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春风楼琐记》是一套难得的具有丰富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能给人以深刻启迪的笔记文学巨著。洋洋三百万言，状写了清末明初间五百余位各色各相人物，颇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掌故，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资料。

本书为第六集，全著之文学、美学品位甚高，又于不经意问透出了相当浓郁的社会风情、民俗韵味，既可见五花八门的官场怪状，又可领略三教九流的世俗风。拜石先生治史态度严谨，褒贬严格，在流畅洗练的笔触中，道尽近世百年风云。

《古春风楼琐记》是海峡两岸新闻界的前辈高拜石先生的著作，原文曾在台湾《新生报副刊》连载，历时十余年，先后两次结集出版，影响长久而巨大。全著洋洋三百万言，状写了清末明初间五百余位各色各相人特，颇多鲜为人知和历史掌故，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以人物而论：有贩夫走卒，草寇游侠，淑女名垦，王公大臣，以至义发志士；以记事而论：或涉香艳，或涉壮烈，或涉忠勇，或涉奇诡，或涉逸趣，读之使人爱，使人恨，使人怜，使人悲，使人悟，或使人热血沸腾不异一掷头颅，或使人感慨愤激而太息不已。高氏笔力雄放，酣畅舒展；学养深厚，纵横自如；所引诗、词、联、赋，亦多佳构；全著之文学、美学品位甚高。高氏治史态度严谨，褒贬严格，近百年间风起云涌的国事、家事、天下事，都囊括在这一本本的《锁记》中，绝对值得您细细品味。

本书台湾繁体字版新编三十二册，大陆简体字版计划合编十六册，分两次出齐。

本书为第六集。

状元实业家——杂谈张季直

提督奇遇记——李单巡海遇大龟

野鸡侍郎——于晦若自甘槁卧

西学译述大师——严几道评传

古文义法译西书——畏庐老人佚传

专营中国思想输出——辜汤生文坛怪杰

绝代才女——吕碧城沉哀凝怨

近代诗坛第一人——散原老人陈三立

新郎不是我——戈公振为情憔悴

古董制造商——捧太太成名的怪人

赤脚财神——虞洽卿与大闹公堂案

南开大学的创办人——清末新学家严范孙

好名——陶心云书法与其人

只好独善其身——韩树园锋锘内敛

老袁的“天门阵”——一九一二年迎袁与京津兵变

老袁的生财之道——袁世凯之贪诈

风雅商人——周庆云入祀西溪词人祠

翻滚政海——从姚茫父谈到蹇季常

抢救合肥大老——癸酉迎段南下经过

心常天下念——秋浦老人佚事

连环计——好人内阁与罗案风潮

奇人办报——上海《时报》主人黄伯惠

甘草翰林——陈香雪、陈韵珊父子

草包汉奸——傅筱苍之死及其生平

变节大亨——张啸林勾搭土肥原

护国良将——蔡松坡与讨袁之师

八指将军——黄克强与中国国民革命

黄兴苦战开共和——岳麓长留上将碑

国民革命第二把交椅——黄兴遗事补述

乾坤事了续参禅——乌目山僧黄宗仰

一部《三国》搞革命——邓泽公与萧佛老

“三不”怪人——严立三的狷介

西学译述大师——严几道评传

这是一个深秋的黄昏，北京西城大元府胡同里，一家四合院的院子里，一位须发苍白衣饰整洁的老人，背着手在廊前闷闷地踱着。

从门外走进一个不速之客，打着招呼道：“老朋友，你又在寻章索句了，有什么好诗，念出来欣赏如何？”

那老人摇摇头道：“咳！老兄，‘如我自观犹可厌，非君谁复肯相寻？’话也懒得说了，还有闲心情作诗！你想这是什么局面了，大家还在吵，还在争权，还在夺利，风雨漏舟中，救死不暇，真亏得这班人好心情。说真的，老兄！我真不忍看这龌龊的北京了，我要回到故乡去闭门思过……”

那朋友道：“老兄，权贵龙骧，英雄虎战，以冷眼来观，何不是如蚁聚膻，如蝇竞血？这班人满肚子里利禄权势，良心早给熏黑了，原不足深责的。你不想再留着北京，要回南方去，也好！可是你有何过可思？你的学术著述等身，开导民智之功，自有其独立自存的价值，三代直道，自在人心，天生我辈，便安排了终身没有伸眉开心的，受‘反淘汰’是受定了，认真不得，悔恨怨尤都是多余的！”

这朋友说得激昂愤慨，口沫飞溅，绿鼻涕也直淌了出来。

这是严几道和林畏庐的一段对白，时在一九一八年左右，北洋政府的统治下，一班官僚政客，方在钩心斗角，此攘彼夺；日本军阀、财阀乘着欧战之机，用尽硬软手段欺压中国；北京的圈圈里，许多孱头们，还在争着蜗名蝇利，也难怪这两个老人发着牢骚。

严几道，名复，原名宗光，字又陵，亦作幼陵，晚号“瘠茔老人”，福州侯官县阳岐乡人。那地方确是溪山寒碧，林泉幽秀的好所在。严姓是耕读传世，寒素家风，几道髫龀（tiao chen，童年）之年，多得力于母教。

据年谱所述：当几道五岁时，邻家在凿井，搭了一丈多高的木架子，小孩好奇，攀着爬上去，望井底俯着，大叫：“好圆！好圆！”他母亲陈太夫人，听到叫的声音，出来一看，大惊，怕他一吓便会掉了下来，不死也是重伤，不敢斥骂，急装做笑脸说着：“乖孩子，你好能干！你要一步一步地往下爬，本事便更大了！”果然给她哄着下来，一落地便带了进屋，拿出家法来，儆戒他的顽皮。

十四岁，他父亲死了，陈太夫人撑持门户，无力从师，机灯课题，茕茕（qiong，孤零貌）相对。第二年，恰好沈葆桢在马江创设海军船政学堂，招考聪颖子弟，当日国文试题为《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几道写了数百字，不终场便交了上去，沈文肃阅了大加赞赏，遂取了优等，几道晚年诗中的“尚忆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即是指此。

同治十年辛未（公元一八七一年），几道以最优等成绩毕业，时年十九。不久下船实习驾驶，同游南洋、黄海等地，甲戌年（同治十三年）到过台湾。那时日本对台早有觊觎企图；恰巧琉球渔船载六十六人出海，遇了台风，漂流到台，其中五十四人给牡丹族番民劫杀，生还十二人，台省地方官护送他们回去，日本遂乘机干涉，一面公开封琉球酋长做藩王，并照会各国说琉球已归日本；一面决定向台湾发兵，借口为渔民报仇，派西乡从道为“台湾总督”，带兵侵台湾。

清廷诘责日本，并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由福州带了一万多兵援台，调几道随扬武舰东渡，并担任测量台东、苏澳各海口。

光绪三年丁丑（公元一八七七年），被派赴英深造，这是前两年沈葆桢和李鸿章会奏，请派后学（驾驶）学生赴英，“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的十二名学生之一，进了格林威治波穆得大学院，肄习海军学科，兼研究社会、哲学、经济、法律各科。

驻英公使郭嵩焘，对李鸿章的“洋务见解”，如“殚千金之技，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的作风，和“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獠狂之俗”等偏见，颇不赞成；对严的聪明才识，以及他对西方学术政治的留心，则大为赏识，引为忘年之交。往往和他谈论“中西学术改制”之同异优劣，一谈每是好半天。

己卯（光绪五年），严学成回国，沈文肃已经逝世，无人垂青，意颇郁郁。

几道在英国读书，成绩极好，每试均获满分，远超于其他国籍学生。有许多写严传的，每说严和日本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德国的俾士麦同学，三人皆望尘莫及，这是附会之谈。大隈根本没出过国门，伊藤是日本文久三年（公元一八六三年）九月到伦敦，第二年便返回日本，在英不足半年，而且从来就没进过学校，仅在私人家里补习英文，到过“海军造船工厂”见习一些日子。严到英是光绪三年，前后距离十四年，这话不知从何说起？

不过，严以饱学归来，不为世重，号称“新政人物”的，也是见解褊狭，只知道“船坚炮利”，而疏忽了国计民生方面的发展，真如所谓“知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的。又那时一般人的眼光还是短浅，仍以功名科第为荣，“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最多视为“高等的兵弁”而已。

几道于是发愤去“治制学之业，冀以科第显”。便纳粟为监生，专心学作八股，然而南北闱乡试，都是“报罢”，大概他的文字表现出来的见解，不中主司之眼的缘故，所以“诡得复失”，不能不说是“文章憎命”了。

这“一第”的心愿，直到宣统元年（公元一九○九年），他五十七岁时，才受到钦赐文科进士出身，他感到啼笑皆非，在他诗集里有：

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

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

岂有文章资黼黻，耻从前后说王卢；

一流将尽犹容汝，青眼高歌见两徒。

严几道想从科举谋出身，虽然屡试不售，但“玉池老人”郭嵩焘，对他是深有认识的，李鸿章也颇闻其言，遂檄委他做北洋水师学堂的教习。他看到当时国势危殆，列强对瓜分中国，公然放言无忌，而国中无论朝野，蒙昧玩惕，醉生梦死，他激于忠愤，每有撰文立说，多是悲慨万端！那李鸿章是拼命做官、一味应付的人物，随时敷衍着宫闱后党，很担心他的言论的过激，也不敢和他过于接近，他一枝鹩寄，无地回翔，颇感抑郁之极。

相传李鸿章有一次和他闲谈，他趁着机会，陈述许多西洋政教优点，认为中国要富强，非采西方之长不可，并说：

中西事理最不相同者，是中人好古而忽今，西人力今而非古，中主恒，西主变，西方文化命脉的所在，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科学），于刑政则屈私以为众（民主），其所以行之常通，则为重自由也。西洋观化言治，以民力、民智、民德为准；如欲救亡振敝，一定宜从事西学，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多非。

他更沉痛地说：“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而已；斯民也，固天下真主。”

他把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自强保种之事，再三致意。那李鸿章素有“中堂癖气”，一面抽着水烟，停耳在听，越听越不可解，也认为越说越不像话，认为书生放言高论，漫无顾忌，要煞煞他的气，便就手中拿的吸烟用的纸捻子，对着严说：“你说的很有道理，你们留过洋的，自然一通百通，无所不通，可是就有一件，对于中国的事物还不大通，举一个例：喏，这在西洋叫着什么？”

把纸捻子抖了两抖，严几道可没在西洋研究过中国吸水烟的纸捻子，自然给怔住了，李中堂呵呵大笑：“可不是？我说你们留洋的就不懂得中国的这一套……”

他是中堂兼北洋大臣，勋崇爵显，不耐烦听了，把这纸捻子堵住博学的留洋学生的嘴，接着便端茶送客。几道说了半天，总是不入中堂之耳，说了还不是白说？但他更了解了，以被称为有见识、有眼光，总算懂得洋务重要的李中堂，尚且如此，那些朝士大夫，还有不否定洋务的呀！

在海军说海军，戊子（光绪十四年），诏修颐和园，以为太后归政后颐养之所，己丑（光绪十五年）以后，一条兵舰也没有添造过，更影响了海军的发展，经费都给皇家随意挪用了去，海军衙门，成了宫廷的侍从室，贪污官吏，又乘机中饱。再看看，西方的英、法两国，近邻的日本、俄国，无时不想鲸吞蚕食中国，他忧深虑切，和人家谈起，每是涕泣而道：“强邦压迫无已，藩属将尽被侵占，不出三十年，他们像宰牛般把我们四蹄缳着宰割了。”

听的人都不在意，李鸿章还说他“危言耸听”呢！

甲午中日之战，黄海师爝，精华尽丧敌手，几道腐心切齿，感愤万端，他写信给他的大儿子严伯玉（璩）说：

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以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

说得多么沉痛！之后，他决意不求仕进，专心致力于译述，介绍西洋名著于中国，计有赫胥黎的《天演论》，亚丹。斯密的《原富》，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穆勒的《名学》，那是以后商务印书馆汇集作为《严译八经》的名著。

说到翻译，他绝不草率从事。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他说过：“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少，三也……译者能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袜，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可算深得译书三昧。

P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