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震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作兵学经典。他与钱学森翁婿两代均为中华民族的国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堪称为一段佳话。

蒋方震先生为中国的国防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和全部的智慧，他的事迹理应为后人所熟知……

引言/(1)

第一章 兵燹中急剧衰落的世家/(3)

第二章 位卑未敢忘忧国/(10)

第三章 弃科举而读新学/(14)

第四章 日本士官学校中的“中国三杰”/(20)

第五章 振聋发聩的《浙江潮》主编/(25)

第六章 赴德国继续深造军事学/(39)

第七章 从禁卫军管带到东三省总参议/(46)

第八章 保定军校史上最知名的校长/(54)

第九章 奇缘结成的一桩异国婚姻/(72)

第十章 辅佐袁世凯父子以德国模式建军/(77)

第十一章 早期的几部军事学术著作/(83)

第十二章 反袁护国英雄蔡锷的总参议/(94)

第十三章 民国总统府里的顾问/(103)

第十四章 随梁启超考察一战后的欧洲/(107)

第十五章 参与梁启超发起的文化事业/(115)

第十六章 鼓吹裁兵救国和义务兵役制/(132)

第十七章 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独到见解/(140)

第十八章 “联省自治”运动的拥护者/(149)

第十九章 参与湖南省宪自治运动/(153)

第二十章 为冯玉祥的西北军讲战术学/(168)

第二十一章 投入直系副帅吴佩孚的幕府/(173)

第二十二章 应聘五省联帅孙传芳的高等军事顾问/(179)

第二十三章 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名义访日/(189)

第二十四章 游说唐生智与蒋介石合作反桂/(192)

第二十五章 支持唐生智起兵反对蒋介石/(198)

第二十六章 两年牢狱之灾虽有惊却无险/(210)

第二十七章 主编《大公报》的《军事周刊》/(221)

第二十八章 影响深远的抗日国防建设思想/(227)

第二十九章 创立博大精深的国防经济学理论/(231)

第三十章 研究文史哲亦有独到见解/(237)

第三十一章 与蒋介石的关系由疏远到接近/(244)

第三十二章 奉派赴欧美考察“总动员法”/(251)

第三十三章 西安事变中为化解危机斡旋/(259)

第三十四章 视察南北防务和国防工事/(269)

第三十五章 “民国国防思想的奠基石”/(284)

第三十六章 与人合作编译《新兵制与新兵法》/(291)

第三十七章 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而献计献策/(294)

第三十八章 外交使者舌战德、意纳粹头目/(299)

第三十九章 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刻剖析/(310)

第四十章 从中国历史与文化阐述抗日必胜/(323)

第四十一章 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334)

第四十二章 心愿未了阖然去世/(344)

第四十三章 一代宗师长眠杭州凤凰山/(351)

附录一蒋方震大事年表(1882—1938)/(357)

附录二参考文献目录/(378)

后记/(383)

1935年春夏之际，蒋方震专程前往华北。实地考察后，他专门向蒋介石提交了报告：“窃方震此次北行，关于日人在北方情形，随时留意，综其大致要得三点：一、察绥暂时必无问题，以关东军目下尚无余力，可以出师。二、平津问题，则一部分财阀与驻屯军相勾结，重心全注于沧石一路，此可由外交交涉处理者也。三、山东目下虽无事，而日参部之少壮军人时时怀有野心，思援平津之例，进兵一旅乃至一师，方震自泰安到济南之夜，总领事有野即来访，揣其语气，已不啻明言军部有此计划，此急宜慎重防范者也。窃惟国际情势，日益紧张，时机最长亦不过三四年，我中国国力现尚有限，若欲事事周备，事不可能，今惟集中力量于致胜之一二点，使两三年内，能完成一固体，则自余枝叶，可临时补救。”蒋方震在这个报告中，精确地预测到世界大战将在三四年内爆发，显示了相当强的判断力。

汪精卫自1933年3月30日复任行政院长以后，从蒋介石手中取得了相当大的对日外交权，极力推行投降式的亲善外交，出卖国家主权以求偏安。从《淞沪协定》、《何梅协定》到《秦土协定》，南京政府一次又一次与日本签订城下之盟，丧权失地，华北门户洞开，造成了国亡无日的严重局面。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全国民众对国民党统治的强烈不满，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的矛盾也日益加深。亲日派每办一次妥协外交，总要受到国民党内欧美和抗日民主派的攻击和指责，而且愈演愈烈。

在1935年6月19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上，汪精卫及外交次长唐有壬在说了华北事件的谈判经过后，蔡元培即站起来问：“对日外交究持何策际此时局?殊有请外交当局说明之必要。”汪答：“对日外交这几年来均持‘忍辱求全’四字而行，现在亦复如是。”蔡元培继问：“忍辱云云我辈极明白，求全如何却望予以解释。”汪对此避而不答。这时，一贯突梯滑稽的吴稚晖站起来俏言相讥：“‘求全’两字极易解释，简而言之，是只忍辱以后求整个国家能完完全全送给敌人，勿兴抗敌之师而糜乱地方罢了。”汪精卫当众受到奚落，十分难堪，愤然拂袖退出会场。

但是，国民党内对汪精卫的攻击没有因此而停止，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于右任大骂汪精卫为汉奸卖国贼，孙科不指名地拍案叫骂：“不料以一二宵小公然卖国!”盛怒之下震翻桌上的茶杯，滚地摔得粉碎。接着，南京政府监察院又对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6名当事者的媚目卖国行径提出了弹劾，由于华北问题的主持人是汪精卫，这次弹劾也是针对汪精卫而来的。面对反对派的强大攻势，汪精卫一气之下，于6月30日由南京潜赴上海，住进了德国人开设的诺尔医院，闭门谢客，不理政务。翌日，汪通过其亲信褚民谊对外放出口风说：行政院长汪先生，因胆石症赴沪就医，病状不轻，恐需要数星期的“静养”。

屋漏偏逢连夜雨，弹劾尚未了结，又发生了中日航空协定的争执。日本在鼓吹开发华北经济的同时，又向中国政府提出签订中日航空协定，企图控制中国的航空业，对此，汪精卫是赞成的，并力图实现。7月初，他邀请福建、浙江、江西、湖北4省主席陈仪、黄绍兹、熊式辉、张群共商时局，征询他们的意见。12日，黄绍兹代表4省主席去成都，与坐镇成都指挥围追堵截红军的蒋介石谈汪“病”，并代汪征询蒋对签订中日航空协定的意见。蒋介石坚决拒绝与日本签订中日航空协定，汪得讯后，即电副院长孔祥熙代行政院政务，于7月15日转赴青岛养病。7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行政院日常工作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汪精卫称病不出，南京政府乱作一团。8月7日，蒋方震致电在成都的蒋介石，建议蒋介石出山亲自布置外交。蒋方震在电报中说：“窃以为外交最后之时机将去，非我公出山，重新布署，决不足以应付将来之难关，夫势之强弱有定衡，而气之盛衰有消息，外交等于作战，则当乘敌气之衰，而利用我气之盛，自“九一八”至“一·二八”，敌气至盛，自是稍衰，而张氏乃得安坐于北平者一年余。热河之役又张矣，至停战协定者又稍衰，于是两委员会又得敷北局年余。今北变之后，彼内部合理派乃与投机派力争，重臣乘之，以成四部会议，此敌气之正衰也。而二月以来，我方除别有肺肠者，皆能平心以谋自救，此正我气之盛也。今当乘彼军人气之正衰，策之未定，以最后之决心，图最后之和平，使面目一新，而人心为之一变，则公今日一出，至少可保五年无事，外交成功，可操胜券。”

8月8日，汪精卫从青岛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请求辞去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兼职，以进一步向反对派施加压力。但此时蒋介石正集中精力围攻红军，还不想走上对日外交前台，决定挽留汪精卫。8月18日，蒋介石从成都返回南京，汪精卫应邀也于19日回到南京见面。汪精卫回到南京后，蒋介石即前往陵园汪的寓所力劝汪复任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兼职。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否决对汪精卫的不信任案，2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汪蒋同时出席，会议决定慰留汪精卫，23日汪宣布复职视事。这年11月1日汪精卫遇刺，12月1日汪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兼职。7日国民党中央改推汪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副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负责实际行政责任，并以蒋介石的亲信张群任外交部长。至此，算是采纳了蒋方震的建议。

1935年12月25日，蒋方震又致函蒋介石，建议整理外交机构。蒋方震指出，在中枢确定后，首要的任务是整理机构。从对日外交的角度，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改革驻欧美的外交机构，特派要员去欧美，向驻外使馆转达中央方针及应注意的要点；二是财政、交通、铁道应在统一的经济机构下进行对日交涉。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于8月公开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使战争规模扩大成为国际性的战争。西班牙战争爆发后，时在欧洲考察的蒋方震致函蒋介石，建议对日外交仍当取容忍主义。蒋方震说：“日军并未参加欧战，故陆军装备根本未尝改良，而平时预算，无论如何扩大，终不及当年各国之自由，故陆军新式装备，在有相形见绌之势。就东亚地势言，彼对俄则我在其左侧后，对英(南洋)则我在其右侧后，正派军人之所以焦躁者惟在于此。日本自退出联盟后，彼之政策已由豪夺而变为巧取，彼决不愿正式开衅，匪独对俄，即对我亦多所顾忌，其惟一之毒恶方策，将为煽动内争，此皆投机派迎合正派之焦急心理所为。故果欲谋一正当之和平解决，则惟用正义派以制投机派，此所谓开诚布公也。若事不获已，则此大半年之内，仍当取忍辱主义，以激起国际同情，而调整本国士气，以待明春。”P.247-250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令人叹为观止!面对这么一座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龚自珍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圭、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更为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赘、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我们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之力。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第一批已经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万斌

2003年春于杭州

中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近代史上，中国这个大国被日本这个小国侵略达71年(1874—1945)之久。中国面对日本，之所以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朝野上下对于日本没有正确的认识，不是盲目虚骄，就是麻木不仁。不知彼，不知己。

悲惨的历史虽然早已过去。但在日本右翼势力急剧膨胀，日本加速成为世界军事大国的背景下，中国人无疑将重新面临着如何认识日本的高难度课题。近年来，国内有极少数人卖力兜售所谓“对日新思维”这样幼稚的偏方，这就表明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对日本都有正确的认识。著者认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重温一下蒋方震先生的精辟论述，也许会对我们起一种清醒剂的作用。

在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中，对于日本国民性认识最为深刻的莫过于蒋方震先生。他的不朽名著《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应当成为中国人必读的教科书之一，所有关心中日关系的人都应当认真拜读才是。

著者

2003年8月15日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8周年纪念日写于杭州西溪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