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认为，在茅盾的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早期的《蚀》、《虹》和后来的《子夜》。这些小说，以观察深刻、画面广阔、叙事结构宏大见长，它们以准确、生动和丰富的艺术手段，展现了中国社会二十至四十年代曲折而复杂的历史长卷。本书为“学生版名家精品阅读之旅”丛书之一，收录了6篇茅盾的小说精品。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茅盾是以小说著称的，特别是以长篇小说的巨匠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对此作家本人似乎也有所体认。人们会记得，在他的晚年，当他把自己的25万元的稿费捐献给作家协会时，他也是希望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事实上，他自己便以辛勤的劳绩，为中国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范例。当我们想到《虹》、《子夜》、《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等长篇时，便自然地会想到他对长篇小说所做的贡献。

大泽乡

喜剧

林家铺子

当铺前

儿子开会去了

虹

林小姐这天从学校回来就撅起着小嘴唇，她掼下了书包，并不照例到镜台前梳头发搽粉，却倒在床上看着帐顶出神。小花噗的也跳上床来，挨着林小姐的腰部摩擦，咪呜咪呜地叫了两声。林小姐本能地伸手到小花头上摸了一下，随即翻一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就叫道：

“妈呀!”

没有回答。妈的房就在间壁，妈素常疼爱这唯一的女儿，听得女儿回来就要摇摇摆摆走过来问她肚子饿不饿，妈留着好东西呢，——再不然，就差吴妈赶快去买一碗馄饨。但今天却作怪，妈的房里明明有说话的声音，并且还听得妈在打呃，却是妈连回答也没有一声。

林小姐在床上又翻一个身，翘起了头，打算偷听妈和谁谈话，是那样悄悄地放低了声音。

然而听不清，只有妈的连声打呃，间歇地飘到林小姐的耳朵。忽然妈的嗓音高了一些，似乎很生气，就有几个字听得很分明：

——这也是东洋货，那也是东洋货，呃!……

林小姐猛一跳，就好像理发时候颈脖子上粘了许多短头发似的浑身都烦躁起来了。正也是为了这东洋货问题，她在学校里给人家笑骂，她回家来没好气。她一手推开了又挨到她身边来的小花，跳起来就剥下那件新制的翠绿色假毛葛驼绒旗袍来，拎在手里抖了几下，叹一口气。据说这怪好看的假毛葛和驼绒都是东洋来的。她撩开这件驼绒旗袍，从床下拖出那口小巧的牛皮箱来，赌气似的扭开了箱子盖，把箱子底朝天向床上一撒，花花绿绿的衣服和杂用品就滚满了一床。小花吃了一惊，噗的跳下床去，转一个身，却又跳在一张椅子上蹲着望住它的女主人。

林小姐的一双手在那堆衣服里抓捞了一会儿，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这许多衣服和杂用品越看越可爱，却又越看越像是东洋货呢!全都不能穿了么?可是她——舍不得，而且她的父亲也未必肯另外再制新的!林小姐忍不住眼圈儿红了。她爱这些东洋货，她又恨那些东洋人；好好儿的发兵打东三省干么呢?不然，穿了东洋货有谁来笑骂。

“呃——”

忽然房门边来了这一声。接着就是林大娘的摇摇摆摆的瘦身形。看见那乱丢了一床的衣服，又看见女儿只穿着一件绒线短衣站在床前出神，林大娘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愈是着急，她那个“呃”却愈是打得多，暂时竟说不出半句话。

林小姐飞跑到母亲身边，哭丧着脸说：

“妈呀!全是东洋货，明儿叫我穿什么衣服?”

林大娘摇着头只是打呃，一手扶住了女儿的肩膀，一手揉磨自己的胸脯，过了一会儿，她方才挣扎出几句话来：

“阿囡，呃，你干么脱得——呃，光落落?留心冻——呃——我这毛病，呃，生你那年起了这个病痛，呃，近来越发凶了!呃！……”

“妈呀!你说明儿我穿什么衣服?我只好躲在家里不出去了，他们要笑我，骂我!”

但是林大娘不回答。她一路打呃，走到床前拣出那件驼绒旗袍来，就替女儿披在身上，又拍拍床，要她坐下。小花又挨到林小姐脚边，昂起了头，眯细着眼睛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然后它懒懒地靠到林小姐的脚背上，就林小姐的鞋底来磨擦它的肚皮。林小姐一脚踢开了小花，就势身子一歪，躺在床上，把脸藏在她母亲的身后。

暂时两个都没有话。母亲忙着打呃，女儿忙着盘算“明天怎样出去”；这东洋货问题不但影响到林小姐的所穿，还影响到她的所用；据说她那只常为同学们艳羡的化妆皮夹以及自动铅笔之类，也都是东洋货，而她却又爱这些小玩意儿的!

“阿囡，呃——肚子饿不饿?”   P6-17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茅盾是以小说著称的，特别是以长篇小说的巨匠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对此作家本人似乎也有所体认。人们会记得，在他的晚年，当他把自己的25万元的稿费捐献给作家协会时，他也是希望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事实上，他自己便以辛勤的劳绩，为中国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范例。当我们想到《虹》、《子夜》、《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等长篇时，便自然地会想到他对长篇小说所做的贡献。

茅盾在长篇小说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风范，在我看来有这样几点：(一)他的小说是社会全景式的历史观照为重要特征的。深广的社会生活描写，清晰地时代风云的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概括以及心理现实的细腻捕捉，使他的小说具有着史诗般的品格。(二)茅盾的小说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他在三十年代立意以新的写实主义为自己创作的主格，他在创作上，是以理性、社会型的作家留存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种理性精神，可以说，是他的文艺观的一部分。这种理性精神，趋向于崇尚科学的趋实精神与审美境界的统一。它在艺术实践中，注重科学态度，努力艺术的本真。比较来说，更为侧重于人物的社会关系和历史的境界。在他的作品中，历史，仿佛已经不是一种外在的社会空间，而转化为作品中的一个“大角色”。可以说，人物的生命律动，都受制于这个无所不在的“巨人”所左右。这就是他所尊奉的历史怪圈和规律。就作家的心理类型来说，茅盾比较近于心理平衡型的作家。这在他的创作中多注重冷静与客观的态度。他的作品中，较少地表现出非常情绪化的参与精神，他的文本话语世界，思维细密，话语翔实，但叙述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隐蔽在事件的背后，而将生活中的事理人物的纠葛推给解读者去品味与破解。

我们这里选的《虹》，是他在三部曲《蚀》之后，写下的一个长篇。这部长篇完成于1929年的4—6月。连载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6—8期上，1930年由开明书店印行。这正是他在大革命后客居日本的历史期间。《蚀》和《虫D)都是以知识青年的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但两者却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来。不用说，前者反映的是大革命前后部分知识青年的苦闷的精神状态，因此画面上的情调也是较为阴暗的。而《虹》则正如命题所象征的，它所呈现的是雨后天霁时的光彩。可以说，对于生活执着的追求，对于生活中前进的力量的获取是作品的主要精神。

《虹》是在“五四”和“五卅”的广阔历史背景上，反映知识青年寻求和走向新生活的途程。《蚀》中反映的不妨视为知识者的群体；而《虹》则主要是由主人公梅女士构成的。她从孝女、少奶奶的封建牢笼中冲决出来，谋得了独立的社会职业；但是作者并没有给她安置在“虚幻光明”的境地。腐朽的社会，“新外衣”下面荒唐的生活，依然围袭着她。梅女士“因时制变地用战士的精神”冲决着一切。“征服环境，征服命运!”经验给她的教训便是“不要依恋过去，也不要空想将来，只抓住现在用全力干着”。新的生活终于吸引了她。作品描写当她接触到革命者梁刚夫后，便产生这样的感觉：“从最近起，我才觉得有许多事我不懂得，而且摆在我跟前，我也看不到，我总想把不懂的变为懂，看不到的变为看到，什么事情部得从头学。”

对于新奇丰富生活的仰慕，逐渐地削弱着她的矜持、自负、孤独的个人主义襟怀和狭小的见地。作品写道：“广阔生疏的新环境将她整个儿了进去”，“迷失了她本来的自己”。这种新的生活，在健康的革命的思潮中她不断地成长着。小说的结尾，梅女士投身到“五卅”运动的洪流中去。她对女友徐绮君说：“时代的壮剧就要在东方的巴黎开演，我们应该上场，负起历史的使命来，你总可以相信吧，今天南京路上的枪声，将引起全中国各种的火焰，把帝国主义，还有军阀套在我们头上的铁链烧断!”

《虹》像作家的许多长篇一样，并没有写完。按照作者最初的意图：“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就此说来，不失为宏远构想的一种尝试。

《虹》的创作与《蚀》比照，可以构成不同的写作方式。在《蚀》的写作中，作家是经历着充分的生活体验的。茅盾告诉我们，那是在大革命的复杂纷纭的斗争以后，作家回到了上海，当作者命笔之际乃至“凝神片刻，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斗室，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茅盾文集》1卷432页)。《虹》的写作则处于另一种境况。这时作家客居日本。他的艺术构想，主要是客观的素材。按照茅盾的说法，“《虹》的主人公是以胡兰畦为模特儿的”(1973年12月，21日致陈瑜清信)。梅的名字就是由兰转化生成的。这个人物，在大革命时代，茅盾曾经几次接触到，但都是远距离的。在日本时期，经过秦德君的转述，萌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于是经过升华和组合，构成一个时代的新的女性。所以当胡兰畦读到《虹》后也认为故事中的许多事都不是她所经历的。她甚至认为茅盾把她写歪曲了。这种“歪曲”，恰恰显示出创作的功用。这表明，茅盾在创作中，不仅有着广泛的生活积累，同时对艺术创作中的虚构和拼接和组合能力，已经把握到了。如果说，在三部曲《蚀》的创作过程，对于小说的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创作，还处于一种试练阶段，那么在写《虹》的过程中，对于长篇小说的艺术运作，已经比较适应了。正因为如此，他会把间接听来的故事和累积的生活，融化整合，构成全新的意境，同时，即使没有亲自感受的事物，也会描写得情景交融。据悉茅盾当时并没有到过三峡，但是对于梅女士初出夔门的景观，峭壁的山势，隐显的巫峡，翠绿的松柏，却描绘得逼真如画。艺术的实践表明，艺术创作的内在情感自然需要获得相应的形体，但这些感情不一定需要艺术家亲自体验到，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通过一种“想象的同情”活动领悟到的。(参看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177页)。在我看来，这种“想象的同惰”，会自然地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从记忆的仓库里，提取相关的客体材料，形成艺术上的对接。《虹》的创作正是如此。所以，《虹》出版后，四川的作家沈起予才不无感慨地对茅盾说：“未曾经过三峡而能写得如此逼真”是不容易的。

自然，梅女士并非是作家表现中的一个定型的新女性。《虹》是一个象征性的命题，它取自希腊神话中墨耳库里驾虹桥从冥国索回春之女神的意义。茅盾说：“虹有迷人的魅力，然而本身是虚空的幻想。”就人物来说，她参加了革命，甚至入党，但这只是形式上是个党员，精神上还是她自己掌握命运，个人勇往直前，不回头。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只是“涂在梅女士身上的一种幻美”(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37页)。所以在《虹》之后，茅盾曾有完成《霞》的构想，但终于未能完成。按照作者的设想，“《霞》将是《虹 》的姊妹篇”。在《霞》中，梅女士还要经过各种考验。

茅盾是长于长篇巨制的。但是他的短篇与中篇，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中如《春蚕》与《林家铺子》等，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性的名篇。

自然，茅盾对于自己的短篇创作始终是很谦虚的。他说：“短篇小说，我写得不多。因为我觉得写短篇小说并不是容易的事，或许比写长篇还难些。我自己知道，我所写的短篇，严格说来，极大多数并不能做到短小精悍而意味深长。”可见茅盾对于短篇小说的品味要求是很高的。不过如此，也反映出他的短篇小说的某些特征。有人说：茅盾的短篇小说，是“在丰富的生活内容上构成严格的布局，寓精练于从容裕如之中，作者有自己的特点(唐弢语)。这见解是很好的。短篇小说固然应该短小精悍，窥一斑而现全豹；但精练而充实的作品，却不一定以短小为度。鲁迅的小说，自然有《一件小事》、《孔乙己》等名篇；也有像《祝福》与《伤逝》等从容不迫的力作。两者都是严谨精练的艺术珍品。茅盾的短篇小说，有借“生活的横断面”，而展示典型的社会现象的。如《喜剧》、《搬的喜剧》等篇便属这一类。然而也确有被作者称为“压缩了的中篇”的创作。如三部曲《舂蚕》、《秋收》、《残冬》以及《林家铺子》等篇，但部是寓严谨精练于裕如之中的作品。

就取材来说，作家的艺术天地是十分开阔的。在这些短篇中，有的揭示市民灰暗人生的，也有的描写劳动者被压榨的苦难；有的则反映城镇经济的凋敝，有的暴露农村生活的破产。作家总是从繁复的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看取生活，精心组合，在敏锐地感受中揭示在帝国主义的侵吞和买办官僚的统治下，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和历史命运。就某一篇章来说，可能是一事一物，一种生活的断面，然而汇集起来，却不难看出时代和社会变异的面貌。

应该说，在现代文学中，揭示农民苦难的乡土文学的母题，早在五四时期便被鲁迅等作家提出来了。就这一思想来说，茅盾的小说中，可以说是鲁迅传统的承传与发展。但是，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变异以及作家思想的嬗变，在茅盾的作品中，则表现为明显的变化。这在他的农村三部曲中，得到充分的显现。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可以视为一部连续性的农村变革史。由老通宝的老一代中华儿女，到多多头等的“抢米囤”行动，作家在努力突现“穷则思变，变则通”的思想。

在农村三部曲中，茅盾是怀着农民能够走向斗争的确信来反映生活的。如果说，老通宝是老中国儿女的写照；那么，多多头则在生活的磨难中合乎逻辑地体现了上述的思想。按照作品的显示，多多头在《秋收》中已经成为村坊中斗争风潮的骨干。用老通宝的眼光打量，他不仅混在像阵头风似的卷来的人群中，而且是他在敲锣!所以老通宝劈头就骂，教训儿子说：

“畜生!杀头胚!……”

“杀头是一个死，没有饭吃也是一个死!去罢!阿四呢7还有

阿嫂?一伙全去!”多多头笑嘻嘻地回答。

坚定、开朗，多多头从实际的生活体验中，一语道出了走投无路的农民的生活意向。他说服了阿四、阿嫂，人们嚷嚷闹闹地走向了斗争。这情境逼使得老通宝不能不觉得“当真这世界变了，变得他想来想去想不通，而多多头他们却耀武扬威!”到了《残冬》里，这些不安分的农民已经从最初的经济斗争转向武装斗争了。作品以多多头等冲进庙里，胜利地和“三甲联合队”进行斗争结束了全篇。这使得多多头的形象，更加充满了行动的力量。

《春蚕》是三部曲的第一部。这部作品充分展示了丰收成灾的社会景象。诚如当时的一位编者所说：“近年以农村经济破产的题材的创作，自从茅盾先生的《春蚕》发表以来，屡见不鲜，以去年丰收成灾为描写重心的，特别的多，在许多刊物上发表。”其中如叶圣陶的《多收三五斗》、叶紫的《丰收》、夏征农的《禾场上》以及洪深的《农村三部曲》等，都是在茅盾之后出现的有影响的作品。

不消说，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等作品出现后，立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它们曾以《秋收》“有描写抢米风潮之处”；《残冬》“诋毁当局”等罪名，禁示它的发行。但是，到了1934年《春蚕》却被改编成电影与观众见面。

与《舂蚕》创作的同时，茅盾又写了《林家铺子》的创作。这两篇作品是彼此互应的。在《故乡杂记》中，茅盾就已经在构想它的主题了。他说：

我想要是今年收成不好，那么，这镇上的小商人将怎么办哪?

他们是时代转变中的不幸者，……虽然他们身受军阀的剥削，钱庄

老板的压迫，可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剥削都如数转嫁到

农民身上。……然而时代的轮子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前转，乡镇小

商人的破产是不能以年计，只能以月计了!

《林家铺子》的创作便是在这种构想中完成的。这篇作品完成于1932年6月。作品描写的是“一·二八”事变前后江南小镇的故事。它像当时举国动荡不宁的缩影一样，展示了民族危难中惶惶逼人的景象；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借民族危难，对于人民强盗”似的敲诈和掠夺。作品中林老板以及那些孤苦无依的穷苦人的命运，便是那罪恶世界的逼真写照。

在作品的写作中，作家一方面注意到林老板这样小商人的命运；一方面也写下了小商人对农民的盘剥，这种复杂的立意在艺术的描写中，也得到了显现。在乡村与城镇的社会剖析中，展现出厚重的历史韵味。

2003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