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藤昭雄先生是目前日本汉文学界的权威，在日本平安时代汉文学的研究上造诣很深，特别是在古代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方面有着卓著的贡献。本书是先生从他自己浩瀚的研究成果中选出的、与中国文学有密切关联的一批珠玉精品。内容有中日两国人物或书籍的往来历史，有论述中国文学对平安朝汉文学的影响，有论述当时日本人如何摄取、发展中国文学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等。

在日本，一般称中国的古典诗歌为“汉诗”，文章为“汉文”。

日本最初没有自己的文字，使用由中国传入的汉字。而汉字只是传到日本的中国文化形式之一，与汉字一起传人的还有书籍。通过阅读中国书籍，古代的日本人摄取了中国的思想、文学、法律等。日本人摄取的中国文化中，文学占了绝大部分，日本人在阅读和学习中国文学的基础上，进而自己模仿着用汉字创作汉诗、汉文。日本人创作的汉诗、汉文，或者说凡是用汉字创作的文学作品，我们统称为“汉文学”。本书书名中的“汉文学”，即指此意。

自 序

平安朝汉文学概述

第一部 日中文化往来

关于《延历僧录·淡海居士传》的佚文

传人中国的日本著作

——淡海三船著《大乘起信论注》

关于一首假托延历遣唐使诗

往来于日唐间的佛教经典——《千手仪轨》之相传

人唐僧带回日本的文献——赞文与碑文

关于金刚寺藏《文集抄》

第二部 日本汉文学与中国文学

平安朝人与《后汉书》

平安朝“乐府”与菅原道真的“新乐府”

菅原道真与白居易——《菅家文草》的编纂及诗注

菅原道真的咏竹诗

尚齿会的源流

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对平安朝文学的影响

菅原文时的《老闲行》

大江匡房的《诗境记》

——日本人11世纪撰写的中国诗歌史略

《续日本纪》里的中国口语

平安朝诗文里的中国口语

译后记

菅原道真时代

承和期致使汉文学发生转变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文人圈形成所带来的“文章道”儒者的出现。菅原氏(菅家)占据着儒者的主导地位，菅家当时的代表人物是清公，他是敕撰三集时代的著名诗人，被称为“儒门领袖”，是他确立了菅原氏“学问之家”的地位。清公之子是善继承并发扬父亲的学统，使家门更加兴旺。

是善之子道真(845～903)，生来便肩负着菅家第三代儒者之使命，他必须继承祖父以来之文笔事业，并要将其发扬光大。道真在这条被指定的学问之路上，虽也有过几年做地方官客居赞州不遇的经历，但后来却得宇多天皇赏识，仕途顺畅，最后竞破格做到右大臣这样的高官。如果是在文章经国思潮支配下的嵯峨朝，道真如此显达必是众望所归，但在道真那个时代，却触犯了众怒，颇受非议。源于承和时期的学阀纷争风潮，在道真时代达到了极致，道真诗文集《菅家文草》(900年问世)所收的《有所思》、《鸿胪赠答诗序》、《诗情怨》等篇，就是“文人相轻”这一时代特点的真实写照。此外，贵族中虽然很大一部分属于文人圈，但却发生了像“应天门之变”(866)、“阿衡事件”(888)等压制文人阶层的重大事件，政治在一步步向“摄关制”靠拢。文人之间的党争加上摄官制的渗透，使得一介儒者道真这种破天荒式的显达，遭到无情的攻击，最后以道真被放逐到大宰府而终。现实中的不幸却有幸造就了一代伟大的文学家，面对重压，道真只能以写诗来抗争，这使他的诗愈发炉火纯青，解脱了政治束缚，他才成为一位纯粹意义上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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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宫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_、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目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古文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的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常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後藤昭雄先生是目前日本汉文学界的权威，在日本平安时代汉文学的研究上造诣很深，特别是在古代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方面有着卓著的贡献。本书是先生从他自己浩瀚的研究成果中选出的、与中国文学有密切关联的一批珠玉精品。

我大学毕业后，一度在西北大学任教。教学之余，逐渐开始做中日古典诗歌的比较研究。来到日本后，在一次学会上偶然结识了後藤先生。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很主动地与中国留学生交谈，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美好的记忆。以后又在学会上多次与先生邂逅，我逐渐下决心报考先生所在的大阪大学，实现我在日本继续深造的宿愿。2001年，我如愿以偿，有幸成了後藤先生的学生。这次，又承蒙先生的无比信任，得到翻译先生著作的殊荣。非常感谢後藤先生给我这个报答师恩的机会。

後藤先生的学风十分严谨，这一点，想必读者已从他的文章中有所体会。我平时深知先生的治学态度，因此，翻译此书时，也丝毫不敢马虎。我是学日语出身，古汉语的基础不够牢固，有很多东西都是在後藤先生门下才学到的。翻译过程中，有疑问或不懂之处，就去找先生确认和请教，以确保原文与释义无一字有误。但我的表达水平有限，在保持先生日文原意的前提下，译文难免有冗余之处，希望读者谅解。

此书的问世，还少不了本丛书主编王晓平先生的关怀和奔走。我与王先生，以前虽在学会上见过面，但并无机会向他请教。这次经後藤先生举荐，有幸成为这套丛书的一员，才得以与王先生共事。王先生对书稿严格把关，对日译中时容易出现的语病，多次叮咛嘱咐。感谢王先生对我们年轻人的栽培之情，希望我不会辜负他的厚望。

恩师後藤先生将于2006年3月退休。我也将完成学业，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谨以此书做为我赠给先生的退休献礼!

高兵兵

2005年10月于大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