人都曾经在那里受过教育。势利，或者说阶级意识，像波士顿大众公园一样成了这个城市的一个象征。在美国的大多数城市，出身方面的弱势对于个人成功并不是一种不可克服的障碍。但在波士顿，在这个“上层人只跟名人说话，名人只跟上帝说话”的地方，出人头地是有抱负的人的奋斗目标。

对家族历史的显著意识始于杰克的两位长辈——帕特里克·约瑟夫·肯尼迪和约翰·F·菲茨杰拉德。他们两人都是令人钦佩的成功人士，在当地赢得了名望，给自己的孩子们创下了享受舒适生活的基业。帕特里克·约瑟夫·肯尼迪出生于1858年，也就是他父亲去世的那年。在那个没有任何社会援助计划来帮助带着4个孩子的寡妇的年代里，帕特里克的母亲布里奇特·墨菲·肯尼迪通过推销商品和经营店铺来抚养全家。14岁的时候，帕特里克·约瑟夫就辍学回家，在波士顿码头干装卸工，以帮助他的母亲和3个姐姐。在19世纪80年代，他用自己从微薄收入中省下的钱开创了经商的事业：他在铢市广场买下了一个酒馆。后来，他又在码头附近买下了第二份产业。为了充分利用波士顿上层社交饮酒的需要，帕特里克·约瑟夫又在高档饭店马弗里克酒店买下了第三个酒吧。

从1884年开始，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在马萨诸塞州的的下议院连续5次谋得了一年期的任职，然后又在州议会3次谋得了两年期的任职。作为民主党在波士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被邀请在1888年于圣路易斯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会议上为格罗弗·克利夫兰作支持演说。

但是，对他来说，竞选、演讲和立法动议都不如构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波士顿政界典型特征的阴谋诡计更具吸引力。1895年离开议会以后，帕特里克‘约瑟夫在各个任免办公室担任选举委员和罢免委员，成了波士顿第二选区的幕后老板，也成了民主党非官方智囊团的成员。在斯科利广场附近的昆西饭店8号厅房里的豪华午餐上，帕特里克·约瑟夫与来自查尔斯敦和南区、北区的另外3个权力经纪人为波士顿当地和州里的职位挑选候选人、分配赞助资金。

约瑟夫的家庭生活也没有被耽误。1887年，帕特里克·约瑟夫娶了来自布罗克顿郊区中产阶级富裕家庭的玛丽·奥古斯塔·希基。希基是个成功商人的女儿、警察少尉的妹妹，她是拥有哈佛医学学位的医师和殡仪馆的殡仪员。她强化了肯尼迪进入新兴爱尔兰中产阶级圈子的努力。传奇式人物、波士顿市长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嘲讽地称他们是“雕花玻璃”爱尔兰人，或者“爱尔兰第一家庭”(First Irish Families，FIFs)。到1929年帕特里克·约瑟夫去世之前，他的确加入了“雕花玻璃”阶层，他拥有一家煤炭公司和哥伦比亚信托公司的大量股份。由于他的财富，他那个由儿子约瑟夫-帕特里克和两个女儿组成的家庭成了东波士顿杰夫里斯区令人嫉羡的对象。

在波士顿，约翰·F·菲茨杰拉德比帕特里克·约瑟夫更加出名，并且对杰克的生活影响更大。出生于1863年的约翰在家里12个孩子中排行老四。作为一个男孩的年轻人，由于他父亲成功商人的地位和他自己的天赋，他进入了波士顿著名的拉丁学校。这是来自该市最显贵家庭的子女们的教育基地。在那所学校，他擅长体育，取得了出色的学业成绩，以优等生的水平毕业。在拿到了该市的波士顿学院的学位后，被朋友们称为约翰尼·菲茨或菲奇的约翰又于1884年进入了哈佛医学院。1885年春季父亲去世后，他为了照顾他的6个弟弟放弃了自己的医学学业，在该市的海关谋了一份差事，又利用自己的亲和力和对政治的喜好，当上了民主党北区选区负责人之一马修·基尼的秘书。

1891年，菲奇通过选举赢得了波士顿议会的一个席位。他克服了来自富人区代表的阻力，花费35万美元为他所在的贫困选区建造了一个公园。第二年，基尼去世。由于菲茨杰拉德在担任助手的7年里为选区提供了幕后服务并操纵着当地权贵，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基尼的接班人。

他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充满魅力、俏皮可爱、和蔼可亲，是“爱尔兰开关”的完美代表：一面亲切地与某人交谈，一面拍打着另外一个人的手，同时用炽热的目光看着第三个人。他那热情的个性为他另外赢得了一个昵称：“甜蜜的菲茨”。他还赢得了这样一个名声：他是惟一能够一脸严肃地唱着《甜甜的阿德琳》(Sweet 4deline)并进入角色的政治家。他有着顽皮的性格、红润的脸庞、亮晶晶的眼睛、浅棕色的头发，是一个完全可以在马戏团里谋一份职业的人。

菲茨杰拉德的和蔼可亲换来了选举上的成功。1892年，他战胜选区负责人之间的内部纷争，获得了竞选州议员的胜利。在获得了不断提高的选票记录及赢得了渴望满足每一个选民需求的精明议会议员的名声之后，在1894年，菲茨杰拉德更进一步瞄准了波士顿第九区马萨诸塞州唯一确保的民主党国会席位。他的候选人资格与他在智囊团的同事们形成了对垒关系：他们支持的是时任议员约瑟夫·奥尼尔。菲茨杰拉德有效地利用1893年大恐慌以及后来的大萧条而带来的痛苦，开展了一场漂亮的战役；他提出的火炬游行和在公共计划方面的承诺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转折。那些选区负责人中的一部分人也从反面帮助了他，他们没有能够团结一致对付他的候选人资格。于是，31岁的菲茨杰拉德赢得了决定性的预选胜利。

在议会3届任职期间，菲茨杰拉德始终投票支持服务于当地和全州需求的提案，支持有利于累进所得税的立法而不是提高保护性税率，并支持继续鼓威移民。马萨诸塞州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是个长得又高又瘦的贵族人物，蓄着短尖髯，举止温文尔雅。他与菲茨杰拉德形成了再鲜明不过的对比。有一次，他给菲茨杰拉德这个爱尔兰人讲课，讲解阻止“劣等人种”侵蚀美国的好处。“你是个十分放肆的年轻人，”洛奇开口道，“你以为犹太人或者意大利人在这个国家有什么权利吗?”菲茨杰拉德回答说：“跟你父亲和我父亲一样多的权利，区别只有几趟船而已。”

作为议会里3名天主教徒之一的菲茨杰拉德完成了3届任职之后，宣布了不再参加竞选的决定。这是他争取获得梦寐以求职位的前奏——当波士顿市市长。在后来的5年当中，他在等待最佳竞选时机的同时，作为当地报纸《共和报)的出版商，他的事业也蒸蒸日上。菲茨杰拉德表现出敏锐的商业意识，通过刊登女性特别感兴趣的报道而大幅度提高了他的报纸的广告量。

尽管经过了预选中的激烈斗争，以及针对一位棘手的共和党人的又一场针锋相对的竞争，菲茨杰拉德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他高呼：“执掌权力的必须是人民，而不是党魁们!为了更大、更好、更繁荣的波士顿!”在取得竞选胜利后的几个小时内，他出现在帕特里克·约瑟夫·肯尼迪的东波士顿办公室，表示帕特里克·约瑟夫的反对并没有让他耿耿于怀。后来，两位家族传记作家说那是“对一个王朝到来的第一次欢呼喝彩”。

使“甜蜜的菲茨”政治和商业成功锦上添花的是，他娶了他的远房二表妹玛丽·约瑟芬·汉农——她的好友们叫她乔西。他们有6个孩子：3个儿子，3个女儿。菲茨杰拉德的大女儿罗斯-伊丽莎白最受菲茨的宠爱。“甜蜜的菲茨”心中祈祷着能有个女儿来实现他的梦想，使他能为上流社会所接受，因而他设想罗斯的人生充满优良教养且大众推崇的传奇故事。从1890年夏天出生起，她就过上了上层生活。她还记得7岁那年跟父亲一起去白宫，在那里威廉·麦金莱总统热情接待了他们，给了她一枝康乃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我父亲那样，”她说，“不管他在哪里，空气中都有一种神奇的味道。”

P6-8

为什么又要写一本肯尼迪的书?在我撰写这部传记的5年当中，不断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伴随着一些被发现的新材料——当时的书面文件、电话录音、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录音带和一些口头流传的历史以及其他种种材料——我们似乎有着充足的理由来重新审视肯尼迪的个人生活和公众生活。科学作家雅各布。布罗诺斯基的话也给了我启迪：“问一个不恰当的问题，于是走上了通往恰当答案的路。”当我研究那些记录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把有关这个人、他的家族和他的政治生涯的新旧资料结合起来，竟然有那么多的新鲜内容可以披露。在此仅举几个例子。新资料更加清晰地披露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问夺去小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v Jr.)性命的那次事故的原因；鲍勃·肯尼迪(Bobby Kennedy)在1960年成为司法部长的经过，以及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对美国军事将领、入侵古巴计划、在西贡的美国记者团、越南战争扩大化的看法。

作为我们最感兴趣的公众人物之一，肯尼迪也是位高深莫测的人物，与所有的政治家一样，他竭力突出自己惹人喜爱的特点，尽量掩盖自己的弱点。他和他最亲密的那些人在树立正面形象方面尤其高明，而那些形象继续左右着公众对他的印象。我的目的并不是另外写一本披露性的书(近年来，这类书已经够多了)，而是要透过辉煌魅力的外表来重新塑造一个真实的人，或者说尽可能塑造一个真实的肯尼迪。这么做的结果并不是要勾画一个反面形象，而是要描绘出一个美德与缺陷同在的人，而正是那美德和缺陷造就了一个既出色又平凡的人物—_一方面机智超群、意志顽强、恪守原则、判断准确，另一方面又终生蒙受病痛和情感问题的折磨。我没有偏重其中的一个方面而淡化另一个方面，而是努力寻求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比如，由于我对肯尼迪的医疗历史的了解比任何一个传记作家都要多得多，我不仅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在公众面前掩饰了自己的孱弱，而且看到了他那出众的性格力量。此外，我试图理解他那无可辩驳的风流一面，包括他的一些从前不为人知的桃色事件。更重要的是，我大胆地试图弄清他的健康问题和行为在某个方面是否影响了他履行总统职责。

我还试图公允地评估肯尼迪家族对他各个方面的消极和积极的影响，包括对他的性格、他在海军服役的记录、他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事业的影响，更加重要的是，对他作为总统做出的有关经济、人权、联邦政府对教育、老年人健康和贫困问题的投资，以及对苏联、核武器、太空、古巴和越南问题等方面的政策的影响。我毫不犹豫地提出了我个人认为肯尼迪针对自己在担任第二任总统期间必然会面对的许多问题可能采取的做法，无论我的这些结论可能会遭到什么样的质疑。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约瑟夫·儒贝尔(Joseph Joubert)说，“对待一个问题，争而不决胜过决而不争。”

我相信，这部传记是迄今为止对于肯尼迪个人及其政治生涯的最权威的论述。尽管如此，无论本书的影响取得了多么重大的进展，我并不奢望自己能对约翰·F·肯尼迪做盖棺定论。经济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说得好：“任何认真严肃的研究结果只能是在原本只产生一个问题的地方引发出两个问题。”只要考虑到肯尼迪对于美国民众以及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人民的重要性，你就可以确信无疑：子孙后代们在自己的时代条件下，会渴望再次关注肯尼迪。

罗伯特·达莱克

所有有关肯尼迪的神话故事(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不像对他政治生涯的公正评价更令他感兴趣。他可能会感到不那么愉快的是，传记作家们竟然挖掘出那么多有关他私生活的真相。同样，他对历史学家们对他的政策和行为的看法是否一致，也不抱任何幻想。他明白，正如荷兰历史学家彼得·盖尔(Peter。Geyl)所强调的那样，历史是一场没有休止的辩论。(1961年10月，他告诉撰写约翰-亚当斯论文的学者们“要深入到任何重大历史争议问题的真相的‘实质’有多么困难”。)因为他在国会、尤其是他在担任总统期间的事业表现而产生的所有辩论都不会令他惊讶。但是，他同时明白，有关他的一生和时代的相互对立的各种评判，并不会排除公平评估的可能性，而在他去世后40年的今天——在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达到了合理的清晰程度，且用于评判他的功与过的文件资料大部分得以公开的时候，这样一种公平的分析似乎已经不再遥远。

如果肯尼迪从来没有当上总统，传记作家们、历史学家们以及普通大众是否会对他如此感兴趣，很令人怀疑。他那大名鼎鼎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勇行为、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当选、论述政治勇气的普利策奖著述的出版、1956年竞争副总统提名权的失败，以及1960年作为第二个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殊荣的天主教徒——这些都使他成了人们猎奇的对象。但是，他的事业生涯恐怕会像大部分失败的总统候选人一样产生非常有限的兴趣。有些名落孙山的总统候选人——比如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斯蒂芬·A·道格拉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罗伯特·M·拉福莱特、亨利·A·华莱士和巴里·戈德华特——之所以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都因为他们与更大的政治形势或者其他政治业绩相关。但是，肯尼迪在担任总统前作为相对地位低下的政治人物的事业历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不会多么令人感兴趣。作为一名众议员和参议员，他没有留下任何特别引人注目的印象。

然而，根据现在的情形，有关肯尼迪家族的任何琐碎细节都没有被忽略。杰克和杰基、乔、罗斯和鲍勃一直是公众特别关注的重点，但是该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成了美国和全世界无数新闻记者、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不断研究的对象。如果不是肯尼迪家族的一员的话，罗伯特·肯尼迪的3年司法部长经历、不足4年的纽约参议员身份和遇刺时的总统候选人资格是否足以引起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如此大的关注呢?如果不是约翰-F·肯尼迪的儿子，小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 Jr.)在1999年的惨死是否会引发全世界的新闻报道呢?肯尼迪家族以其优势和劣势似乎满足了美国人对王室家族的希冀——也许就像英国的王室家族一样，既令人敬仰，又频遭抨击。

肯尼迪家族成员的生活，为人们探究得最彻底的是肯尼迪。他的医疗史受到了情理之中的调查。由于总统控制着核武器以及那么多的重权，他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引起了更为强烈的关注。像1919～1920年期间残疾的威尔逊，或者像身体疾病不那么严重的艾森豪威尔那样的总统，到了1945年以后的核武器和世界强权时代，已经是不可接受的了。(1967年，宪法增加了第25修正案，明确了取代丧失能力的总统的方式。)我们现在知道，肯尼迪害怕自己的艾迪生氏病、溃疡、脊椎毛病和前列腺炎会被人用来反对他1960年的总统竞选。更加确切地说，他担心如果消息泄露，人们知道了他在20年代曾经一次又一次地住院，知道了他依赖类固醇药物来抵御艾迪生氏病带来的身体虚弱的影响，依赖镇静剂、止疼药、睾丸素、抗生素和安眠药来帮助自己对付其他并发毛病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会因此当不上总统。

于是，肯尼迪严格保密自己的医疗史。而这种隐瞒措施在他死后还在继续：在鲍勃的要求下，尸体解剖记录被销毁；在20世纪50年代为约翰·F·肯尼迪治过病的泌尿科专家威廉·赫布斯特(William Herbst)大夫在通知鲍勃联邦调查局曾经向他索要过病历档案后，将这些资料在地下室里付之一炬；詹姆斯·扬相信鲍勃说服伯克利销毁了自己的文件资料。这种隐瞒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约翰。F·肯尼迪和鲍勃诚实对待公众的名声。这一诡计，就像威尔逊用来隐瞒自己的医疗状况的手段一样，当然损害了肯尼迪作为一个民主领导人的历史地位。但是，与威尔逊不同的是，肯尼迪打赌成功了：他可以有效地履行总统的职责。我经过查阅有位肯尼迪传记作家获得的最丰富的医疗记录，加上仔细研究他的日常表现，认为他是对的。尽管面临几乎连绵不断的国际、国内危机的压力，他在肩负比大多数人都要沉重的负担的情况下，保住了总统的地位。指定的药物和锻炼计划从1961年秋天开始实施，加上他的聪慧和学识，以及迎接总统职位挑战的决心，使他能够理性地应对具有潜在灾难性后果的诸多难题。他反对过多地依赖核武器，反对在国际上的核扩散，他决定不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去挽救猪湾事件中的入侵者，他用克制的方式与赫鲁晓夫交涉柏林问题，尤其是古巴问题，他不愿意扩大越南战事，他最终明白了民权改革必须成为国内议事日程中的首要任务——这些都表现出没有受到健康问题影响的理性判断。公平地说，肯尼迪似乎勇敢地战胜了身体上的痛苦，他在医疗方面的困难并没有严重影响他作为一个总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表现。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首当年，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肯尼迪的疾病问题彻底曝光——正如他所坚信的那样，他就会无缘入主白宫。通过隐瞒这一信息，肯尼迪是在告诉全国：“相信我能够有效履行总统职责。虽然我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当选这个职位的人都要年轻，虽然我的宗教信仰不同于大部分选民，并且因此我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当选总统的天主教徒，但是投了我的票就表示相信我有效地为国家效力的承诺，表明国家真正决心从个人品性方面来评价一个人，而不是看这个人的宗教信仰、种族或者民族背景。”(按照这种衡量标准，他当然也将性别因素包含在内了。)他的呼吁说服了足够数量的美国人将这个位置交给他，而不是交给理查德·尼克松。很难想像选民们会愿意再把宝押在身体患有令肯尼迪备受煎熬的那种严重疾病的人身上。但是，鉴于尼克松在白宫的表现，回过头来看，即使了解了肯尼迪的健康问题，会有多少美国人愿意在1960年投尼克松的票呢?

在肯尼迪放荡的拈花惹草习性方面，人们就不那么恭维了。从某种角度说，肯尼迪有可以理解的信心认为主流媒体不会宣传他的风流韵事，也不会报道在白宫举行的更加丑恶的色情舞会。但是，正如普罗富莫在英国的丑闻所揭示的那样，与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纳和埃伦·罗梅齐这样的女人幽会(肯尼迪因此会被指控受黑手党影响，危害国家安全)，却是一种危险的放纵行为。鲍勃的庇护措施和J·埃德加·胡佛胁从隐瞒总统行为之举并不能担保不出现危及他的总统地位的公开丑闻。肯尼迪当然可能当8年的总统而避免有关他玩弄女性作风的公开讨论。同样可以想像得到的是，他可能会通过有效地对丑闻矢口否认而安然无事。但是，摆在传记作家们面前的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他为什么如此不谨慎?他为什么没有被人抓住?他在性生活方面的胡作非为有没有影响他履行总统职责?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要求揣测永远难以确定的个人动机。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促使他成为一名浪荡的花花公子的因素有：他父亲的行为、与母亲的紧张关系、对自己注定命短的焦虑感——由于小乔和凯瑟琳过早命赴黄泉，加上他对自己的健康忧心忡忡，这种心理更加真实可信，以及流行于他那个阶层、时代和地区的道德观念。可能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性方面需要那么多女人的肯尼迪自己恐怕是将自己的行为理解成了一种分散压力的途径，类似英国贵族们的行为，或者相当于总统们传统上用来缓解压力的打高尔夫、划船和钓鱼活动。澳大利亚作家布鲁斯·格兰特(Bruce Grant)在1960年见到肯尼迪后读了读((精神表现肖像》，注意到杰克所描写的男人与其说是“杰出的英雄人物”，倒不如说是“复杂的、甚至令人费解的美国政治家。从这部获奖著述的语气和内容上看，很显然，作者自己也许并非抑郁迷茫，但却十分复杂、多变、疑虑”。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成功地隐瞒自己的风流韵事，似乎比较好解释一些；新闻界侵犯总统私生活的禁忌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肯尼迪，逃脱了有可能会损害他的总统地位的有关他的性生活的公开讨论。至于第三个问题，依我之见，肯尼迪的放荡不羁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名卓有成效的总统。

要对肯尼迪短暂的总统任期进行评测，核心应当是他在国内和国际事务方面的综合表现；有关他的私生活的过度炒作几乎丝毫没有让我们了解到他作为一名总统的业绩表现。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由衷地承认，肯尼迪至少算是个中等偏上的总统。由于赶上了民权和冷战方面问题的决定性时刻，因此他的总统任期比执政时间比他长的许多届政府都更加重要。但是，没有一个总统仅仅因为担任两届总统或者因为遭遇过重大事件而备受推崇。否则，像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chanan)和赫伯特·胡佛(Herbeit Hoovel)这种失败了的总统的排名就会在这些国家首脑人物当中遥遥领先。这种排名——正如肯尼迪自己所抱怨的那样，很难衡量一个总统任期的复杂性。肯尼迪的总统任期应当更确切地理解为挫折重重、成就斐然。

肯尼迪任期l 000天内的国内事务方面的业绩显然十分有限。在民权这个20世纪60年代初期最大的国内问题上，他是个谨小慎微的领导人。尽管有行政命令和反对南方种族隔离主义的联邦法律诉讼，但他没有及时认识到马丁·路德·金和美籍非洲人培养下的这场社会革命的内涵，并且多次迁就南方在种族问题上的敏感感情，包括任命种族隔离主义者法官到南方的联邦地区法院任职。在经过了密西西比州，特别是亚拉巴马的危机后，他才于1963年6月向国会提交了划时代的民权议案，而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他还是愿意在具体条款上让步，以便获得满不情愿的国会的批准。

肯尼迪于1962年4月任命拜伦·怀特为高等法院的一名副法官，此事有力地证明了他在民权问题上的混合型业绩。在去法院赴任前当过15个月司法部副部长、有过支持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历史的怀特，在争取平等权力问题上是法院里一个不太可靠的支持者。虽然他支持用校车接送儿童上学，支持法院裁定增加赋税用于种族融合计划的实施，但他带头提出的一个观点要求赞助性行动的拥护者说明导致歧视性结果的政府政策属于故意，而不是随意。他的多数裁定观点被认为是黑人权力领域的一个显著倒退。

在肯尼迪的主要改革动议中——削减赋税、对教育的联邦资助、老年人医疗保险和民权，没有一项在他在任期间成了法律。但是，他的所有重大改革建议，包括计划设立一个住宅部和大举战胜贫困的提议——他在1961年和1963年分别就这两个问题作了论述，在林登·约翰逊的领导下都结出了硕果。当然，约翰逊在这些改革举措方面功不可没。凭借着自己在担任众议员和参议员期间掌握的技能，他在1964年获得了削减赋税和民权议案的通过，在1965年赢得了反贫困、对教育的联邦资助、老年人医疗保险和选举权法律，并在1966年立法创建了内阁级别的交通、住宅和城市开发部门。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在约翰逊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期间以压倒多数票打败巴里·戈德化特、在国会选举中以2／3多数赢得国会上下两院之后实现的。

约翰逊落实肯尼迪改革计划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在国家安康方面的共同智慧。肯尼迪留下的遗产的一部分，应当是他提出的一些重大国内改革举措对国家产生了持续性的建设性影响。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约翰逊在促使那么多大社会(Great Society)议案——他这么称呼自己的改革计划，获得通过方面立下的汗马功劳。同样，谁都不能忽略他在1964年竞选活动中他取得的史无前例的优势的重要性——为他的立法进展开辟了道路。然而，肯尼迪在连任竞选中是否会取得类似的成绩，却不无争议。如果肯尼迪在1964年与戈德华特对阵——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容置疑，他也会取得重大胜利，并将大批自由派民主党人带进众议院和参议院。然后，他会取得跟约翰逊一样的胜利：促使他在1963年11月份去世时已经列入他的政府的立法计划中的主要议案获得通过。令人怀疑的是，肯尼迪是否会像约翰逊那样于1965年和1966年如此强硬地在国会中扩大改革计划，但是，肯尼迪第一任期间悬而未决的重大议案都将成为法律。大社会议案中最重要的部分值得被看成是肯尼迪与约翰逊的共同成就。

外交事务——肯尼迪本人也会这么强调，是他总统任期里主要关心的领域。和平队、进步联盟和阿波罗计划是他外交政策表现的主要标志。和平队以及他在把人类送上月球方面的投入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进步联盟是理想未能实现的一场努力。这3个计划起初都激发了国内国外巨大的热情，被认为是美国最佳状态的标志——表明一个慷慨、先进的国家在为世界上不那么幸运的人民争取更好的生活，并促进更充分的科学理解。和平队在挑战面前站了起来，持续地向发展中国家伸出援助之手。月球上的行走虽然在肯尼迪总统任期之后才得以实现，却成了太空探索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相比之下，为拉丁美洲制定的进步联盟计划却葬送在了国际形势和美国对待南美洲各共和国传统的家长态度之中——肯尼迪发现这种态度比他刚刚就任总统时的估计更难摒弃。

肯尼迪在与古巴、与苏联的关系和越南行动方面的专注情况同样很好地说明了他作为总统的效用。猪湾惨败，以及此后针对如何推翻卡斯特罗问题的反复讨论，呈现出的是处于最糟糕状态下的肯尼迪——经验匮乏和冷战需要的驱动，推波助澜地将世界带到了一场灾难性核战争的边缘。但是，对他在导弹危机中的克制和妥协态度，以及此后与哈瓦那秘密探讨修复关系的努力，赢得了几乎众口一词的赞许，超出了对他最初的错误判断的抵消。事实上，如果肯尼迪得以连任，与卡斯特罗之间无益的紧张关系可能就会得到解决，古巴与美国之间40多年的敌对态度就能提前终止。

在肯尼迪去世后的12年里，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一场最可怕的噩梦的越南问题，是批评和欣赏肯尼迪领导风格的人们之间激烈辩论的一个焦点。由于他将军事顾问的人数从几百人增加到了1600多，并且同意了越南的政变行动——结果导致吴庭艳被擅自杀害，因而肯尼迪被认为确定了美国后来更大规模地介入越南战争的航线。约翰逊强调自己不过是在跟着肯尼迪走，从而继续证明自己有理由扩大美国在这场冲突中的作用。

仔细研究档案资料后，人们可以得出结论相信，肯尼迪十分渴望让越南脱离苏联和中国的影响范围。但是，他不愿意为使西贡免于共产党的控制而付出任何代价、接受任何负担。他怀疑南越方面是否致力于通过号召全国团结在深得人心的政策和领导人周围而维护自己的自由，因而更不情愿让美国更深地介入冲突。他担心这场战争会达到朝鲜战争的规模，担心陷入一场需要美国进一步增加资源投入的战争，因此他在1963年计划减少在南越的美国军事人员。由于他希望能够压制媒体对美国没有能够在东南亚打败共产主义的批评，因此反对扩大美国在该斗争中的介入程度。媒体对政府政策的抨击恐怕很有可能导致要求美国不是从战斗中撤退，而是要求加大介入，而那样至少会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与戈德华特这样一个军事型共和党对手的较量中产生政治问题。

当然，谁都无法证明肯尼迪会在1964—1968年期间如何对付越南问题。但是，他的言行表明的是从林登·B-约翰逊领导下的那种介入中谨慎有序的撤退立场。约翰逊在1965年3月决定发动的那场“滚雷”(Rolling’Fhunder。)行动——对北越的持续轰炸行动——绝不是肯尼迪的本意。同样，肯尼迪从来没有像约翰逊在7月份决定的那样同意向越南派遣10万名作战部队。由于在1964～1965年期间没有任何外交政策方面的总统业绩可言，约翰逊在限制美国在动荡不安的越南的介入方面比肯尼迪的日子更加难过。截至1963年11月，肯尼迪已经树立起一个强大的外交政策领导人的形象。在导弹危机问题上令赫鲁晓夫颜面尽失，在战胜了苏联和美国军方以及美国参议院对禁止核试验协议的反对势力后，肯尼迪作为一个国家安全的捍卫者的信誉远远超过了约翰逊。因此，肯尼迪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说服国内、国外的人们相信，避免在越南的大规模军事干预是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的。

肯尼迪作为总统的最大成就是对苏美关系的处理，以及他卓有成效地遏制了美国军方的心态，即认定与莫斯科之间爆发一场核战争是有可能的，甚至事实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肯尼迪在登上总统宝座之前，曾经有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期间产生了对军方的负面认识，而这种认识因为艾森豪威尔于1961年1月17日所说的话——他提出了对“军方和工业界综合体”的警告，而更进一步，此外还有他自己在老挝、猪湾事件、古巴导弹危机和越南问题上的亲身经验。肯尼迪始终相信，核战争是一种最后的、可怕的选择，因而他能够卓有成效地与赫鲁晓夫和苏联方面进行谈判，而后者与肯尼迪一样，甚至比他更加害怕核冲突的后果。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检验了双方避免核灾难的决心。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打开了著名的禁止核试验协定的通道，减少了危险的放射性尘降，增强了对苏联与美国重归于好的可能性的信心。正如在古巴和越南问题一样，谁都无法确信无疑地说肯尼迪两次完整的总统任期是否会缓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不过这当然是可以想像的。

肯尼迪的生命和总统任期的突然终结，为我们留下了令人遐想的各种“也许”、“可能”。然而，即使将所有这种猜测都抛在一边，承认失去过一些良机，走错过几步路，我们必须承认，肯尼迪的1000天激发了全国的美好想像，激励了人们对减少美国以及全世界分歧的展望。

“《肯尼迪传》纠正了约翰·F·肯尼迪被扭曲了的形象，拨开了围绕他的神话迷雾。真实地呈现了一部有关肯尼迪的历史记录。罗伯特·达莱克利用自己接触一批珍贵的新文献资料的特权。用学者的公正态度、精明的分析手段和几近完美的语句。向我们讲述了肯尼迪眩目耀眼的人生故事。《肯尼迪传》当之无愧是约翰·F·肯尼迪的最佳传记，是铭刻在人们心中的美国总统的标志，这无疑是一项骄人的成就。”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新奥尔良大学艾森豪威尔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未竟的总统大业——吉木·卡特超越白宫的征程》的作者

“这是我们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的杰作。坦诚而透彻。公正而明智。”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杰特森领导作风研究学院，《罗斯福——雄师和狐狸》的作者

《肯尼迪传》是我读过的传记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部。罗伯特·达莱克无比详尽地叙述了约翰·F·此避孕药成功的政治生涯，与他用迷人的手法描述的肯尼迪的疾病与痛楚形成一种美妙绝伦的对比。《肯尼迪传》绝对是一部杰作。

——戴维·赫伯特·唐纳德，哈佛大学查尔斯沃学院历史和美国文明荣誉退休教授，《林肯》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