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译为《苏格拉底的审判》的书，书名可以倒过来读──审判苏格拉底。它的作者是美国著名左派报人I.F.斯东。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世界为思想言论自由殉道的第一人，斯东数十年如一日孜孜追求新闻的独立和自由，晚年，致力于从事人类历史上思想自由的研究。十年磨一剑，他的研究结果竟是把苏格拉底送上审判台。有关苏格拉底的研究著作多如牛毛，浩如烟海，斯东这本书以其独特的观点立场惹人注目。

译序

序言：本书写作缘由

序曲

第一部 苏格拉底和雅典

 第一章 他们的根本分歧

 第二章 苏格拉底和荷马

 第三章 提尔塞特斯故事中的线索

 第四章 美德和知识的性质

 第五章 勇气作为美德

 第六章 徒劳的追求：苏格拉底对绝对定义的追求

 第七章 苏格拉底和演讲术

 第八章 幸福的生活：苏格拉底的第三个分歧

 第九章 苏格拉底的偏见

第二部 考验

 第十章 他们为什么等他到了70岁？ 

 第十一章 三次地震

 第十二章 色诺芬、柏拉图和三次地震

 第十三章 主要控告人

 第十四章 苏格拉底尽力树敌于陪审团

 第十五章 苏格拉底本可轻易争得无罪开释

 第十六章 苏格拉底本应这么说

 第十七章 四个词

 第十八章 最后的问题

尾声 古代希腊是否有过搜巫案？

苏格拉底不是寡头派，也不是民主派。他对两者都保持着距离。我们从色诺芬和柏拉图不同的笔下所表现的来看，和从我们所已知的别人笔下的苏格拉底所反映的来看，苏格拉底的理想是，既不是由少数人来统治，也不是由多数人来统治，而是由——按照他在色诺芬的《言行回忆录》中所说的——“那个知道的人”来统治。这在他的同时代的人看来，一定是等于恢复到最绝对的形式的王政。而提倡王政无异是甘冒整个城市的大不韪。在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雅典提倡王政，一定像在20世纪的美国出现一个保皇党一样荒唐——荒唐得甚至不会使人觉得惊恐了。

不论是少数人或者多数人都不想恢复王政，都不想放弃对自己生活的治理和控制。他们在谁应该算为公民谁不应该算为公民这一点上，意见是极为分歧的，甚至演出了小规模内战。但是在他们的城市应该由公民来统治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这个争论乍看之下似乎十分古老，已属过去，其实不然。20世纪曾经有过，而且现在仍旧有着，不论是右派或左派的极权主义政体下新的形式的独夫统治。说真的，在最早和最充分表达他的观点的《言行回忆录》中，苏格拉底关于他的政府理论的表述已露出极权主义萌芽的明显端倪。

也许苏格拉底会说，他所建议的并不是古代形式的王政，而是一种新式的独夫统治，这是理想社会的基础。在《言行回忆录》中，苏格拉底把自己树立为一切现存政府形式的反对者。他逐一列举当时现存政府形式，并且逐一加以否定。

“国王和统治者，”他说，“并不是握有权杖的人。”权杖是他们掌政的象征，他们常常声称是直接受于宙斯神。这就否定了常规形式的君主政体。他继续说，他们也不是“群众所选择的人”。这就否定了民主政体。“也不是抽签所抽中的人”——这就否定了用抽签办法选择公职官员。“也不是用武力或欺骗得到权力的人”——这就否定了“暴君”。真正的或理想的“国王和统治者”是“知道如何统治的人”。

雅典的民主派会说，用人民投票的办法所寻求的正是这样的人，而且为了要防止判断失误和权力滥用，这种人的职权和任期是有限制的。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想到对统治者施加任何这样的限制作为保障。根据色诺芬的记述，他的基本前提是：“发命令是统治者的事，服从命令是被统治者的事”。这看起来一定很像是老式王政的翻新和绝对化。但是苏格拉底会说，他所提倡的是一种新形式的统治，用我们的话来说，一种专家统治。在色诺芬的著作里，苏格拉底用了那种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也常见的类比，来为他所主张的绝对统治辩护。色诺芬回忆说，苏格拉底“接下去说明，在一艘船上，是知道[驾驶]的那个人统治，船主和(船上的]别的人则都服从那个知道[驾驶]的人的命令”。苏格拉底认为，同样，“农作中的地主也好，病中的病人也好”，“训练中的”运动员也好，都是要去请专家也就是“那些知道的人”的，“大家都得服从他们，去做该做的事”。他还加上了一个在那男子当权的时代的笑话，“在纺羊毛上……是女人统治男人，因为她们知道怎么纺羊毛而男人却不知道”。P12-13

本书实际上是原来打算写的一部部头更大，而且是大得多的著作的一个片断而已。

没有一部书能得到充分的了解，除非作者透露他当初从事繁重写作任务的动机。我在毕生致力于“耙粪”——想不到批评性和独立性的新闻写作竟有这样一个令人反感的名称——之后，怎么会对古典研究和苏格拉底的受审发生兴趣呢？1971年年底，心绞痛迫使我在出版《I.F.斯东周刊》19年后放弃了它，我决定退休后从事人类历史上思想自由的研究——不是笼统的自由，因为它的含混的涵义太多，甚至可以混同于强者剥削弱者的自由，而是思想和说话的自由。产生这项计划的根子是这样一个信念：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的目的是什么，不论它标榜的是什么乌托邦式的和解放性的宗旨，如果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男男女女没有说出心里想说的话的自由，就不是一个好社会。我希望这样一种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新一代在凡是存在言论自由——而且总是受到既有坏的也有好的动机的威胁——的地方保持言论自由，而且能够帮助在奋斗中的异议分子找到他们要把马克思和杰斐逊①结合起来以求得解放的道路。

我在青年时代就受到了哲学和新闻学两方面的吸引。在高中毕业后那一年的夏天，我读了赫拉克利特②的一些片断。我在大学里主修哲学，不过我在三年级退学并且把报纸工作当作我终身事业之前，就已经在当专职的新闻记者勤工俭学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对哲学和历史失去过兴趣，因此在退休后就转到这方面来。我在开始探索思想自由时，花了一年时间研究17世纪的两场英国革命，因为这两场革命对美国宪法制度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

我很快就感到了，如果对新教改革，对争取宗教自由的斗争和争取表达自由的斗争的紧密关系没有比较充分的了解，我是不可能充分了解17世纪英国的两场革命的。

为了了解宗教改革，必须再向历史追溯一步，探索一下那些敢冒风险在中世纪播下自由思想的种籽的思想家和预兆性的骚动。当然，这反过来又与12世纪通过阿拉伯文和希伯莱文的译本和评注而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这件事对西欧的影响有紧密关系。

这就把我引回到了这种解放性的影响在古代雅典的源头。古代雅典是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空前发达的最早社会，以后也很少社会可以与之媲美。我像许许多多前人一样，就此爱上了古代希腊人。

我当初回到古代雅典时，我无知地以为，我可以根据一般公认的资料，对古典式的思想自由作一番粗略的研究。但是我很快发现，根本没有什么一般公认的资料。古典研究中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淹没在激烈的争议中。我们的知识就像一块巨大的七巧板，其中许多拼块已经永远丢失。几位声誉昭著不相上下的学者能够根据残存的几个拼块把已经湮没的事实重新拼出互相矛盾的图形。这往往反映他们一开始就抱有的先入之见。

因此我就自己寻找资料来源。我发现不能根据译本来作出政治上或哲学上的有效推断，倒不是因为译者的功夫不到家，而是因为希腊文术语和英文中的对等词意义不是完全叠合的——这是借用几何学上的术语。译者不得不在几个意义相近的英文词汇中选用一含。而要了解一个希腊文概念性术语，你至少得学习足够的希腊文才能揣摩出原文的意思，因为只有在原文中，你才能充分掌握这一术语的可能含义和色彩。

例如，你怎么能够从随便哪一个英文译法来了解logos一词的含义呢？因为这个著名术语的含义极其丰富复杂又有创造性的发展，它的定义在大部头足本李德尔一斯各特一琼斯《希英辞典》中需要用小号字排印五栏多的篇幅。千年的哲学思想体现在一个术语之中，它开始时由荷马用作“说”的意思，在斯多噶学派①中发展成为“理”——大写的理，作为统治宇宙的神——最后在《约翰福音》中巧妙地借用《圣经》来源，成为创世的“上帝的话，他创世的工具”。②

在我的时代，即使在乡间的中学里，也要学四年拉丁文才能升大学，卡图卢斯和卢克莱修斯①是我早期崇拜的对象。但是在大学三年级停学之前，我在大学里只学过一学期的希腊文。

我在退休后决定要学习希腊文，至少要学到能够足以自己揣摩概念性术语的含义。我开始用一本英希对照的《约翰福音》来自学，接着读《伊利亚特》②第一卷。希腊文的学习很快把我引到对希腊诗人和希腊文学的涉猎。这方面的探索始终其乐无穷。

但是，我越是爱上了希腊人，苏格拉底站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景象越教我痛心。作为一个民权自由派，我对此感到震惊。这动摇了我的杰斐逊式的对普通人的信念。这是雅典和它所象征的自由的黑色污点。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怎么可能发生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呢？雅典怎么会这么不忠实于自己呢？

这本书就是这个痛苦的折磨的结果。我决定要发现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的。我在开始的时候并不能为判决辩解，现在也不能。但是我要弄清楚，柏拉图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并想从雅典方面的立场来说明这件事的经过，以减轻这个城市的罪过，从而消除掉这次审判在民主和雅典身上留下的一部分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