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紧紧围绕语义解释，处处不离古代文献，把原来包含过多内容的训诂学清理得明白紧凑。本书的第五章，讲随文释义的传注，选择了四个古代注释的样本；第六章，讲通释语义的专著，选择了四部古代的专书；第七章，讲短论考释的札记，选择了九位近代考据家的笔记。

训诂学在经过半个世纪的被冷落和30多年的断裂后，到了80年代初重返学坛。它的复苏最主要的标志是重新进入了高等学校的课堂。训诂学复苏得这样顺利，不能不归功于世纪初期的国学大师们为保留国故所作的努力。是他们在中国的国学传统受到西化热潮极大冲击的时代，凭着一腔爱国的热忱，顶着强大的压力，背负着“保守”的十字架，固守着南京、武汉、北京和西北部分地区等几个国学据点，培养了一批懂得继承的意义，坚信国学的价值，又受过传统国学规范的训练，经过刻苦的努力而有着深厚功底的继承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先辈师长在沉默许久以后突然放出异彩，成为新时代训诂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出版论著，培训人才，成立学会，介绍历史，传播方法，抓住了那个有利的时机，实现了重振训诂学的理想。在一代名师的指点下，高校的训诂学课很快就开设出来，训诂学的研究热潮也很快波及全国。训诂究竟是不是一门学问?这门学问还有没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20世纪的学术史又一次作出了回答。

20年过去了，这些前辈师长许多已经谢世，留下的仍在为做好学术的继承工作不懈地努力。他们成为后继者的榜样，有他们作后盾，后来者的心里是踏实的。但是，训诂学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一个历史悠久又经过断裂的学科重返当代，不仅会面临前代人的成见、现代人的隔膜，更大的危机是因为继承的断线而极端缺乏后继的人才。国学是一门根柢之学，又是一门特别需要信念和韧性的学问，培养和筛选出一个学德高超、学养丰厚的人才是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专业领域内的继承在当前不可能大规模进行，越是人少，越需要精干；但只有基础队伍强大了，才能优选出拔尖人才。世风的浮躁，西化的再次冲击，体制对文科的不利，恐怕一时半会儿不容易改变，训诂学如何在当代不再断裂，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得不产生的忧患意识。

我们这一代人是跟着前辈师长步入训诂学领域的，上个世纪最后的20年，大家都在努力工作：有的在研究专书，比如徐朝华先生多年研究《尔雅》；有的在整理训诂材料，比如迟铎先生在做《十三经词典》，宗福邦先生在做《故训汇纂》，两位学长一坐下来就是将近20年；有的扩大了研究领域，比如赵诚先生在研究《说文》之余，还以大量的时间研究古文字，谢栋元先生将训诂学扩大到客家方言词汇研究，钱超尘先生将训诂学应用到中医典籍的研究等等；有的在结合文献整理从事训诂考据，比如吴金华先生所作的文献考证……而大家都同时在做的，是编写训诂学的通论，关注训诂学反映出的一些规律。从已故的郭在贻先生，到年长的赵振铎先生，都出版过训诂学的通论。有了训诂学通论的大量出版，才使高校的年轻学子能够比较顺利地接触训诂学，入门时也少走弯路。

20年来，我在关注训诂学走向当代的时候逐步醒悟，在训诂学的建设上，其实有着两个不同的思路：一个思路是偏重于训诂学的复原和在当代的应用，希望训诂学能对古文献阅读产生更大更好的作用，因此特别着重训诂材料的梳理；另一个思路是偏重于训诂学与现代语言学的接轨，希望从中国固有的训诂学中发展出一门完全适用于汉语的词汇语义学。这两个思路都基于对训诂学在当代发展的殷切期待，而且都需要深入开掘既往的训诂学材料，清理古人的训诂学成果。两种思路彼此并无隔阂，是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结合的。

也许正是基于以上的诸多想法，我对白兆麟先生在训诂学领域里所做的工作是十分关注的。白兆麟先生属于我国训诂学复苏时代最早步入这个领域的第二代学者群体，他的第一部训诂学通论早在80年代就在内地和台湾出版，现在即将出版的《新著训诂学引论》又有了更多的推进。这部书的特点更为突出：

首先是目的明确。他的通论立足于解除古代文献的语言文字障碍，他从三种语言文字单位也就是三个层次上分析了阅读障碍产生的原因，并且把阅读障碍归纳为八条，然后围绕如何解除这些障碍来确立以下的章节。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是偏重于我上面所讲的第一个建设思路——偏重于训诂学的应用价值的。从这个目标出发，他构建了本书的体系，这个体系是有利于教学的。

其次是思路的清晰。训诂学一直附庸于经学，又涉及意义的解释，内容过于具体、庞杂，又与文字学、音韵学和应当属于语法学的虚词研究有很多纠葛，需要进行清理。白兆麟先生对训诂的本体把握得十分准确，紧紧围绕语义解释，而且处处不离古代文献，把原来包含过多内容的训诂学清理得明白紧凑。我想，这也与他能把牢训诂学对古书阅读的应用价值有关。

再次是善于引导。他善于用今天的语言和从现代人看问题的角度来谈论古代的问题。特别是本书的第五章，他讲随文释义的传注，选择了四个古代注释的样本；第六章，讲通释语义的专著，选择了四部古代的专书；第七章，讲短论考释的札记，选择了九位近代考据家的笔记；介绍的是古人，把自己的理解融会其中，实在是引导学习者接触训诂材料和学会训诂学的好方法。这也可以看出他的训诂学偏重引导应用的意图。在这方面，我十分赞许白兆麟先生的学术眼光。我常常建议一些年轻的同行要仔细分辨学术的高雅与低俗、通透和鄙陋。当今有些人作书撰文，一味求“新”求“奇”，前人不说的话、不引的书，他们挖空心思找来说，找来引，以为这就是“新”，还自命为“开掘”。一部体例混乱、材料缺漏的字书，偶然被提出来，只因为前人没有推崇过，就有许多人去重复“研究”，为此出的书、写的文章，远远超出被研究的书值得研究的内容的几十倍，实在浪费纸笔和读者的时间。不能说学术已经发掘殆尽，新东西固然应当多留意一些；但是，在一池沙子里去寻一粒肉眼难以看见的金子，即使找到了，不也就是那一点吗!其实，有些大学问家不当事的材料，不是人家没看见，只是人家识货，不认为它有多大的价值罢了。白兆麟先生在《引论》里提出的书，可能会被有些人看成“老一套”，认为不“新”，但那是经过历史筛汰之后公认的精品，从这里引导初学者入门，属于“为高者必因丘陵”，找的是一个高起点。

引导应用并不是不讲道理，只有道理讲明，才能让现代人信服。在这本书里，对训诂原理也有较深的发掘。我觉得，有两个地方特别值得说一说。一个是讲训诂方法：这本书把训诂方法归纳为“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引申推义”三种，也就是将“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作了一个穷尽的分解。这和陆宗达先生和我写《训诂方法论》的见解是一致的。近些年来，有些训诂学教材讲到训诂方法总觉得这三条不过瘾，要再添出几条来。其实，解决古代文献的意义释读问题，还有什么方法能跟形音义三者互求并列的呢!总结古代训诂学的原理，不是分的条目越多越好，而是真正理解前人，把握他们的逻辑，弄通他们的思想才好。另一个是白兆麟先生总结出的五条训诂的原则：这五条是“语言的社会性”、“词义的时代性”、“句法的制约性”、“语境的规定性”、“文献的本原性”。我们衡量一条训诂材料是否正确、是否通透，一般要有几个“不违背”——不违背意义的时代和当时的历史事实，也就是不以今律古；不违背句法规律和语言环境，也就是没有“不辞”的现象；不违背文献的语言事实，也就是还原文献的本夹面貌，从第一手材料出发。这些师辈们常常教导我们的话，白兆麟先生用语言文字学的道理一说，就更透彻了。其实，这两个地方都有很深的道理，难得作者写来这样深人浅出。

由于深感训诂学进入当代的艰难，我常常觉得很多训诂学的有心人的工作十分值得珍惜。我想，白兆麟先生和一切有心人的工作都不会白费，一定会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现在，我们之后的又一代新人已经步入了这个领域，看到他们的成果，心里分外高兴。但是，我还要说，训诂学是重视根柢的，而增厚自己的学养要靠沉下心来读书、思考，我们这一代人的根柢已经不能跟老师们相比，时时在以学习和修养自勉。我和白兆麟先生以及同道好友常常谈起，在训诂学这个领域里，今天的学者是不敢自命“观止”和自封“权威”的，还是大家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为好。在这里，也让我们和新进入训诂学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共勉吧!

王宁

2003．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