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看一幅凡·高的画，看到旅游者们所花的钱，当我们考虑“文化”方面的社会阶级差异，当我们把市区的商业中心设计为“迪士尼”——那么我们正在进入城市文化的矛盾之中。

本书为“都市与文化译丛”中的一本，深刻细致、入木三分地描绘了美国城市由计划型向市场型转化过程中文化起的重要作用，分析了美国城市扩展的方式和它们越来越依赖的文化的种种“自动化方面，并揭穿了这种“自动化”的文化的欺骗性与虚性。本书由于极具原创性，已经成为都市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它不仅提高了都市文化研究的分析深度，而且提供了其他研究著作所缺乏的许多崭新的细节性资料。它的出版，已经深深影响了有关城市文化的整个话语环境。

本书为都市文化研究领域内的经典之作，作者沙朗·佐京因为本书而成为了该领域内首屈一指的权威人物。本书深刻、细致、入木三分地描绘了美国城市由计划型向市场型转化过程中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分析了美国城市扩展的方式与它们越来越依赖的文化的种种“自动化”的方面，沙朗·佐京的突出贡献在于揭穿了这种“自动化”的文化的欺骗性与虚构性，沙朗·佐京深刻地指出：这种欺骗性的、不合逻辑的文化已经成了美国向全世界推销的最重要的产品。本书最为难得是作者详细记录了这些文化因素在街道上的各种体现方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反映方式，并且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文化的不同方面是如何强加在人们真实生活中的情景，以及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如何深受这种象征性经济与公共空间的合作蹂躏。

前言

第一章 谁的文化？谁的城市？

象征经济

文化作为经济基础

文化作为组织空间的手段

公共空间

安全、种族和文化

第二章 迪斯尼世界的启示

真实的主题公园

共享的公共文化

虚拟现实的空间现实

作为服务业的迪斯尼世界

迪斯尼的象征经济

第三章 伯克希尔山区的一家博物馆

伯克希尔山区的困境

全球艺术世界

概念博物馆

文化政治

博物馆和大都市文化

第四章 纽约市的高雅文化与无序的商业

艺术经济的规模

作为空间和符号的高雅文化

标志性建筑

博物馆

时报广场

就业和金钱

文化之都？

第五章 纽约餐馆里的艺术家和移民

作为文化场所的餐馆

移民与全球趋势

纽约的餐馆

餐馆的员工

劳动力的社会分工

劳动力的种族分工

餐馆老板

象征经济与世界经济

第六章 逛城市商店

孩子眼中的一幅图画

聚居区购物中心

布鲁克林繁华商业区

第125大街

室内跳蚤市场

想起瓦尔特·本雅明

第七章 公共文化的神秘性

文化的含义

文化策略

如何看待视觉形象

说说理论

参考文献

主要人名中英文对照表

译者说明

城市经常因其代表了人类社会最低级的本能而受到批评。城市是建筑上的庞然大物与金钱崇拜的具体体现，是官僚机器的权力或者金钱的社会压力的地图。我们这些居住于城市中的人，倾向于把文化视作这一所在的粗俗视觉的解毒剂。那城市艺术博物馆或音乐厅的雅典卫城，时髦的艺术陈列馆与咖啡馆，把民族传统转化为烹调标志的餐馆——据说这些文化活动可以把我们拔出日常生活的泥沼，升入仪式化的快乐的神圣空间。

但文化也是控制城市的一种有力手段。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它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作为一系列的建筑主题，它在基于历史保护或地方“传统”的市区再发展策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本地制造业的消失和政府与金融的周期性危机，文化凭借旅游胜地与独特的竞争优势的基础，已越来越多地成为城市的商机。(对艺术、食物、时装、音乐、旅游的)文化消费与满足这种消费的工业的发展，给城市的象征经济，即它生产象征与空间的可见能力，提供了动力。

近年来，文化也已更为明显地成为社会差别与城市恐惧引起冲突的场所。大量的新移民与少数民族给包括从学校到政党的各种公共机构，带来了要满足他们特定需要的压力。艺术博物馆与交响乐团等高雅文化机构也已经受到了压力，不得不将其展览与演出的内容扩展并多样化，以满足更广泛公众的需求。宽泛地说，这些压力既是种族的，也是美学的。通过创造“文化多元主义”的政策与意识形态，它们已迫使公共机构发生变化。

在另一层面上，城市的宣传者越来越多地通过提升城市作为包括餐饮、先锋的表演与建筑设计的文化创新中心的形象，来吸引投资与旅游者的金钱。

这些再发展的文化策略受到的批评比文化多元主义要少。但它们经常使房地产发展商、政客与一心想扩展的文化机构跟当地社区的群众压力发生对立。

同时，混迹在公共空间的陌生人的存在与对暴力犯罪的恐惧，导致了私人警察力量的增长，社区里铁门与栏杆的安装，也导致了在公共空间设计尽可能多的监视设备的运动。这些也是当代都市文化的一个来源。如果说对付城市生活在物质上的不平等的一个方法是美化多样性，那么另一个方法就是美化恐惧。

对城市多样文化的控制，也暗示了对城市可能存在的阴暗面——诸如暴力、仇恨犯罪、经济衰退之类的种种城市问题——控制的可能性．文化多元主义及其相互敌视的派系引起的冲突——种族政治与城市骚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不过是一种幻觉。但随着公众的流动性变得越来越大，成分变得越来越多样，传统的机构——既包括政党，也包括社会阶层——在表达个人的认同方面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而创造城市形象、定格城市画面的文化力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些创造形象的人也塑造了一种集体的认同。不管是像迪斯尼这样的媒体公司，还是艺术博物馆或政客，都发展了公共文化的新空间。迪斯尼乐园、布莱思特公园、索尼广场以娱乐为主的零售店，已经加入到中央公园、百老汇剧院区和帝国大厦顶层等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重要公共空间．如果我们就这样接受了这些空间，而对其能否再现城市生活不加质疑？那么我们就有屈服于一种在视觉上有诱惑力的、私有化的公共文化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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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既有个人的历史，也有学术的历史。这是我女儿出生四年来我写的第一本书。我女儿伊丽莎白与我不同，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这个城市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一直试图跟她解释那些让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想通的小道理——为什么城市既伟大，又可怕——还有许多其他相关的、较小的秘密。为什么我喜欢坐公共汽车而不是地铁？为什么我们从不坐在地铁的最后一节车厢里？为什么艺术博物馆的花园里建有雕塑，而你却不能碰它们？与所有家长的故事一样，我的故事也充满了矛盾。有时候，在我作为一个城市的观察者，跟我作为一个母亲所教或所写的东西之间，甚至有着显著的矛盾。

例如，唐娜·哈拉韦在她《泰迪熊的父系政治》一文中对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创立者们的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和包含标本动物的实景模型中所体现的傲慢的世界观进行了尖刻的解构。就在我与研究生们讨论这篇文章的那一个星期，我带伊丽莎白去了动物园．它的名字已改为“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在视觉上的展示也已反映了现在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但这些事实并没有让我对自己所扮演不同角色之间的矛盾感到舒服。我只好试图用写作来部分地解决这些矛盾。所以，本书也有一些其他父母所说的故事的缺憾，即想解释的太多，解释成了的又太少。

但有些矛盾却来自于今天的城市文化意义的改变。在最近几年里，文化已成为城市政治和政策的一个显著部分。“多元文化主义”，随你的观点的不同，已成为社会包容与排斥的代名词，并已在公立学校教学内容与公共图书馆所购书籍方面引起了长久的争斗。城市居民传统上自夸的“宽容”气氛，已被装上了社会与文化“多样性”的避雷针．接受这种多样性，意味着你必须跟那些人们——他们显而易见地，很可能是相当热切地以你所不赞成的生活方式生活着——分享街道、公园、学校和公共汽车等公共空间。原来被认为是可以增加一座城市的文明美誉的文化机构，如艺术博物馆，已被指责为“精英主义的”，并正处于“民主化”或重新定义的过程中．同时，这些机构的富有也受到了公共官员的称赞，因为它们强化了一座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的竞争力。当我们在看一幅凡·高的画，看到旅游者们所花的钱，当我们考虑到“文化”方面的社会阶级差异，当我们把市区的商业中心设计为“迪斯尼乐园”——那么我们正在进入城市文化的矛盾之中。

《城市文化》一书也产生于我对于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现的物质方面的着迷。多年前，在我写作《阁楼生活》一书时，我试图阐明艺术对城市发展的极富诱惑力的影响。利用艺术家的工作室或阁楼来刺激房地产市场，提升房地产价格，是鼓励艺术事业产生的意外后果；但是跟在城市的艺术陈列馆、餐馆和美食商店里的不断膨胀的文化消费浪潮相联系，它是走向中产阶级化的第一步。都市规划者和艺术家对《阁楼生活》的类似反应鼓励我强调艺术在城市的政治经济中的象征重要性。随着制造业的不断移置，经济的金融与非赢利性部门的不断发展，文化生产似乎已越来越成为城市的目的了。

到我写《权力的地图：从底特律到迪斯尼乐园》一书的时候，北美城市已经更多地从传统物质商品的生产转向更抽象的产品的生产：股票与债券，房地产，还有文化旅游业的体验。从为公司白领所居住的郊区的起伏山丘，一直到以新式烹调为标榜的中产阶级化的餐馆，城市与郊区的再发展，都越来越多地基于对社会同质性的视觉意象的控制。我在自己周围所看到的一切，促使我提出这样一个激进的观点，即消费在空间、工作职位、电视节目和文学意象之中的组织方式，在人们的生活中已至少变得跟生产的组织同样重要。文化资本从它对社会的影响来说跟投资资本是一样的。

“地图”这一概念的运用，使我能够把注意力集中于社区，从工业城镇到后现代城市，并把它们同时视作物质的与象征的建构．当我继续思考城市的时候，我开始认为它们的经济已越来越多地建筑在象征生产的基础上。餐馆、博物馆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指向一种象征经济，它对工作、种族与社会分别、文化意象的物质影响，在以前是很难被想象的。

在《城市文化》这本书的设想产生之前，我曾作过一系列的演讲，其中暗含了象征经济的中心思想。1991年，在我为不来梅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所写的一篇论文中，象征经济已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早期纽约艺术市场的形态——即过度膨胀和社会恐惧的弱点。1992年，我在锡拉丘兹大学谈到了在北亚当斯——一座正遭受非工业化和高失业率之苦的城镇——建立马萨诸塞州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计划。大约在同时，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了关于公共空间——从空置的店面到小区的商业街——如何因经济衰退而发生改变的又一演讲。我仍然继续对迪斯尼乐园的写作与思考，把它视作服务业的象征和某种类型的城市发展——有秩序的、得体的、把个人欲望置于公司控制之下的——的旗舰，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也谈到了这些问题。跟研究生们一起，我进行了一个把餐馆作为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空间的研究项目。最后，我思考了文化在公共空间——公园，艺术博物馆，城市的街道——里的再现，并意识到了公共文化如何通过在这些空间竞争获得体验、设想和控制它们的权利来得到定义。在布莱恩特公园的设计与转化中集中了这些问题，而对此我在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的学术会议上都谈到过。关于商业街上的自传和霸权这一章是我最后在1994年写成的。  路易·曼福德的经典著作《城市文化》所关心的问题跟我的大不相同，尽管他的书名启发了我。我们的著作都跟城市规划、民主和市场经济有关，但对我来说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已变得更加突出，更加问题化。

关于这本书的起源就谈到这儿。尽管这本书的思考过程是一个个人的旅途，但一路上我有过很多好的旅伴。

对第三章和第五章的合作者，我深表谢意。对这两章的构思和写作我承担主要责任，但亨特学院和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社会学副教授菲利普·卡斯尼兹进行了有关马萨诸塞当代艺术博物馆这一章的研究与初稿的主要部分的写作，而我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关于城市社会学的讨论课上的研究生，则作了关于餐馆这一章的全部研究和大部分的初稿写作。跟这些优秀的合作者共事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

对我的一系列研究助手：简·帕克、但尼·开斯勒和亚列克斯·维达尔，我也非常感谢。他们不仅和我同样对写成这部书感兴趣，他们对它的重要性的始终深信不疑，也让我感到鼓舞。

本书完稿后，我的朋友哈维·莫洛兹把它仔细通读了一遍，使我受益匪浅。在城市研究的领域中，很少有像他这样综合了广博的学识和挑剔的审美品味的学者。哈维无疑挽救了书中那些最糟糕的错误；对那些次要的错误，我仍承担全部责任。

要是没有同事愿意倾听我那些犹犹豫豫的问题、不着边际的猜测，阅读几页我拿不准的书稿，并给予我鼓励，那么这本书也是不可能写成的。我从我的搭档赛沙·娄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是她跟我共同教了一门跨学科的课程“客体、空间与视界”；还有普里西拉·福古森，她是我关于烹调的研究的忠实合作者；简尼特·沃尔夫、托尼·金、罗尔夫·梅厄孙、斯蒂夫·斯坦贝格、比尔·考恩布卢姆、乔治·坎宁安、鲍勃·维斯古西、赫伯特·甘斯、彼得·马库斯与托尼·舒曼为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一个演示，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我在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同事和学生们，从我敞开的大门走进我黑洞洞的办公室，总是见到我在一支60瓦的灯泡的照耀下不断地打字，可能还以为我在写一本伟大的著作。我希望这本书没有令他们失望。而不能跟我的同事弗农．伯格斯一起庆祝这本书的出版，让我感到难过；他是在我完稿后去世的。在我写作的时候，他一直是走廊里的一个友好伴侣。

写一本“由论文组成的书”的主意来源于克里斯·罗杰克，他原来在鲁特里奇出版社工作，现在已回到大学教书。所有接受过这样的主意的人，都了解要使这样的一本书有统一的主题与风格，要花多少的时间与精力。我在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的编辑西蒙·普罗瑟，拥有从事他这一职业的人所需要、却很少有的那种技巧与圆通。在等待这本书成形的过程中，他既表现出了勇气，也表现出了耐心。最终的成果得益于简·黎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的生产经理，她给我打了无数次的电话，跟我讨论版式、字体以及Kman当中是否该有一个连字号等问题。

当然，我必须向伊丽莎白和理查德·罗森表示最深的谢意，因为他们和我总是形影不离。当伊丽莎白把她的明信片和玩具摊在餐厅的地板上，说她在“建博物馆”，或者用她的玩具碗碟和塑料食物来“开咖啡馆”的时候，我想，他们和我的生活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

             纽约市

             199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