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散文最精彩的篇章是那些怀念故人和歌颂普通人高尚精神的作品。如早期的《忆范兄》、《纪念憾翁》,建国后的《忆鲁迅先生》、《哭靳以》、《廖静秋同志》以及那篇感人肺腑的《怀念萧珊》。
巴金散文最大特点是真挚亲切,以情动人。这主要得益于他喜欢用第一人称写文章。巴金倾述感情不借助热情只捉炽烈的语言和华丽铺陈的辞采,而是像一位老朋友在与你促膝谈心,真情流露于字里行间,自然地感染读者。他的语言水静沙明,一清到底,自然流畅,毫不造作,于平淡中见文采,通脱之处出意境,自然之中求严谨。《怀念萧珊》是最能体现巴金散文风格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为纪念亡妻而作的悼文。该文在平凡的叙述中,充溢着震撼人心的悲痛,透过这种悲痛所传达出的对妻子的挚爱,对“文革”的控诉,对刽子手的痛恨,都自然地奔涌出来,再次显示出巴金散文自然真实的艺术魅力。
一滴清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夺目光辉;一夺好书,可以滋养无数的美丽心灵。本丛书共收录了二十几位现当代文学大家的经典力作,涵盖了人生、亲情、友情、感恩、审姜、励志、成长、成功,等多十热点话题,并附有名师的精彩评析。细细品味,点燃智慧的澄净心灯;慢慢诵读,开启人生的芳香之旅……
我们回到成都,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而且不久革命就爆发了。
我当时一点也不懂什么叫做革命,更谈不到拥护或者害怕,只有十月十八日的兵变给我留下了一个恐怖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仍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一天听见教书先生(他姓龙)用激动的声音讲起当时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开说出反对清朝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大的尊敬,而且他不喜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二叔和三叔从日本留学回来不过一两年。他们的辫子是在日本剪掉了的(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两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剪掉了辫子),现在他们戴上了假的辫子。有些人在背后挖苦他们,骂他们是革命党。
我的脑后垂着一根小小的、用红头绳缠的硬辫子,我每天早晨都要母亲或者老妈子给我梳头,我觉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此我倒喜欢那些主张剪掉辫子的革命党。
旧历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冥寿),家里的人忙着摆供。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五点钟光景,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磕头。忽然一个仆人进来报告:外面发生了兵变,好几家银行和当铺都被抢了。我们二伯父的公馆也遭到变兵的光顾。
其实后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二伯父的公馆虽然离我们这里很近,但是在当时谁也失掉了判断力,况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门一带的首富,很有遭抢劫的可能。
于是堂屋里起了一个小小的骚动,众人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里去想“逃难”的办法。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片刻,大家就忙乱起来。
一个仆人帮忙父亲把地板撬开一块,从立柜里取出十几封银圆放在地板下面。后来他们又放了好几封银圆在后花园的井里。
又有人忙着搬梯子来,把几口红皮箱放到顶楼板上面去,那里是藏东西的地方。
同时母亲叫人雇了几乘轿子来,把我们弟兄姊妹带到外祖母家里去。大哥陪着父亲留在家里。
我和母亲坐在一乘轿子里面。母亲抱着我。我不时偷偷地拉起轿帘看外面的街景。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几乘轿子迎面撞过来。没有看见一个变兵。
晚上我们都挤在外祖母房里,大家都不说话。
外面起了枪声,半个天空都染红了。一个年轻的舅父在窗下对我们说话。这些话都是很可怕的。 外祖母闭着眼睛念佛。 后来附近一带突然起了嘈杂的人声。好像离这里只有十几步路的赵公馆给变兵打进去了。
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响成了一片。
外祖母逼着母亲逃走,母亲不肯。大家争论了片刻,母亲就带着我们到了后面天井里。外祖母一定不肯走,她说她念佛吃素多年了,菩萨会保佑她。
天是红的。几株树上有乌鸦在叫。枪声,我们也听得很清楚。
母亲发出了几声绝望的叹息。她还关心到外祖母,关心到父亲。
舅父给我们搬了梯子来。墙并不高。一个老妈子先爬到墙外去。然后母亲,三哥,我都爬过去了。接着我的两个姐姐也爬了过去。
墙外是一个菜园。我们在菜畦里躲了好些时候,简直顾不到寒冷了。
后来我们看见没有什么动静,才到那个管菜园的老太婆的茅棚里坐了一夜。
那个老太婆亲切地招待我们,还给我们弄热茶来喝。P27-28
巴金的散文创作在他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从1927年的《海行杂记》到80年代的《随想录》,在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巴金共写作和出版了近30部散文集,约百余万字。这些散文都是巴金在体会真切、思索深刻时写的“生活的记录”,展现了作家的心路历程和时代的印迹。这些散文形式多样,诸如回忆录、游记、杂文、小品文、通讯、随笔等等。巴金是个热情奔放的人,又是勤于思索、观察敏锐的作家,在作品中,他常以“我”作为抒情主人公,直抒胸臆,热情如火,清澈如水,朴实无华,真实感人。本文无意对巴金散文做全面系统的分析,而是拟从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的角度,来论述巴金散文对我们的启示,从中得到一些借鉴。
首先,关于阅读问题。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让学生多读书、多背书。巴金对这种教育方式有深切的体会,自觉获益匪浅。他说:“当时我背得很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散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序’,有‘书,’有‘表’,有‘铭’,有‘赋’,有‘论’,还有祭文。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虽然巴金当时对背诵古书感到有些痛苦,但他后来还是深情地指出,《古文观止》中的这两百多篇“古文”是他“真正的启蒙先生”。并坦率承认自己后来写了20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他衷心感谢当年那两位逼他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先生。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中的这种死记硬背的办法虽然显得机械和教条,甚至可能会给学生带来一些痛苦,但大量事实证明,这种“背书”的方式,仍是我们语文教育中值得借鉴的方法。巴金认为背诵是一种“储蓄”,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就会逐渐明白书中的道理,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潜移默化地起作用。很多学者、名家也都认为自己的学问或创作得益于这种背诵。
巴金的散文创作绝不仅仅得益于对古代散文的学习与背诵,他也受过鲁迅、朱自清、叶圣陶、夏丐尊等新文学名家散文的影响。此外,他还读过很多欧美作家的散文、小说和革命家的自传。如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随笔集》,英国作家吉星的《四季随笔》和日本厨川白村的散文等。巴金还亲自动手翻译过一些外国作品。古今中外的这些散文作品,不仅使巴金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学会了方法,也给了他很多触动和启发。他感觉多读别人的文章,自己的脑子就痒了,自己的手也痒了,他的好些篇散文和小说都是读了别人文章受到启发后才拿起笔来写的。只有多读,才能多积累,才能厚积薄发。
其次,关于写作问题。中国传统的作文教学方式基本上是教师命题,学生根据老师出的题目作文。巴金说,自己当时在学校读书时,不是我要写文章,而是教师要我写,不写或写不出就要挨骂甚至打手心。作文题目,不是“什么论”、“什么说”,就是写“读书乐”之类的东西。就拿“读书乐”来说吧,本来那时背诵古书很感痛苦,但非要写出其中的“乐”来,怎么能写得出呢?但作文不交卷,学生就走不出书房,甚至要挨板子。所以只好顺着教师的意思写,先说人需要读书,又说读书的乐趣,再讲春、夏、秋、冬四时读书之乐,最后来一个短短的结束。文章里的句子不是从别处抄来的就是引用典故拼凑而成的,跟“书”的内容并无多大关系,纯粹是为作文而作文。
“要我写”和“我要写”,这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要我写”是被动的,是为作文而作文,“我要写”是主动的,是有感而发。巴金认为,必须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吐露,才能够顺利下笔。硬着头皮被逼着写作是十分痛苦的,坐在书桌前苦思半天,写了又涂,涂了又写,终于留不下一句。相反,一旦文思潮涌而来,不吐不快时,往往可以一挥而就。巴金在写作过程中的深切感受,给我们的语文教育以深刻启示:无论是命题作文,还是非命题作文,都必须是学生熟悉的生活题材,学生感到有话可说,有情可抒,才能内容充实,感情真挚。应该杜绝让学生写他们不熟悉的东西,写那些无病呻吟的“八股文”。巴金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多次讲到自己并非为写作而写作,往往是在一种激情的驱动下,像岩浆一样从心底喷发出来的,如《生之忏悔》中的《我的心》、《我的自剖》、《我的呼号》等等,把自我主观感情世界中欢乐的、痛苦的情绪伴随着诚恳的自我解剖袒露给读者,作者把这些文章称之为“我的忏悔录的一部分”。巴金善于以火一样的热情,诗一般的语言,形象的比喻,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愿望。这些文章不仅记录着作家在黑暗中艰辛行进的足迹,也闪烁着令人思考的人生哲理。在自然流畅的文字中,寄寓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感慨和认识。至于巴金所写的那些旅行游记,更是作家有感而发的文字,在记述现实生活的见闻中,同样寄寓着作家的感慨和认识,抒发了作家的悲哀和欢乐。
再次,关于教师和教育的功能问题。在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中,教师常常被人们看作是“教书匠”,教学中往往只注意语文的工具性特点,忽视了它的人文性特点,失去了对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培养,失去了语文教育鲜活的生命力,使语文学习变得索然无味,甚至使语文学习变得非常痛苦。巴金在他的散文中就多次谈到过这种痛苦的感觉。当他谈到在自己的成长历程中“是些什么人把我教育成这样”的问题时,就很坦率地指出:“这些人并不是在私塾里教我识字读书的教读先生,也不是在学校授我新知识的教员。我并没有受到他们的什么影响,所以我很快地就忘了他们。真正给了我坚定的影响的是另外一些人,倘使没有他们,我也许不会成为现在的这样子。”那么,这“另外一些人”是哪些人呢?巴金深有感触地说:“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母亲待人温和宽厚,在日常生活中,对子女进行爱的教育,培养了一种宽容厚道的泛爱精神。巴金是这样描述自己母亲的:“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从母亲那里,他不但得到了幸福的温暧的爱,也受到了爱的启蒙教育,认识了爱的意义,为他后来思想性格的形成和走上反封建的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母亲之外,巴金的第二个先生是一个轿夫。在众多佣仆中,特别引起巴金注意的即是这位年老瘦弱的轿夫,他的经历悲惨,老婆跟人跑了,儿子当兵死在战场上,只剩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活着,但就是这样一个处于困苦境地的人,竟然有十分坚强的人生信念。他对巴金说:“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这些话像座右铭一样,深深刻人了巴金的心灵,成为他思想性格的一部分。巴金称之为第三个先生的是一位姓吴的朋友,他虽然生活拮据,但却富于牺牲精神,有义无反顾地实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巴金说自己“始终是受着这个影响支配的”。
从巴金所谈到的几位“先生”来看,真正给人以影响的,不是那些书本上的死的知识,而是那些引起人心灵震撼的关爱和教诲,它是人生的指南,是形成思想性格的重要因子,是形成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是语文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应该引为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