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重塑自我的创新中，哈代笔下的亨查德是众多人物中最突出、最夺目的主角。围绕着他而创作的那些人物和他相比，虽然不那么重要，但却是他周围的一群引人入胜的角色，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与社会的场景。卡斯特桥市长是迈克尔·亨查德，而迈克尔·亨查德就是卡斯特桥市长。采用形式上的重复，正是这部小说的力量之所在，也是它具有持久的吸引力之道理所在。亨查德是个不善于表达自己的、自私的人，不能切实地表现自己的爱，然而他却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深度。

《卡斯特桥市长》是哈代的代表作之一。性格鲁莽倔强的亨查德年轻时曾经在酒后犯了大错，将妻女卖给了一个水手。若干年后他当了卡斯特桥市长，他的妻女突然出现，一家人团圆，此后他还找到了一个能干的苏格兰人做助手。然而他性格上的弱点再一次击垮了他。他一步步落魄，直至众叛亲离，凄凉死去。作者借故事的各种阴差阳错和戏剧性冲突，抒发了“性格即命运”和“幸福不过是一段偶然的插曲”的感叹！

这是写社会转型时期男人奋斗、立业、成家的书。古老市镇中心传统的集会场所，变成了熙攘喧闹的粮畜交易市场，卖出买进的价格、盈亏利益的计算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男女主要人物之间虽然也有复杂的感情包括恋情、友情、亲情婚姻纠葛，但是几乎没有哈代小说中常见的男欢女爱、温情脉脉的浪漫情调；而哈代在描绘剖析纠葛于这些复杂关系中的其他人物时所达到的裸露、尖刻，则充分显示了这位写实大家讥刺、讽喻的才能。亨察德的失败与陨落和法夫瑞的成功与升腾，不仅仅是人物一性格较量的结果，而且是审时度势，讲究理性、科学和实际的商品经济时代精神对墨守陈规，感情用事以及带有骑士精神色彩的古老传统精神和家长制生活生产方式的取代。哈代看透这一不以人的好恶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演变，为以亨察德所代表的人及时代奏出了一曲挽歌。有所谓这是一部具有《俄狄普斯王》或《李尔王》式的悲剧性的作品，这似乎应该是指它所达到的艺术效果而言。正像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效果的界定那样，它引发人的怜悯与忧惧之情——引人怜悯，是由于一个并非“性恶”的人遭受了本不应遭受的厄运；引人忧惧，是由于这个遭受厄运的人和我们相似。细读亨察德的故事，我们也会发现，哈代的这位主人公的艺术形象具有多么深厚的来自古希腊的文化渊源。

在哈代的十四部长篇小说中，《卡斯特桥市长》既体现了哈代创作一贯的风格，又独创了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由此也显现了一位大艺术家与平庸的多产作家本质的不同。至于这部小说的内容，不论是在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认知方面，它至今都有鲜活的意义。

十九世纪还没过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一个夏天的傍晚，有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步行着走到了靠近上威塞克斯的那个大村子韦敦一普瑞厄兹。他们的穿着虽然简朴，却还不算太不像样，可是看得出他们是走了很远的路，鞋和衣服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土，这就让外表显得有些寒伧了。

那个男人身材挺拔匀称，皮肤黝黑，神态严刻；从侧面看，他脸上的棱角少有斜坡，几乎是直上直下。他穿着一件褐色灯心绒短夹克，比身上其余的衣着略新一点。那件粗斜纹布背心上钉着白色牛角扣子，还有同样布料的过膝短裤，棕黄色的皮绑腿，草帽上箍着砑光黑帆布帽箍，背上背着一个灯心草篮子，篮子的一头露出一把切草刀的刀把，从草篮的缝儿里还可以看到一个打草绳用的螺丝转。他那节奏分明、沉稳踏实的脚步，是乡下手艺人的，不同于一般干苦力活的人松松垮垮、拖拖沓沓的那种。他一路走下去，两只脚一起一落，总带着他本人特有的那种刚愎自用，我行我素，甚至一会儿在左腿、一会儿在右腿斜纹布上交替出现的褶子，也显出了这种神气。

不过，这一对男女赶路的时候真正显得特别的地方，倒是他们一直都默不作声，正是这一点还偶尔引起别人的注意，否则，人家会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的。他们就这样并排走着，从远处看，仿佛是灵犀相通的人在从容低语说着私房话；可是稍近一点看看，就可以察觉出来，那个男人正在看——或者是假装在看——一篇民歌，他用那只挎着草篮提梁的手把那页歌篇举在眼睛前面，显得有些费劲。这种表面上的原因是否就是真正的原因，或者是否是装做这样，好避开一场他已经感到讨厌的交谈，这除了他本人以外，就谁也说不准了；可是他没有打破沉默，所以那个女人尽管有他在身边，却一点也没享受到有人做伴的乐趣。实际上她等于是孤零零地在大路上走，只不过怀里抱了个孩子罢了。有时候，那个男人弯着的胳膊肘，差不多都要碰上她的肩膀了，因为她一直尽量靠近他的身边而又不真地碰上他；可是她好像并没想去挎上他的胳臂，他也没想把胳臂伸给她；对他那种不声不响、不理不睬的样子，她根本就没有感到惊讶，好像还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这三个人到底还是说上了一言半语，那就是那个女人对孩子说的悄悄话，和那孩子咿咿呀呀的应声回答。那是个小女孩儿，穿着短衣服和棉线织的蓝靴子。

那个年轻女人脸上主要的——几乎也是惟一的——吸引力，就是生动灵活。她歪着头朝下看那个女孩儿的时候，显得漂亮，甚至标致，特别是在她这样看着，面目斜映着绚烂的阳光，眼睑和鼻孔泛着亮光，嘴唇显得火红的时候。她在树篱的阴影下沉思默想，缓步前行，这时她就显出一种半带冷漠的倔强表情，好像是那样一种人，觉得在时间之神和机遇之神的手中，也许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惟独没有公平。前面所说她容貌方面的情况，那是造化天成，而后面所说她表情方面的情况，大概是来自文明教化。

没有什么疑问，这男人和女人是夫妇俩，而且是怀抱中那个女孩儿的父母。如果不是这种关系，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们在大路上走着的时候，总有那么一种惯熟中透着平淡的气氛，仿佛一轮光环老是罩在他们三人身上似的。

妻子多半把眼睛盯着前面，不过并不是有什么兴致，其实就风景本身来说，每年这个时候，英格兰任何一个郡里几乎任何一处地方，风景都和这里相差无几；一条大路既不直又不弯，既不平坦又不崎岖，大路两边的树篱、树木和其它种种植物，已经到了变成墨绿色的阶段，那些迟早总要凋落的叶子，就要逐渐变暗，转黄，发红了。河边的青草岸和近旁栽成树篱的灌木枝桠，都蒙上急驰而过的车辆扬起的尘土，这同样的尘土铺在大路上像一幅大地毯，让他们的脚步声音沉闷，再加上前面说过他们都默默不语，所以别处传来一声一响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很长一段时间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一只柔弱的小鸟在唱那古老陈旧的黄昏之曲。说不清多少世纪以来，只要是在这个季节，每当日落时分，在这同样的时刻，这种黄昏之曲无疑一直可以在这个小山丘上听到，而且抑扬顿挫、啁啾婉转都是一模一样。可是等他们走得靠近村庄了，各式各样来自远处的扰攘喧嚣就传到了他们耳边。这些声音是从前面哪个高处传来的，不过那地方有树叶遮挡着，眼下还看不见。等到刚刚能看见韦敦一普瑞厄兹村边房屋的时候，这一家人就遇上了一个刨萝卜的，他肩上扛着锄头，锄把上挂着饭袋。那个看歌篇的人马上抬头一看。

“这儿有什么活儿可干吗？”他晃了晃那张歌篇，指着他前面的村子，不动声色地问道。他以为这个干活儿的没听懂他的话，于是又追问了一句，“有捆干草的活儿吗？”

刨萝卜的早就开始摇起头来了。“啊，老天爷，亏了他怎么能有这股聪明劲儿，想得出要在这种季节，到普瑞厄兹来找这种活儿？”

“那么，有什么房子出租吗？一所小小的房子，刚刚盖好的新房子，或者跟这差不离儿的。”那个人又问。

那个态度悲观的人还是保持否定的意见。“拆房子，在韦敦倒是常见的事儿，去年就扒了五所房子，今年三所；老乡没地方去啦——没啦，连个草棚子都没有啦；韦敦就是这么个样儿。”

捆草工(他明明就是个捆草工)大模大样地点了点头，望着那座村子接着说：“不过，这儿正赶上有点儿什么事，是不是？”

“对啦！今儿是大集的日子。可你现在听到的嚷嚷闹闹的这一套，不过是在骗毛孩子和大傻瓜的钱罢了，真正的买卖早收了。咱整天都在这乱哄哄的声音里干活儿，可咱就压根儿没上那儿去，咱没去，那不干咱的事。”P1-4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哈代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新作问世，名日《卡斯特桥市长》，它的副题是：《一个独具个性的人的故事》。这是哈代一生出版的十四部长篇小说中的第十部，又是他那七部“性格与环境的小说”中的第四部。此时期的哈代，人届中年，事业有成；但是身为白手起家的小说家和人生、艺术的探索者，他的创作事业并非平步青云，他在此书出版之前几部小说的社会效应，从始而反响冷淡或平平(诸如《计出无奈》与《绿林荫下》、《一双湛蓝的秋波》)，继而褒贬两极(诸如《远离尘嚣》、《还乡》与《冷淡女子》、《塔中恋人》)，可见其至此终究并未取得稳定牢实的社会认可。《卡斯特桥市长》一书出版，标志了哈代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新里程，在此后约十年当中，他陆续创作出版了另外三部“性格与环境的小说”《林居人》、《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从而完成了包括较早期创作的《绿林荫下》、《远离尘嚣》、《还乡》的“性格与环境的小说”杰作系列。

关于“性格与环境的小说”，本文集总序中已做解说。这是哈代为一九一二年版《威塞克斯小说与诗歌集》撰写总序，给他的小说分类时所界定的一类作品，向被认为是哈代小说的精华。它们的主题富有理念，意在探讨人，即性格与环境，包括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摩擦、冲突；磨合、协调，人生命运成败否泰，尽在此过程中实现。哈代虽然将上述七部小说归属此类名下，但在具体表达性格与环境关系及其张弛程度时，各部作品又各有侧重。《卡斯特桥市长》一部，从其文本即可一目了然地读出与其副题相关的内容，可谓名符其实，也就是性格在与环境冲突中性格的命定性作用。

一个居无定所流浪江湖的农田打工仔，历经近二十年艰苦奋斗，成就为令人刮目相看的富商和一市之长，乍听颇似神话；然而生逢社会剧烈动荡，经济、政治生活的火山骤然爆发，将深埋久困的地下岩浆喷送至地表，正是值得珍惜的沃腴营养。《卡斯特桥市长》所设定的时间是十九世纪前期，当时在面临社会剧变的英格兰偏僻落后农牧地区，正是可能产生这种现代神话之地。回顾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历史，随着社会剧烈变革转型，人的命运大起大落并不鲜见。哈代塑造亨察德这一人物据说也可能曾受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自传》(1883)中所述其父身世的启发。

编织过此种神话者，哈代并非独此一家。近在英吉利海峡彼岸，早在此前二十年，那位法国大小说家雨果，也曾使他的《悲惨世界》的男主人公成为这样的神话人物。让·华让从一名不文的劳工和死囚犯而佩上市长绶带，和亨察德所经历的命运的腾达，几乎是同曲同工，本书中偶逢险情，临危救难和法庭对质、揭发隐私等幕，在《悲惨世界》中也能找到对应。但是由于两位作家不同的天生气质、身世背景以及创作手法等诸多因素，亨察德市长和马德兰市长这两个艺术形象又各具迥然不同的特色。雨果在创造过程中，始终高举浪漫的火炬，光焰炽烈，将他那位精力过人、正直果敢、无私利他的市长照耀得超凡人圣，令人眼花缭乱，看不到他身为凡人的瑕疵；哈代则紧握写实的解剖刀，冷静洞彻，将他这位同样精力过人，而且颇具古道热肠的市长展露得毫发毕现，使人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的精神弱点——刚愎自用，愚蛮冲动。正如这部书的规模远远逊于《悲惨世界》，亨察德的生活经历和范围也远远逊于让·华让；但是也正如哈代在他那篇威塞克斯版《小说与诗歌总序》中所说：“在威塞克斯的穷乡僻壤，一如在欧洲的皇宫王室，普通家庭感情的兴奋搏动，也可以达到同样紧张的程度。”哈代所创造的这位亨察德，亦如他的游苔莎、姚伯、裘德、苔丝，虽为乡曲村野的普通小人物，他们作为人的内在精神活动，其规模和品质，其实并不亚于帝王后妃，因此人们也常以亨察德的故事，比做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式的悲剧。

哈代在创作亨察德这一人物性格与环境的磨合、冲突过程时，又不像游苔莎、姚伯、裘德、苔丝等人物，他们的命运，主要受制于环境，人物自身的弱点，只起次要作用；亨察德的悲剧命运，却主要取决于他自身的过错和弱点：早年，他酗酒卖妻，铸成决定他一生厄运的基因；他迷信巫术，错估天时，引发商业失算，又是他一生事业毁于一旦的关键；他处理与商业伙伴法夫瑞、继女伊丽莎白一简、情人露塞塔等人关系的失误，主要源自他自身性格上的刚愎自用、粗率愚蛮，而非客观环境。哈代创造这一人物过程中所表现的主流意向，似乎不在道德褒贬或社会批判，而在以探讨的精神，观照人类生存中性格与环境的关系；而亨察德的故事从客观的实际效果来看，也恰恰形象地印证了“性格即命运”的命题。这句出自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之口的名言，两千五百年来始终是在争议中流传，参照哈代的其它作品，包括他的小说、诗歌、诗剧来看，哈代确实也并未将其视做绝对真理。就《卡斯特桥市长》这部作品来说，它充其量也不过可以说是用此论断诠释了性格与环境关系的一个方面。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这种对人物性格深层的探讨，恰恰正可以引发读者自身的内省，同样可以得到积极的阅读效果。

现实生活中的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虚构作品中的人物，也同样不是孤立于作品之中。《卡斯特桥市长》这部“性格与环境的小说”，虽然重点在于剖析、表现人物性格，但它始终是在与环境(包括自然、社会以及其他人)的摩擦、冲突中显现的，小说情节的发展，也就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哈代是编说故事、构思情节的高手，从他第一部出版的长篇小说《计出无奈》开始，到最后出版的《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等，无不显示了从传统意义上说，是所有优秀小说家所必不可少的这样一种特质；《卡斯特桥市长》不仅毫无例外，而且将情节发展中“哈代式的偶然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种模式中，巧合、误会阴错阳差，像一副连环套，人物一旦陷落其中，永远难以解脱。亨察德以及伊丽莎白一简、露塞塔、法夫瑞、苏珊等人，都是这副网套中的一介小小生灵，浮沉否泰，终不脱其窠臼。然而，由于在这部书中，哈代设计的网套过于精巧，人们也曾就其可信程度有所质疑。但是细审人生际遇的现实，偶然与必然往往并无固定界限，某种命定的必然，常常正是种种巧合的总汇，正如万川归海的过程；尤其是在人类文明的步伐日益接近现代，生活中的变革日趋频繁、剧烈的时代。

作为一部“性格与环境的小说”，哈代在着重探讨性格的同时，也精心设置了环境。卡斯特桥这座富有悠久历史和文明传统的市镇，原型就是英格兰西南近海处多塞特郡的首府多切斯特，哈代的出生地，就在这座市镇东方不过四五英里之遥的乡村。小说中亨察德从出现在通往韦顿·普瑞厄兹村的大道上，到定居卡斯特桥，以及他往来活动的主大街、步行街、王徽旅馆、粮食交易所、河流、桥梁、罗马竞技场等等，至今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它们的遗踪。

哈代作为写实和表现地方色彩的小说家，选择这座城镇作为地理背景，本属理所当然：这里是他自幼往来、求学的地方，也是他青少年学徒、谋生的市镇，日后又是他定居、创作、终老的所在。他毕生以出生地及其附近乡村、市镇为生活和创作基地，只有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在伦敦居留五年，三十二岁成婚后，又与妻子爱玛流徙于多切斯特附近的村镇以及伦敦和欧洲大陆，过着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正是在创作《卡斯特桥市长》之前，才重返多切斯特定居。旧地重返、触景生情，哈代自然而然就将这一自幼熟知的地区移植到了小说当中。  这座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城市，曾经见证过沧桑之变，哈代在本书中为此也曾多设笔墨，从而加重了作品的地方色彩。哈代将小说故事的主要时间设定在十九世纪中叶，并且以稍前的近二十年作为序幕发生的时间，通过人物在这一时间段的活动，特别是亨察德与法夫瑞的性格、行为对比，彼此的冲突与各自生活、事业的成败，表达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信息，从而赋予这部作品以鲜活的时代色彩。

这是写社会转型时期男人奋斗、立业、成家的书。古老市镇中心传统的集会场所，变成了熙攘喧闹的粮畜交易市场，卖出买进的价格、盈亏利益的计算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男女主要人物之间虽然也有复杂的感情包括恋情、友情、亲情婚姻纠葛，但是几乎没有哈代小说中常见的男欢女爱、温情脉脉的浪漫情调；而哈代在描绘剖析纠葛于这些复杂关系中的其他人物时所达到的裸露、尖刻，则充分显示了这位写实大家讥刺、讽喻的才能。亨察德的失败与陨落和法夫瑞的成功与升腾，不仅仅是人物一性格较量的结果，而且是审时度势，讲究理性、科学和实际的商品经济时代精神对墨守陈规，感情用事以及带有骑士精神色彩的古老传统精神和家长制生活生产方式的取代。哈代看透这一不以人的好恶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演变，为以亨察德所代表的人及时代奏出了一曲挽歌。有所谓这是一部具有《俄狄普斯王》或《李尔王》式的悲剧性的作品，这似乎应该是指它所达到的艺术效果而言。正像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效果的界定那样，它引发人的怜悯与忧惧之情——引人怜悯，是由于一个并非“性恶”的人遭受了本不应遭受的厄运；引人忧惧，是由于这个遭受厄运的人和我们相似。细读亨察德的故事，我们也会发现，哈代的这位主人公的艺术形象具有多么深厚的来自古希腊的文化渊源。

在哈代的十四部长篇小说中，《卡斯特桥市长》既体现了哈代创作一贯的风格，又独创了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由此也显现了一位大艺术家与平庸的多产作家本质的不同。至于这部小说的内容，不论是在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认知方面，它至今都有鲜活的意义。

译者二人合作承担此书翻译，始于约二十年之前，由于种种原因，终未及时付梓。近年出版有望，旧稿重读，切感初译稿之不成熟。历数月再作研讨、推敲、校订，仍不尽如人意，深以为歉！文中译名，除尽力沿袭通用，对非常见人名、地名，则采用哈代已出版其它中译本现成译法；或以更接近原文之汉语普通话读音文字译出。注释除参照、选编本译文所据原文版本附注外，亦参照多种哈代研究著述资料及其它相关资料。此书原文人物语言多方言俚语，译时亦适当采用汉语方言俚语，但囿于汉英语规律不尽相同，未做字字对应，仅求略显原文用语氛围而已。主人公亨察德等人语言中常做文白相伴，译时亦同。原文中作者叙述语言，常夹拉丁、法文等外来词语，凡所用此类词语经历百余年，已融入英语词语且常见于普通英文词典者，则不再特别注明。译文、注释中种种疏欠，如蒙读者慨然赐教，以利再版中补正，则不胜感激！

张 玲

二○○二年五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