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是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俄罗斯作家。他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高尔基誉为“俄国文学之始祖”和“伟大的俄国人民诗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高峰,就是从普希金开始的。这位“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最重要的作品,就是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它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这部小说是以书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诗人通过这个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生活的真实，传达他以现实人生的看法和他对人类本性的观察与了解，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本是普希金最伟大、影响最深远、读者也最多的作品。它以优美的韵律和严肃的主题深刻反映俄国十九世纪初叶的现实，提出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被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誉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 在这部独特的小说中，你可以读到许多生动感人的情节，见到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欣赏到各种各样当时俄国生活的真实画面，而且所有这些都是用格律严谨、语言流畅的诗句写出的。在这部诗体长篇小说中，作家以高度简洁凝练的笔法故事，描写风景，刻画人物，展示生活。在这部作品中，普希金表现出他全部的思想高度和才华。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叶甫盖尼·奥泥金》注释

奥涅金的旅行片断

第十章

译本修订校改后记

《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后一章是单独出版的，前言如下：

“省略掉的诗节曾不止一次引起责难和嘲笑(不过，都很公正而且高明)。作者坦率承认，他从他的小说中抽掉了描写奥涅金在俄罗斯各地旅行的整整一章。略去部分本该用虚线或数字表示；但，为免授人以柄，他决定最好还是不将最后一章标为‘第九章’而标为‘第八章’，并且也牺牲了末尾几节诗中的这样一节：

是时候了，我的笔要求休息；

一共九支歌，我已全部写完；

第九级巨浪把我的小船托起，

把它一直送到了欢乐的彼岸——

赞美你们啊，九位嘉米娜，等等。”

帕·亚·卡捷宁(卓越的诗才并不妨碍他也是一位明察秋毫的批评家)曾向我们指出，这种省略也许对读者会有好处，但却有害于整个作品的结构；因为从乡下小姐的达吉雅娜到显贵夫人的达吉雅娜之间的转变，显得过于突然和不可解释。——这是一位有经验的艺术家提出的意见。作者本人感到了这一意见的公正性，然而，他决定抽去这章的原因，主要是为他自己而不是为读者着想。这一章的某些片断曾经付印过；现在我们把这些诗行抄录于此，并且再添上几个诗节。

叶甫盖尼·奥涅金从莫斯科来到尼日尼·诺夫哥罗德。

…………………………他看到

马卡里也夫熙熙攘攘，一片忙乱，

沸腾般显示着自己的丰饶。

印度人运来的是他们的珍珠，

欧洲人运来冒牌酒假充仙露，

牧场的主人也从草原里

赶来了一群挑剩的马匹，

一副纸牌和一把听话的骰子，

是一位赌徒随身带来的工具，

地主带来的，是成熟的闺女，

闺女穿戴的，是去年的样式。

人人都在奔忙，一个人撒两个人的谎，

斤斤计较的气味四处飞扬。

*  *  *

苦闷！……

奥涅金去阿斯特拉罕，从这里再到高加索。

他见到，任性的捷列克河

冲击着两旁峻峭的河岸；

小鹿伫立不动，低垂着犄角，

一只雄鹰在他眼前飞旋；

骆驼躺在峭壁的阴影下，

草原上奔跑着车尔凯斯人的马，

卡尔梅克人把自己的羊，

在游牧的帐篷周围牧放，

远处，是高加索的巍巍群山：

一条大路通往那个方向。

战争冲破它们天然的屏障，

越过了它们险峻的阻拦；

阿拉瓜河与库拉河的崖石

正向俄罗斯人的帐篷凝视。

*  *  *  已经望见别式图山的尖顶

矗立在大小峰峦的簇拥之中，

它是荒原上一位永恒的卫兵，

它身边的马舒克山绿茵葱浓，

马舒克山施舍治病的泉水；

在它一条条神奇的溪流周围，

一群苍白的患者挤来挤去；

有人失去健康，是为战争的荣誉，

有人为痔疮，有人为基普里达；

这些受苦人想用奇迹般的水浪

把自己线一般细的生命增强；

风情女子厌恨她恶劣的生涯，

想把它带来的羞辱留在水边，

老人想变年轻——哪怕在片刻之间。P291-293

亲爱的读者朋友！俄国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的名字对你一定是并不陌生的。他是我们中国广大读者最为喜爱的外国诗人之一，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作家之一，我国人民读他的作品已经一百多年了。

你一定也知道，普希金的代表作是这部写于1823～1830年间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是普希金最伟大、影响最深远、读者也最多的作品。它以优美的韵律和严肃的主题深刻反映俄国十九世纪初叶的现实，提出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被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誉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在这部独特的小说中，你可以读到许多生动感人的情节，见到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欣赏到各种各样当时俄国生活的真实画面，而且所有这些都是用格律严谨、语言流畅的诗句写出的。在这部诗体长篇小说中，作家以高度简洁凝练的笔法叙述故事，描写风景，刻画人物，展示生活。在这部作品中，普希金表现出了他全部的思想高度和才华。

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阅读、了解和欣赏这部不朽的世界古典文学名作吧。

1

《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小说是以书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诗人通过这个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生活的真实，传达他对现实人生的看法和他对人类本性的观察与了解，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奥涅金出身贵族，养尊处优，有很高的智慧和教养；他对当时俄国的现实不满，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但是他又生性懦弱，既不能和生活中的恶正面对抗，也不能挺身而出，对社会做出什么积极的贡献。他有时还表现得很自私，比如，为一点小事就开枪打死自己的好朋友。他和他自己所属的贵族上流社会格格不入，但他又是一个消极懒散、一事无成的人，他并不具有一种可以让他下决心抛弃自己贵族生活的远大理想。他没有像十二月党人那样献身人民的解放事业。(普希金在他已经写出的第十章中，曾经描写奥涅金有可能变成十二月党人，但是他最终自己把这一章稿子烧掉，因为这不符合“多余人”矛盾性格的客观逻辑。)奥涅金的这种思想与性格特征使他在社会生活中无所适从，于是，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在1825年前后的俄国是很多的。俄国作家赫尔岑说：“每走一步路都会碰见他(这样的人)。”这种人如果想改变他们的“多余”处境而又不甘心堕落，惟一的出路就是走向人民，但是像奥涅金这样的人做不到这一点。

普希金通过奥涅金这个形象写出了俄国当时一代贵族青年所共有的思想与性格特征。俄国文学中描写了许多这样的人物，奥涅金是这些多余人形象的始祖。多余人形象在十九世纪初叶俄国文学中的出现，说明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了相当强大的进步力量。俄国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说，这样的文学形象是在一种“新生活的微风”熏陶下产生的。普希金在奥涅金这个形象身上，写出了俄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奥涅金这个多余人形象有其文学发展史上的来源。文艺复兴以后，世界文学开始强调个性的自由和人性的全面发展。但丁、拉伯雷、薄伽丘、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作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使人和人性成为文学的真正主题。普希金继承和发扬了世界文学中这一伟大的人文主义传统，并且在前辈打下的基础上再作发展。他在多余人形象的塑造上更加深入而具体地探索和表现了人性，揭示出人性中固有的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尤为可贵的是，普希金还对奥涅金身上许多个人主义的东西提出批判，暗示出一种超越个体自我以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从而继承和发展了世界人文主义文学传统的积极的内核。这使《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世界文学史上拥有崇高的地位，奥涅金这一形象也因此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  多余人形象并不是仅仅在俄国文学中才有，当时欧洲文学中那些“世纪病”患者形象，美国二十世纪文学中“迷惘一代”的形象，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零余人”形象，都是他们自己时代和环境中的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世界文学的多余人群像中，是塑造得最为深刻而完美的一个。由于多余人形象所具有的人类共性，它的影响也就超越了时空，这就是奥涅金这个外国文学中的人物至今仍能吸引和打动我们的原因。

小说的女主人公达吉雅娜是普希金为俄国生活树立的一个“理想”。作家称她为“我可爱的女幻想家”和“我的可爱的理想”。这个淳朴、高尚、纯洁而又美丽的女性身上，体现着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民族的品质与力量，她是一个“具有俄罗斯灵魂的姑娘”。达吉雅娜和俄罗斯人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连她的名字也是一个普通的俄国乡下姑娘的名字。达吉雅娜对当时的俄国社会抱有批判的态度，这是她和奥涅金之间的共通点，是他们的爱情发生发展的基础。但是达吉雅娜又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奥涅金。达吉雅娜宁肯放弃她的爱情和幸福，也要忠实于自己做人的原则，她达到了一种比奥涅金高出许多的人生境界。作为一个女性，那个时代并未向她提出什么斗争和献身的要求，而她却能够以其自己的方式，在她所具有的条件下，表现出自己对现实社会的反抗来，并且做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她的确是一位十分独特、与众不同的姑娘，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品位最高的一个女性形象。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普希金用达吉雅娜身上的光辉与奥涅金身上的某些光辉相互映照，着意描写了他俩所共同拥有的对社会的批判态度；而同时，作家也用达吉雅娜的优点和奥涅金的缺点相对比，以此启发读者认识到，在社会上做人，应该时时注意超越狭隘的自我，必要时要能够牺牲个人利益，以求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达吉雅娜形象的价值正在于此。然而，不仅是在一百多年前的俄国，就是在今天世界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也不是很多。因此，作家一再地称她为“我的理想”，“我的可爱的理想”，“我可爱的女幻想家”。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其他人物与这两个主要人物一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他们各自具有自己的特征，共同组成一幅生活背景，把两个主要人物鲜明地托现出来。在奥涅金和达吉雅娜的环境中，其他所有的人都没有奥涅金式的苦恼，更没有达吉雅娜式的超越，他们是一群平凡而渺小的人。即使那位风度翩翩的连斯基基本上也是这样。这位诗人整个一生只是沉溺于自己个人的幻想与爱情，他短暂的生命轻微而浅薄，不能在人世上留下什么痕迹；奥尔加的一生是她母亲一生的再版，她心中只有饮食男女和婚姻家庭的需求，她的未婚夫连斯基一死，她马上便可以羞答答、笑眯眯地去另嫁一个男人。书中还描写了一个名叫查列茨基的人，这个恶棍为了自己卑劣的个人目的，让别人去死也在所不惜。所有这些人物使作品所呈现的生活画面真实而丰富，让作品的主题得以在不同的层面上生动地显现。

2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是《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普希金的代表作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我们在上文中谈了这部作品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现在再让我们来谈一谈它的浪漫主义的一面。

普希金于1823年11月4日从南方给他的朋友维亚柴姆斯基公爵写过一封信，其中谈到在他构思《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所想到的这部作品应有的艺术特点。他说：“这不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是一部‘诗体长篇小说’。”他同时强调指出，这两者之间有着“Дьявольская(意思是惊人的，异常的，极度的，大得不得了的)差别。”作家本人的这句话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知道，在当时俄国文坛，长篇小说一般被认为是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而诗歌则属于浪漫主义范畴。作家这句话不仅告诉我们，他写这部作品是运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而且告诉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写出的作品与其他长篇小说是多么地不同。

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出版时，特地在封面上标明这部诗歌是一部长篇小说。(这与同时代的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做法相同。我们知道，《死魂灵》也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不朽名作。果戈理在出版《死魂灵》时，曾特地标明这部长篇小说是一部“长诗”。)在普希金有关《奥涅金》的别稿中，保存有一篇他为《奥涅金》第一章初版所写的序文，其中明确谈到，《奥涅金》和他的浪漫主义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在艺术上有着深刻的联系。就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作品本身中，普希金也没有忘记把作品的浪漫主义特点向读者指出来。请看作品第一章第二节的第五行，这里他便告诉读者，奥涅金是他早年浪漫主义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主人公的“朋友”。在普希金为这本书所写的注释的第五条中，他还称自己为“浪漫主义作家”。以上这些作者本人的直接陈述，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这部作品。  ．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浪漫主义特点首先表现在形象体系的配置上。如果说奥涅金形象主要体现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的一面，那么达吉雅娜形象则主要体现了它的浪漫主义的一面。达吉雅娜在作品中是作为一个在真和善的基础上树立起来的美的理想而出现的。她是一个超乎现实之上的形象。普希金把自己对女性美的一切憧憬和想望都集中地表现在她的身上。我们看见，达吉雅娜从出生到长大，到恋爱、结婚……她在生活中每一环节上的表现、感受、反应都和周围其他的女性不同。在她的头顶上似乎有一圈令她显得与众不同的神圣的光辉，难怪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她为“圣像”。

作品中凡是有达吉雅娜出场的章节中，作家都大量使用浪漫主义文学所惯用的抒情手法，描写了不少风俗、梦境。我们发现，作家在描写这个人物时，摆脱了许多现实主义文学中描写人物所必须有的细节，比如，作品中甚至连达吉雅娜丈夫的姓名都没有提到过，也没有一行诗写到她婚后的家庭生活。达吉雅娜所做的那些事情(比如，主动给男性写信求爱，一个人独自漫游等)，是当时的大家闺秀都不会也不敢去做的。这显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现实主义的手法。作家极力想通过这个人物来传达的，是他自己心目中的希望与追求，是他主观的创作意图和需要。因此，达吉雅娜这个形象便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单纯性和理想性，而正是这个形象的这种浪漫主义性质，使她，也使整个作品，拥有了不同凡响的光芒。

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特点是崇尚大自然。从奥涅金和达吉雅娜两人与大自然的不同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两个形象所体现的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作品中全部的自然之美都集中地表现在与达吉雅娜有关的事物和场景中。她本身的容貌、性格、思想、感情、爱好、习惯，以及她的朴素的名字，都体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味。奥涅金是一个属于喧嚣的城市生活的人，他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尽管他对城市生活不满，来到了农村的大自然怀抱中，但最终他还是背弃了大自然而回到城市去。而达吉雅娜则是一个属于农村、属于大自然的人物。她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她对城市中的声色犬马感到厌烦，即使到了莫斯科的上流社会里，她依然终日思念着她的恬静的溪流、牧场，思念她奶娘墓地上的一坏黄土。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地歌颂了大自然，把大自然的纯真完美作为体现人类品格与理想的最高标准。普希金的朋友丘赫尔别凯说，达吉雅娜身上有普希金自己。这个普希金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的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那些描写达吉雅娜在农村环境和大自然中的场景，充满着浪漫主义的热情与向往。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说，达吉雅娜这个形象以及《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浪漫主义特色，也反映出这部作品的民主性和人民性。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总体艺术氛围中所浸透的那种作家的主体意识，也是作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表现。在这部作品里，普希金时时都在以他崇高的精神世界与他所描绘的丑恶现实相对抗。这种自觉的对抗给诗人的灵感以自由驰骋的力量和畅抒胸怀的诗情。读者想必已经注意到，在这部作品中，你处处可以见到一个生动明朗的“我”的形象，《奥涅金》中的这个“我”，和一般小说中第一人称的故事叙述者不同，它是原原本本的作家自己，它毫无隐讳地把普希金自己的立场观点展示出来，表现出作家的亲疏爱憎与喜怒哀乐，同时也倾述他的友谊、爱情和他种种的人生遭遇与体验，甚至表达他的文艺观点。作家通过这个毫无掩饰的“我”，把自己交织进作品的形象体系中，这个“我”不仅是奥涅金的朋友，也是达吉雅娜的崇拜者，对达吉雅娜这位美好的人儿怀有深深的爱。达吉雅娜写给奥涅金的那封无价的情书也是他在珍藏着。正是《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这个“我”，使作品成为一部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诗体长篇小说”，而不是一部一般的长篇小说。

《奥涅金》中的这个“我”在作品中那些优美的抒情插笔中表现得最为酣畅。请读者务必特别仔细地阅读这些抒情的诗节。在这些诗节中，作家作为一位抒情主人公随时随地纵情吐露自己的心怀。从一般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方式看，这些抒情插笔好像只是一种离题的闲话，无关作品宏旨，而在这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独特作品中，它是作品主题的深化、思想的展开、题材的扩大和艺术独创性的具体体现。它是作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里有着普希金作为一位诗人的最为真切的心声。它为这部作品带来优美诱人的、拜伦式的风格与色调。

《叶甫盖尼·奥涅金》与俄罗斯民间口头文学的紧密联系也是它浪漫主义特色的一种表现。小说中大量的细节采自俄国民间习俗与传说，这些主要都围绕达吉雅娜形象而出现。达吉雅娜在浴室中的占卜，她的那场奇异的梦，她与奶娘的一场对话，她在自然美景中女神似的漫游，以及她所听到的女仆们采摘果子时所唱的歌……这些篇章都共同烘托出一种美妙的诗情画意。《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这些俄罗斯民间文学因素，令我们想起斯塔尔夫人在谈到欧洲浪漫主义时所说的一句话：“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来感动我们自己。”普希金是一个纯粹的俄国的诗人，他的浪漫主义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的泥土中。

3

普希金从拜伦那里学来诗体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又加以发展和改造，使之成为俄国文学中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诗体小说是小说，也是诗，它的贯穿作品整体的外在诗歌特征，是由它的格律形式来体现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在这一点上尤其别具特色。它所使用的格律是作家专门为写这部书而创造的。这一独特的格律被文学史家命名为“奥涅金诗节”。“奥涅金诗节”的特点是我们在阅读和欣赏这本书时必须首先留意的。要知道，《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这个“奥涅金诗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普希金根据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流行的十四行诗格律，参照它在各个不同国家、不同诗人笔下的变化与发展，同时考虑到俄语词汇的音节重音特点，创造性地为自己制定了这一独特的格律。普希金在诗歌形式上对欧洲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和他作品内容上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奥涅金诗节”规定：长诗中的基本单元是诗节，每一诗节中包含十四个诗行，每一诗行中包含四个轻重格音步，每音步两个音节；这十四个诗行中，结尾为轻音者(阴韵)占六行，每行九个音节(最后一个轻音音节不构成音步)；结尾为重音者(阳韵)占八行，每行八个音节；阴阳韵变换的规律和诗行间押韵的规律之间又有严格的配合，这十四行诗的押韵规律是：  a b a b c c d d e f f e g g即：第一个四行为交叉韵，第二个四行为重叠韵，第三个四行为环抱韵，最后两行又是重叠韵；而其阴阳韵变换的规律(用每行不同的音节数目表示)则是：

9 8 9 8 9 9 8 8 9 8 8 9 8 8这两者交织在一起，再加上每行诗中四音步轻重格的节奏起伏，便共同形成了每个十四行的诗节中固定不变的优美的音韵与格调。《叶甫盖尼·奥涅金》整部作品共有四百二十多个诗节(另外还有一些别稿)。除了由于内容需要，书中的一篇献词、两封书信、一首民歌和别稿中的几节“奥涅金的笔记”另有特点之外，全诗都是严格按照这一“奥涅金诗节”的格律规定一贯到底的。这样，《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作品便具有了一种它所独有的，非常工整、和谐、严密的艺术形式，读来绵绵不绝，优美而舒展，好似一条均匀起伏而又汹涌畅流的、宽阔的、滚滚向前的诗的大河，既有其不断反复的基调，又谨守其严格的内在规律，承载着它的变化万千的情节，不断地向前发展。它极其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性，饱含深沉诱人的魅力，给你一种扣人心魄、引人人胜的享受。在普希金写出《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俄国文学史上，只有他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莱蒙托夫一人，使用这一格律写出过一篇五十余节的诗体小说《唐波夫财政局长夫人》，此外再无其他诗人敢于问津。

4

这里再讲几句关于翻译的话。

翻译必须尽可能在各个方面忠实于原作。既要努力传达原作的“神”，也要努力传达原作的“形”。因为原作的神是寄于它的形之中，依靠它的形而存在而表现的。翻译者不应该做让作品“神不守舍”的事，而应该尽可能努力，使译文与原作“神形兼似”。在翻译诗歌作品时，更是必须如此。也就是说，在我们把外国诗歌翻译成汉语时，除文字意义和语言风格上的忠实以外，还应该尽可能地把原作的格律特点表现出来。

诗歌格律的主体是它的节奏规律和押韵规律，这一点古今中外的诗歌都是共同的。就“奥涅金诗节”来说，每节十四个诗行、每行四个轻重格音步形成它的最基本的节奏规律，而前述的那种每一节十四行诗中固定不变的a b a b c c d d e f f e g g的韵脚则是它的押韵规律。

虽然汉俄两种语言体系有其极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在翻译这部诗歌作品时，把原作在艺术形式上的这两个主要特点传达给读者还是应该做到的。原诗的每一音步中只有两个音节(在阴韵诗行中最后一个音步多一个非重音音节)，在我们用汉语表达时，很难让汉语字数与俄语这种拼音文字的音节数相等，强行做来会因文伤义。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们发现，可以这样来解决问题：用汉语意群和每一意群中所包含的一次或几次停顿(停顿是相对的，一个意群在朗读时往往可以有超过一次的停顿)所形成的一个或几个词组，来传达原诗的一个或几个音步；用一个词组来表达原诗的一个音节；用每一词组中的一个重读汉字来表达原诗每一音步中的一个重音。事实证明，这样做基本上可以行得通。虽然每一汉语意群或停顿中所包含的汉字字数不同，可能是一个、两个、三个，甚至更多，这使诗行长短参差不齐，但是我们知道，原作每一音步中的字母数并不一样，诗行的长短也是参差不齐的。现在还留下的一个缺憾是，我们还没办法让汉语译文中的重读音像在俄语原作中那样依轻重交替、一轻一重的“轻重格”规律出现。这个缺憾是否能够克服，我的确还不知道，只能在这里求教于高明。不过事实证明，我们现在的译法已经能够让广大读者在阅读翻译文本时更多地接近原作，也使中俄两种不同文字的诗歌之间有了更多交流和借鉴的可能。尽管做来相当地苦，犹如“画地为牢”，或者用前辈翻译工作者的话来说，是“带着镣铐跳舞”。在我们这个译本初版至今的二十多年间，这种译法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许多读者告诉我说，他们从这样的译文中体会到了原作的某些艺术形式的特点。这样看来，吃这点苦还是值得的。

黑格尔老人在他的《美学》第三卷中说：“诗可以由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尽管音调变了，诗的价值却不会受到严重的损害。”不过，要想把一部作品一下子译得尽善尽美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的这个译本的第一稿就译了二十年，这回又大大地再修改了一次。不过，我想，只要我们大家继续不断地努力，总有一天我们能够把《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及世界上所有的诗歌杰作全都很好地翻译成汉语，贡献给中国读者。在这里，我要感谢吕荧先生和查良铮先生，他们的译本出现在我的译本之前，他们译文中的成败为我的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这一次的校改工作中，我又参阅了目前我国已经出现的其他几位先生的译文，学习他们的优点，汲取他们的教训；我也从几部德语和英语的译本中得到处理文句的启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先生的英译本和他为《奥涅金》所做的详尽注释给我在理解原作方面帮助很多。谨在这里向这些先生们致谢。

四十多年来，在这件翻译工作中给过我帮助的师友们还有许多，我将在本书的译后记中特意谈到他们。

我还应该感谢你，亲爱的读者朋友，感谢你肯花时间和精力来阅读这个译本。我期望得到你的批评意见，让我在今后再做的校改中，把译文质量进一步提高。

智 量

2003年5月

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村

1

《叶甫盖尼·奥涅金》译稿的校订和修改工作结束了。这本译作马上就要以新的面貌和读者见面了。在这个时候，我想我应该在这里给读者朋友们说一些有关这本书的翻译过程的话。

说来话长。

我是一个俄国文学爱好者，也有幸成为了一个俄国文学研究、翻译和教学的专业人员。从1950年起我开始阅读普希金的这部《叶甫盖尼·奥涅金》，到后来研究它，给学生们讲它，又翻译它，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这也正是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五十多年。在我和这本书的不解的缘分中，曾经有许多师长和朋友帮助过我。现在，每当我回忆往事时，脑海中总不由得会浮现出他们的面容和身影。因为，没有他们的教导、鼓励、帮助和支持，我就不可能做出这件直到今天还能继续为读者服务的工作来。

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何其芳先生。

那是在1956年，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刚在中南海怀仁堂听过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报告。文艺界与学术界人人意气风发，跃跃欲试。这时中国作家协会酝酿创办两个刊物，一个搞散文，一个搞诗歌。散文刊物的创办任务是交给何其芳先生的。他当时是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是他手下的一个青年研究人员。他把办这份刊物的具体工作交给所里三个都去怀仁堂听过报告的年轻人来做，我是其中的一个，他还叫我负责。后来因为形势陡生变化，这个刊物不让搞了，何其芳先生和我们几个人都白忙活了一阵。然而恰是在这个不曾问世的刊物从筹办到终止的过程中，出乎意料地萌生了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的开端。

那时，我经常要拿着组到的稿件到北大燕东园何其芳先生家里去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意见。一天，在谈论一份稿件时，因为其中写到普希金，其芳先生随意地说起他最喜欢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说他在读大学时曾不止一次读过这部书的英译本，他说有些诗行他还记得，好像他还立即背出了几行。这时，因为我也非常爱读这本书，我便按捺不住地顺口用俄语背诵起其中的诗句来。其芳先生听了很是高兴，而且显得很兴奋，他对我居然能够背诵这部书的全文表示惊异和赞赏。有几行诗他要我再重背一次(记得是第七章第36节末尾的几行：“莫斯科……对一颗俄国人的心说来，多少东西在这声呼唤里交融，多少东西回响在这声呼唤之中！”)他对诗句原文中铿锵和谐的音韵赞叹不已，连声说：“真美！真美！听起来比英文本美得多！”

这时，其芳先生忽然满怀诚挚的热情对我说：

“你把它，把《奥涅金》，从俄文翻出来嘛！”

当时我还只有二十多岁，虽已走上俄国文学专业道路，但是还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也不曾译出过任何一部大的作品来。《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文学的皇冠，我怎么敢初出茅庐就去触碰它？我没有把其芳先生的话认真地听，以为他是在随便说说，我把我的这种想法和心情如实地告诉了其芳先生。没想到他却又对我说：

“我是认真说的，你翻嘛！你能翻！”

我被他的认真劲儿感染了，抬眼凝望着他。这时其芳先生又说：

“我是认真说的。你能翻，全中国有几个能把它从头到尾背出来的人？你怕是第一个。你能翻！”

停了一停，他又对我说：

“胆子放大，态度老实些，多花些工夫进去，你能翻得好，不要怕！”

接着他又说，翻译文学作品不仅应该把原作字句的意思翻出来，还应该尽可能地传达一些原作的形式，让不懂外文的中国读者也能从中体会到一些原作的艺术特点。翻译诗歌尤其应该这样，因为离开了艺术形式上的那些独特性，诗歌就不成其为诗歌了。其芳先生这番语重心长的教导和鼓励给我的启发很大，从此我便开始了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漫长的历程。

从这天起，我潜心思考、认真对待这件事。我首先做的是，从书中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中选出十节，用它们当试验，来确定我翻译这部书的方法和原则。(现在所采用的保持原诗诗节押韵规律和诗行节奏的做法，就是那时通过这种试验确定下来的。)我用了大约两个多月的时间，悄悄地把这十节诗经过反复修改翻译出来。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我在做这件事，也没给任何人看我的试译稿。然后我鼓起很大的勇气，把这十节译诗抄清，送去给其芳先生，请他过目。

又过了大约两个月。一天，北大中关村宿舍区的门房叫我去接电话。是其芳先生打来的。我一拿起听筒，只听他高兴地对我说：

“和尚！你译的《奥涅金》发表咯！”

“和尚”是我年轻时的绰号，也是师友们对我的亲切称呼(我那时留着平头)。我正在对他的话莫名其妙时，他又说了：

“你看见今天的报纸没有？我的文章？”

我还在莫名其妙。他继续说：

“你快去看看！”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

我马上跑进北大校园，跑到哲学楼的二楼(当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设在北大里边，在新建的哲学楼占一层楼面)，去资料室找到当天的报纸，大概是光明日报，看见了全文发表的他那篇《论红楼梦》的长篇名文。读到中间，竞发现他把我翻译的那十节《奥涅金》当中的一节作为引文放入了他的文章里。那是第八章的第46节(“对于我，奥涅金，这豪华富丽，这令人厌恶的生活的光辉……”)，他用普希金在这节诗中出色表达的达吉雅娜的浓郁情感，来阐释曹雪芹对林黛玉的情感描绘，使文章神采倍增，真是神来之笔。他还在文章中说，这节诗是“诗中之诗”，是最美的诗。而我读到这里，首先领会到的，是其芳先生利用这样的机会和方式，对我的莫大鼓励和关怀。

从这天起，我开始满怀信心地，按照其芳先生的指示，“大胆地，老实地，下工夫地”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

几个月以后，当我翻到第二章的中间，大约译出六十几节诗的时候，大难临头了。那是1958年的初春，我被定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白专道路”是我的罪名之一，我在研究任务以外自己悄悄进行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工作，是我的一个具体的罪证。

我陷入巨大的痛苦和迷惘之中。面对妻离子散、身败名裂的处境，我茫然不知所措，原先痴心追求的一切都顾不得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工作更是不得不忍痛丢在一旁，不敢再去碰它。我被划为三类右派分子，工作、工资……都没有了，每月领取三十元的生活费，去劳动改造。

这一年(1958年)的5月里，就在我要被送往河北省东部太行山区农村的头一天，中午，天气炎热，中关村科学院社会楼(这时文学所已经搬到科学院里)第三层里安静极了，好像除了我这个等待放逐的坏人以外，一个好人也没有。我坐在原归我使用的研究室办公桌前，桌上和抽屉里已经一无所有，我面前的墙壁上贴着一张记不得是哪位革命“左派”同志写的，勒令我老老实实去劳动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的大字报。这张桌子和这张大字报在告诉我，我从此将永远不能再和我心爱的俄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有任何关系，我心中苦不堪言，万念俱灰。

我独自坐在那里，坐得实在无聊。我到厕所去小便。我站在那个白瓷便池前，正在面壁发呆，忽听得身后有人走进厕所来。原来这层楼里还有别的人。他也是来小便的。两个小便池并排贴着一面墙，这人和我也并排站立。我(因为自觉自己是坏人)头也不敢转一转，眼睛更不敢斜视去偷觑人家，只盼着他赶快结束走掉，我好把身体上难受的紧绷的弦放松。

忽然我明确无误地感觉到，他不是别人，正是何其芳先生。

我心中的苦味突然陡增，我多想跟他说一句话啊，至少是对他说一声再见，因为我明天就要下乡去了。可是我不敢。他是所长，是所里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小组组长。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好人们和我之间的界线是划得分明的，连楼里的勤杂工对我都不予理睬，更何况是他。我动也不敢动，两只手僵持在一个位置上，心中只盼他赶快走掉，而同时又真希望他不要走掉。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处于十分紧张难受的状态。

他先结束，转身离开。我仍然僵立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听见身后他的皮带扣发出的声音。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了，还没有向外走去的脚步声。

我有些奇怪了，没有再继续僵立，我转过身去。我发现其芳先生正立在我的身后。这时，我和他面对着面。我不敢对他说话，也不知该说什么。而先开口说话的是他。我万万料想不到，在这种时间，在这个地方，其芳先生低声地、匆促地、也是认真而严肃地，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

说完这样一句短短的匆忙的言不尽意的话以后，他立刻昂起头，做出似乎并不曾理睬我的样子，转身走出厕所去。在他临出厕所门的那一刻间，我见他先是探头向外，看看走廊里有人没有，然后才大步地走开。

我在听到所长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以后，身体才恢复动作。我好像忽然感觉到，我的万念俱灰的黑暗处境里有了一线光亮。我还不是一个等于已经死掉的、一无用处的人，还有人对我抱着希望，要我继续做好我应该做好的工作。当时我觉得，其芳先生的这一句话是世界上最亲切感人的话，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党的声音，人民的声音，社会主义的声音。他的这句话提醒我想到，我并不是像那些在大会上口吐白沫声嘶力竭痛斥我的人们所说的那样，从此“盖棺论定”。(那时，有人还给我画过一幅漫画，画上我躺在棺材里，手里好像还拿着一本《奥涅金》，棺材盖子上写着“白专道路”几个字。)不！我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并没有错！其芳先生不是已经对我说了嘛：“《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他的这句话在当时对我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这是一个让我重新直立起来、勇敢做人的精神的支柱。我过后越来越深地理解到，在当时，对我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在其芳先生又是多么地大胆，承担着怎样的风险啊。他不正是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吗？我不正是一个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阶级敌人吗？我觉得，其芳先生对我国文艺事业的忠诚，他为人处世的一颗善良之心，他对当时反右运动中的一些观念和做法(也就是当时的政策)在内心深处的判断和评价，在他对我悄悄说出的这一句话中，全都坦率无遗地表现出来了。这些年里，我在国内国外，读到过不少专门研究何其芳先生的文章，但很少有人探入他心灵和思想深处的这一个矛盾的方面。我觉得，不如此深探，便不能研究出一个真实的何其芳来。

心头的激动催出我眼中汹涌的热泪。我从那个厕所里奔回研究室，俯在那张空无所有的写字桌上痛哭了一场。哭过以后，我回到宿舍，打开已经封存的书箱，取出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文《普希金全集》第五卷(有《奥涅金》的那一卷)和我已经译出的稿子，把它们塞进我下乡要带的行李中……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在太行山麓那个名叫小米峪的山村外，在蓝天白云下，我一边双脚交替地踩着刚刚撒下旱稻稻种的田垄(为了把土踩实)，一边借助这一动作的节奏，默念着《奥涅金》中四音步轻重格的诗行，再一句一句地把原诗在心中翻译成中文，也要它和着我脚下的节奏，均匀起伏地一句句流淌出来……那时我每天都这样做，不管干什么农活，一边干，一边在心里默默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反正也没人跟我这个五类分子聊天说话。到夜晚，我就把白天想好的译文写在从墙上撕下来的糊墙报纸上，有时是写在卫生纸或香烟盒上。

后来当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时，我在初版的“译后记”中诚心诚意地写下这样一段：

……然而，在这件工作上，我首先应该衷心、诚挚地感谢的，是我的老师和领导，尊敬的长者，何其芳同志，是他在二十六年前鼓励我译这部作品的。他还曾在他的著名论文《论红楼梦》中引用了一节我的译文。记得二十年前，当我从农村回来，从一片片香烟盒、包装纸和卫生纸上把译稿最初凑成一个整体时，我还能抄一部寄去呈在他的面前；而现在，这本书又经过上十次的重译、重抄，终于排印出来的时候，已不可能请他亲自过目了。……安息吧，敬爱的其芳同志！请允许我以这份极不完满的摩绩，奉献在您的灵前，希望您能知道，您为培育后来人所用的心血，并没有白费。我，以及所有经过您教育培养的后来人，一定会遵照您的教导，学着您的榜样，永远忠实地为祖国人民工作。

这应该是后话。我的回忆还只到1958年。

在1958和1959这两年的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高举“三面红旗”的日子里，我一边服从监督、老实劳动、认真改造，一边仍在悄悄译我的《奥涅金》。记得那一天，我从平山县(当时叫建平县)西边一处小山坡上把一块据说是含有铁矿的石头(大约有一百来斤重)背往县委所在地洪子店的炼钢场地的途中，我一直在心里反复推敲，寻找一节诗的韵脚，于是也忘记了脊背上的重负。

1959年底，有了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第一个政策，我回到北京。这时我曾经见到过其芳先生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我没有机会和他说话，也没主动找他，一来避嫌，二来我的《奥涅金》翻译工作还没有做完，不能向他交代。讨论摘帽问题时，有人揭发我改造的决心不够，例证之一便是我在农村仍然“念念不忘”《奥涅金》的翻译。再加上其他原因，这次我的帽子没有能摘掉。我被再次发配大西北，继续改造。我还是带上我的那本《普希金全集》第五卷和我的没完成的译稿。我被分配在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里做勤杂工。每天夜晚打扫完办公室以后，我就利用那里的灯光和纸张，继续翻译我的《奥涅金》。还是悄悄地译，不敢让那位对右派分子非常严厉的编辑部主任知道。

1960年春天，在那个大饥饿的年代里，我被派到甘肃定西重灾区去支援春耕。在吃着野菜树皮去拉犁种地的时候，我没有忘记其芳先生的嘱咐，继续坚持我的《奥涅金》翻译工作。有些当时的情况和体会我把它作为创作素材写在了我写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里。1960年底，当我失去了干部身份、健康、甚至户口等等，只剩下头上一顶右派帽子来到上海时，我随身的行李是几袋书和一只盛满各种各样碎纸片(都是一节节《奥涅金》的译稿)的手提包。

我到上海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躺在病床上把已经全部译出的《奥涅金》整理抄清。记得我用的是一种像土制卫生纸似的非常粗糙的纸，当时我只买得起这样的纸。我抄了两份，一份寄给其芳先生，一份作为投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就我当时的右派身份，我的译稿当然是不会出版的。其芳先生收到译稿后，让他的办公室主任王平凡先生给我回一封回信，说他很忙，以后会看的，也会给我写信，等等。而后来，又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接着便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场“革命”刚结束不久，其芳先生便离我们而去了。到1982年，我才能在那篇译后记里，写下上面引出的那段怀念他的话。

2

1961年，我在上海一个弄堂的居民小组中被表决通过，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队伍中。带有幽默意味的是，主持会议的派出所民警，在谈到我应该摘帽的理由时举例说，我在农村劳动和在上海生病失业期间，还“念念不忘”(他也用了这四个字)翻译《奥涅金》，说明我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忠诚。

这年冬天，出乎意料地有人来看望我。居然是我的恩师，从1950年便指导我阅读《奥涅金》的北大俄国文学教授余振(李毓珍)先生。原来他在也被划右派以后调到上海，做《辞海》编辑工作。这时他也已经摘掉右派帽子。他说，他早知道我到上海，知道我又失业又生病，但是直等到两人头上的帽子都摘掉了，他才敢来看望我。

余振先生见到我全部译出的《奥涅金》，非常高兴。但是他说：“现在要出版你的译本是不可能的。不要忘了我们头上曾经有过的那顶帽子啊。再说，我们头上现在还是有一顶帽子的，叫做‘摘帽右派’。”

在我们两人都黯然无语，过了片刻以后，他又说：

“也好，再多改几遍，好好磨磨，铁棒磨成绣花针嘛。”

余振先生喜欢用“磨”这个字来表示认真下工夫的意思。和其芳先生当年的指示意思是一样的。这一磨就磨了二十多年，而且现在我还在继续“磨”下去。

余振先生要我首先把原作再仔细阅读。为了鼓励和鞭策我，他给我看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亲手抄写的全本《奥涅金》原文，并且说：“我当时虽然这样用功，仍是不敢译它，还是你大胆，做得好！再磨它几年，做得会更好的！”他见我一家五口生活困难，连买稿纸的钱也没有，竟然把他心爱的藏书——《四部备要》的第二编送去福州路卖掉，把几百块钱拿给我，叫我安心养病和工作。

从这时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几年间，我每个星期都要到余振先生家里去一两次，在他的指导下研读普希金作品和有关的参考书，不停地对我的《奥涅金》译稿进行修改。后来又有一个摘帽右派参加进来，他是杜嘉蓁，北大俄语系1957年的毕业生，在他一年级时我给他上过俄语讲读课，他也是一个普希金的热爱者，我们师生三辈爱好一致，命运相同，我们相聚时惟一的话题便是普希金和《奥涅金》。那时我们曾经说，如果能给我们一间屋子，挂上个“普希金研究翻译室”的牌子，我们愿意进去坐一辈子，不给工资也行。那时，他们两人(主要是余振先生)帮我修改《奥涅金》，对俄诗韵律与节奏如何在汉译中表现的问题和我做过许多探讨。《奥涅金》的译稿在这几年里大约至少重译、重抄过上十遍。反正我还在失业，有的是时间。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风暴雨般来到，我们三个人各自在单位和里弄接受批斗和被监管，不敢再聚会了。我独自一人继续干下去。当时我每天主要的时间是被叫去批斗、扫弄堂、烧砖头、挖防空洞，我仍然早起晚睡地继续修改这份译稿，并在几年中把俄文《普希金全集》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有关别稿也全部译出了。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普希金和《叶甫盖尼·奥涅金》有重要意义。我又把别林斯基论《奥涅金》的两篇名文和普希金的继承人莱蒙托夫用“奥涅金诗节”的格律写出的长诗《唐波夫财政局长夫人》也翻译出来，想为我国读者、学生和教师尽可能多提供一些有关《奥涅金》的参考材料。这些译文现在全都发表了，起到了我所期望的作用。

1970年夏天以后，“文革”的大浪潮已经过去，我们这三个被称作“牛鬼”的人又悄悄聚会了。第一次，我记得，是在上海复兴路嘉善路口一家小面馆里。余振先生见我面的第一句话不是嘘寒问暖，而是：“你把《奥涅金》磨好没有？”从这以后，直到“文革”结束，我又在余振先生帮助下把译稿修改了几次。我的《奥涅金》翻译中其实包含了许多余振先生的心血。二十年之后，余振先生逝世的前几天，他躺在上海华东医院病床上对我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把普希金全都翻出来了，印了一百万本！”他老人家就是带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梦想离开人世的。

3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的国家又需要文化了。大约在1980年前后，有关方面研究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在考虑《叶甫盖尼·奥涅金》采用哪个译本时，我国研究俄国文学和普希金的前辈专家，一向关心后来人的戈宝权先生为我力争，我的这个译本才得到其他同志的“那就拿来看一看”的允诺。据说当时有人想到我的“摘帽右派”身份，因而有所犹豫(这不怪人家，只是反映当时的时代和历史的特点)，戈宝权先生坚持说：“既然有这个译本，就应该考虑进去，人家花了那么大力气！”他的这番热心话救了我的《奥涅金》译稿一条命。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蒋路先生，把他们终于从“文革”劫后的残余文稿中找出的、我当年投寄给他们的《奥涅金》译稿带到上海，在余振先生家里交给我，请我修改后再给他们。他当时的一句话说得很对，他说：“请你重校和修改。这是你二十年前译的，就是当初出版了，现在也应该重校了。”现在，又一个二十年以后，我再重新校改这部译稿，其实也是按照他的这个意见在做的。

这时中央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正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正从《英汉大辞典》编辑部的临时工转为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已经多次修改的译稿再做加工，先把全书中的一章(第七章)仔细校改过，抄出五份，分别请老师朋友们和青年学生们提出意见，然后再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全书。当时给过我帮助的有翻译家方平先生，前辈诗人辛笛先生，故世的诗人姚奔先生，余振先生，杜嘉蓁先生，故世的翻译家力冈先生和几位爱好诗歌的大学生。有两位大学生还曾热心地把全部译稿朗读录音，以便从听觉上去发现译文的优缺点。

译稿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后，又得到当时该社外国文学编辑部主任卢永福先生许多帮助。他亲自来当责任编辑，对稿子做了许多加工。卢永福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俄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他怀着满腔对俄国文学的热情和对我的厚爱，帮助我让这个多灾多难的译本出版问世了。从1950年我在余振先生，还有曹靖华先生，刘泽荣先生的指导下开始阅读《叶甫盖尼·奥涅金》算起，到这时，已经整整三十年。

从1982年到现在又过了二十年。这是我们国家新生的二十年，真正繁荣昌盛的二十年。这个译本在这二十年间，曾在人文社的《普希金选集》，《普希金小说戏剧选》和《普希金文集》中以不同版本出现过，曾多次在电台播放，录制过录音带，并曾按照余振先生的意愿，由他参与执笔，改成每行十个字的整齐版本，以另一形式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普希金全集》中。二十年来，国内大多数文学选本和教材中，都采用这个译本，国内外有关普希金的论著中都提到或引用这个译本，国内外有关俄国文学和普希金的展览会上、纪念馆和图书馆中，都陈列这个译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进展，这个译本已经流传到世界各地，台湾省也买去了版权，印出当地的版本。

1999年，在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会上，俄罗斯驻华大使在他的发言中因为这个译本和我的《上尉的女儿》译本，以及我在普希金教学研究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把我的名字和其他几位先生的名字列在一起，表示感谢，俄罗斯政府文化部还向我颁发了普希金纪念章和感谢状。俄罗斯曾几次邀请我去参加有关普希金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学术讨论会，虽然因为经费问题未能成行，但我也很高兴。  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第二编辑室的主任刘开华先生和我商定，由我对这部译稿重新校改，再出新版，让它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时俱进地进一步提高，让它能够配得上我们伟大祖国今天欣欣向荣的形势和改革开放的成就，并且满足我国广大读者日益提高和增长的需要。我就是在做这件工作的同时，对于过去的五十年，心中涌现出不可抑止的回忆。

我把这些回忆写下来，作为这部重新校订修改的书稿的译后记放在这里。敬请读者朋友们指教。

智 量

2002年2月

写于上海华东师大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