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超逸绝伦的名士，他是一位明经兴修的通儒，他是一名淹贯古今的文化巨匠，他是一代令人高山仰止的书法大师，他就是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名公于右任先生。本书描述了于右任先生的传奇一生：从出身寒门、励志向学，到许身革命、职志爱国，再到书生从戎，统兵靖国……

一个超逸绝伦的名士，一位明经兴修的通儒，一名淹贯古今的文化巨匠，一代令人高山仰止的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出身寒门，励志向学，早年以报业倡革命，以书生统重兵，名噪一时，厥为民国元勋，监察之父。孙中山延之为友，蒋介石敬之若师。垂暮之年，他以生命的最后张力，发出痛彻肺腑的绝唱：“山苍苍，野茫茫”，似黄钟大吕：“山之上，国有殇”，若杜鹃泣血。

第一章 飘零身世 少年奇才

 1 三原寒门骄子

 2 大伯母房氏倾力抚孤

 3 六龄牧羊险入狼口

 4 初涉文苑识洞天

 5 父子相揖背文章

 6 爆竹房失火，重陷困境

 7 学使嘉勉，声誉鹊起 

第二章 许身革命 职志爱国

 1 上书岑巡抚，劝诛西太后

 2 逃出开封的腥风苦雨

 3 割发明志，诀别清廷 

 4 驳“君子不党”论

 5 巧送声明

 6 神圣战争当共负

 7 代爱国者言

 8 真诚合作

第三章 舆论革命 报业先驱

 1 创设日报起振刷

 2 横空出世的“神州”飞镝

 3 为民请命，大声疾呼 

 4 再创《民吁》

第四章 书生从戎 统兵靖国

 1 心理不败，精神不死

 2 反对帝制，怒斥陈逆

 3 紧急关头，慷慨赴陕

 4 书生领兵难支撑 

 5 陕局晴雨为全国之聚焦

 6 东去险关重重 

 7 解围西安

第五章 兴学助教 化育人才

 1 治学商州中学堂 

 2 创办复旦，复兴中华

 3 苦心收容众学子 

 4 与共产党人共办上海大学

 5 心系耕桑，催生西农

 6 创办陕西中山军事学校

 7“就是穷得卖字也要办学”

 8 教育思想

第六章 浊世赤子 关心民瘼

 1 粥厂的厂长

 2 创办农场

 3 赈济灾民赤子情 

 4 改造河道，造福桑梓

 5 焚烧账单

 6 与民同乐看社火 

 7 首创中国火车夜行

第七章 高风亮节 布衣功臣

 1 两老笼白菜办了喜事

 2 以诗作嫁女

 3 矢言不置私产 

 4 教子务求爱国 

 5 当官不像官 

 6 清凉于公馆

第八章 度涵千顷 品备万方

 1 领袖与书圣

 2 劝蒋抗日 

 3 断然避寿

 4“分共”会上言“容共”

 5 挚友知心 

 6 明德肃贪

 7“可慨也夫!”

第九章 一代草圣 自成一格

 1 书展轰动全国 

 2 万丈高楼平地起 

 3 由颜柳而专崇北魏

 4 千锤百炼成“草圣”

 5 搜罗真迹，抢救国粹

 6 冠绝当代的“于体”

第十章 诗坛巨擘 豪放道劲

 1 庐山雅意，尚湖载酒

 2 “岁寒三友图”

 3 悠悠边情

 4 诗坛佳话

 5 千古绝唱

这年，于右任经学友李金镛的引介，还得识了富有革新思想的关中名儒朱佛光先生及其盟弟毛俊臣。朱佛光讳先照，字漱芳。容貌奇古，气宇轩昂，性诙谐，善谈说，常自谓明秦王之后裔。先生幼时受太夫人侯氏之教，即以民族革命为己任。年二十余，设塾关中教授弟子，常常涉口成趣，隐喻革命义理。“朱佛光并不是一个教条的民族主义者，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做改革民生、开化民智的实际行动。他一方面组织‘天足会’，鼓励将改革的思想化做改革民生、开化民智的实际行动，同时又创设‘励学斋’讲授新学，首开陕西一带学习西学的风气。”门下李金镛、程抟九、王麟生、茹怀西等，称朱门俊彦。朱先生盟弟毛俊臣，为西安名儒，以经学兼擅词章。二人学行契合，相得益彰。由于李金镛的引见，于右任得识朱毛二杰，并执弟子礼，从此眼界渐宽，所治学问，亦不甘于考据词章自限。甲午海战之后，国家内忧外患日深，朱先生除了讲学，乃与孙芷沅先生发起设励学斋，集资广购科学书籍报纸，传播革命思想，启迪有识之士。于是西北结社之风自开，右任的思想也顿开茅塞，渐渐地解放了。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沉积太厚重了，改革往往不彻底。戊戌变法刚刚拉开序幕，九月问，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复辟势力扼杀了。以谭嗣同为首的六位赞成康梁变法的官员惨遭杀害。消息传到西安，关中理学大儒刘古愚，悲恸欲绝，在学院书房设奠遥祭六君子。清吏闻知，非常嫉视，传言要捕捉刘古愚，使其处境极为窘迫。在他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满怀书生意气的于右任，却专程赴味经书院拜谒了刘古愚。

当时刘古愚任味经书院山长，住在学堂偏僻的一方拥挤的斗室里。革新的夭折，谣言的朋起，世道的黑暗，使他的心境极怆凉，面容憔悴得没有血色，头发蓬乱得像一团草。因为愤世嫉俗，他整日闭门不出。于右任突然拜访，使他大为惊异。

“你这个时候来找我，不怕受连累?”

于右任说：“先生的为人我向来敬佩。正惟此时，我乃来先生处受教。”

“近日外边的谣言蜂起，你不会没有所闻。”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情形。先生主张革新，祭奠六杰，这是堂堂正正的事情，何罪之有?”

于右任的慷慨陈词，使刘古愚为之感奋。心里想，有这样有血气的青年，中国的未来是有希望的。刘古愚兴奋得简直有些忘形失态，拍着右任的肩膀，连声不迭地说：“后生可畏!后生可畏!”

自此，两人结成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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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所皆知，有着辉煌灿烂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向以东方大国和文明古国自雄于世界民族之林。自古以来，文化发达，人文荟萃，士林风景，“郁郁乎文哉”!

在陈承接踵、代不乏人的士林之中，那“花非花，雾非雾”般风姿绰约的名士一族，尤其缤纷绚烂，妖娆绮丽，仿佛充满了谜样斑斓与另类色彩，“看上去很美”!正因为如此，由古及近，由近迄今，有关名士们的种种气象与逸闻，也多为时人后世所乐口耳相传。从学界文人雅士，到坊间平头百姓，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他们的声名。

照《辞海》的权威解释-，所谓名士，当有如下三义：一是专指那些已然出名而未出仕的士人，即主张“出世”而反对“入世”者；二是用以泛指那些有名望的人，即于某一特定时代颇具地位，大享声望的社会知名人士；三是用来特指那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而又恃才放达、不拘小节的学人。

据《礼记·月令》载：每逢季春之月，天子则“勉诸侯，聘名士”。汉儒郑玄注日：“名士，不仕者。”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司马迁即径称此二人为“魏之名士”。这当是指第一类情况而言。又，《吕氏春秋·尊师》谓：“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在《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中，杜甫亦有“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之句。这或可比之于第二类人。《吕氏春秋·勤学》又云：“不疾学而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后汉书·方术列传》论日：“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驰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务方，弘时务也。”这种情形，或可归之于较为普遍的第三类人。

由上述可见，所谓名士，要之则在其是否为“士”，是否担得起“士者”之名号。也即是说，要看他们身上是否具有那种书卷气与文化味儿。士，士子也；士者，学人也。倘用今天的话来说，大约就是所谓文人、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罢。总之，这里所特别强调的，就是“士”们的文化内涵或学养功夫，至于作为其外在附加物的那“名”，则主要应当在于其别样或另类的特质。自然，这也要名副其实，或曰实至名归。

无论古近昔今，作为士林中超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一个族类，这些名士们独特的社会声望与影响，远非一般士人与平头百姓所能相望。他们身上所特具的那种文化内涵，以及由此谭化而成的特出的人格魅力，常常自成一格，别为一色!他们不特学养深厚，读书惊人，而且目中无人，卓尔不群。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宜乎翻江倒海，惊世骇俗，为文人扬眉，替志士吐气!宛若暗夜萤火，虽不甚明亮，亦足可衬出那黑夜的茫茫漫漫。正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天既生仲尼，更见长夜长!

在中国古代无计其数的文入学士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名士们的许多不同的样本。从上古时代大智远引、高逸脱俗的庄子，到汉末睥睨权势、击鼓骂曹的祢衡；到魏晋放浪形骸、清谈自许的阮籍，任性率情、长醉不醒的嵇康；到唐宋醉卧长安、天子难呼的李太自，流落天涯、超迈无减的苏东坡；直至明清两代的李贽、徐渭、金圣叹、郑板桥……观其为人，读其诗书，闻其轶事，听其余音，都不能不让人感到他们身上那种超迈不俗、桀骜不驯的疏狂与狷介之气！

愚意以为，所谓名士之为名士者，倒也不必完全拿出世入世，为士进仕做根本的区分和判别。隐也好，显也罢，最重要的则在于，他们身上总是带有一种以文别野的名士气，一种以雅胜俗的名士派头，并以此大大有异于常人。也许，就是因了这种所谓的“名士气”或“名士派头”，便不能不让世人为之侧目，为之咋舌，为之惊回其首，为之大叹其绝!在一般人士眼里，这大概就是所谓名士风采或名士风流罢。

那么，这劳什子端的究为何物?粗粗想来，至少也应该包括这样两种基本因子：一为才情，一为狷狂。前者惊人，后者惊世。虽然，他们同样亦无免于吃五谷杂粮，食人间烟火，常人在在所具，他等在在皆有；然而，骨子里更多了一种为人之真性情，与夫处世之奇怪悖，合情又不拘常情，合理又不泥死理，一若行无固道，剑走偏锋。这样，自然就为他们的人生格外平添出了许多奇致与异象!如是，则如何不惊人，如何不惊世!所谓横空出世的天才豪杰，特立独行的高人奇士，正当合此!

或问：其所谓才情者何?答曰：论其才，或是学富五车，文倾三峡，才气横溢，汪洋恣肆。有书有笔有肝胆，“亦狂亦侠亦温文”(龚自珍)。或是卓尔不群，领新标异，才气逼人，独得风骚。“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辛弃疾)。尝以满腹经纶，甘做寂寞圣贤，俨然“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论其情，当是潇洒情性，飘逸无痕，文章诗酒，大不拘俗。“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李白)。当是任情冰玉，流韵余光，徜徉风月，风流倜傥，“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青楼垂柳边”(王维)。虽然嘴上也说“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郁达夫)，心里大多仍旧是想着“遇酒逢花还且醉，若化惆怅事何穷”(自居易)!

又问：其所谓狷狂者何?答曰：论其狷，或是情性耿介，非同流俗，劲节高标，傲岸千古。“不以雄名疏野贱，唯将直所斩王侯”(王建)!或是嬉怒人生，讽骂时世，快人快语，敢恨敢爱。“新松不恨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杜甫)。不惜放言“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白居易)，“高处挂吾瓢，不饮我宁渴”(辛弃疾)，更且崇信“家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甚至尝如上古长沮、桀溺一--类人且歌且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论其狂，或是任情率性，狂放不羁，天5行空，独往独来。“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杜甫)。或是冷峻通脱，惊世骇俗，诡言谲行，悖逆时流。“死是等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元稹)!真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甚而活活一副“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大智若愚样儿!

然而，无论才情也好，狷狂也罢，却也总不能没有其缘由或道理在。有时，在他们的身上，大俗能变之为大雅，大雅亦可演之为大俗。在他们那大不同寻常的眼睛里，有时，明明是活生生的新世相，却视若满目疮痍，简直一百个不乐；有时，明明是死赖赖的旧事物，偏又满眼生辉，道个千万种我爱!尤其让人爱煞恨煞的是，观其每每似是而非的强词夺理，或似非而是的疯言疯语，倘要拿来认真考察与耐心品味，竟也还能别成一格，自圆其说，甚至让你不能不为之生羡，为之叫绝!怪乎哉?怪怪也!

不过，若套用那句众所周知的古文本，却又可说是“怪可怪，非常怪”!也即是说，他们身上的那怪异或荒诞，正是其外在的衣裳，而内里所包裹着的，才是雅不拘俗的真性情。这是什么?慵懒，慵懒得近于放浪；疏放，疏放得迹近天然!仅仅此一点点，则绝非一般酸腐秀才可与比及，远非寻常堂庙学-2能出其右，尤非大千世界之芸芸众生所能望其项背!

在他们这些人身上，既有不失隽永的怪诞，又有一秉天然的率真；时而放言高论，振聋启愦，时而大智若愚，机锋深藏；冷峻与飘逸齐飞，睿智共幽默一色。记得当世名儒冯友兰先生曾有一句妙喻，大意所谓“怪论”者何?“非常奇怪之论”也。移之冯喻至此，正相契合。若论其忤逆时流，必是缘于其不见于世的天然率性；论其疯言疯语，必是出于妙语连珠般的辩才无碍；论其讽时骂世，正是因了他们的我行我素的睥睨一切；论其诡言谲行，则又因为他们狂放不羁的劲节高标。这又是什么?常人难追的真性情，得天独厚的大智慧!

在这一特定意义上说，他们，这奇形异色的名士们，这多姿多彩的所谓名士一族，足足构成了他们据以生存的那个时代的一道独特风景和另类景观，一道格外耐人寻看的文化风景，一种特别耐人品味的人文景观!

这，或许就是所谓名士们的人格魅力与影响之所在?

清代赵翼有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与古代中国生存环境与社会气候迥异，近代名士一族所周遭的社会现实与生存空间，完全是一幅辉煌不再、家道中落的凄惨历史图景。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仿佛突然失重，被强行拉入了别一方向。这是一股异常强大而又不可抗拒的力量，完全不依任何想望与侥幸为转移。正是它，把近代中国带进了西方列强主宰下的国际的角斗场。应该说这是一种合力，一种“力的平行四边形所形成的历史合力”(恩格斯)!仍在酣梦中的“睡狮”，为时代的雷鸣所惊醒。及其睁开惺忪的睡眼才发现，世局与国势俱已大变：列强环伺，蚕食鲸吞，内忧外患，国事螗蜩；海禁大开，西学东渐，社会转型，风气浸浸。惶恐之中，时人不禁连连惊呼：“千年未遇之强敌!”“千年未有之变局!”

或感于时艰，或敏于激愤，老大中华帝国之上下，被迫推出了一套又一套的救世方案。诚可谓纷纷攘攘，热热闹闹，一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除却对待中国与西洋民族矛盾的不断战和之争，单是就如何力挽家国和倡言救世的所谓内部革新而言，一方面就有由洋务而维新，由维新而革命之递嬗，另一方面又有由器物而政制，由政制而文化之更迭。政治风云，空前激荡；思想大潮，波波-相因。此间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之迅捷，时代更替之猛烈，诚非两千多年古代社会所可比及。记得马克思曾说，在历史上，常常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拿这话来比照这段中国史，真是再恰当不过!

时代留给历史之烙印，犹如母体于个人之胎记。当古老的中国社会蹒跚行至近代时分，上述那种日新月异的政治变迁与一夕数变的时代更替，加之内忧外患所必然带来的国势飘零，西学东渐所必然造成的文明冲突，使得晚清以来的近代社会变做了一个大大的买验场。如果说上述各方力量或因素就是一个搅拌器，那么反应缶中的各种粒子便处于空前活跃状态。如是之大气候与小环境，又怎能不给生逢其间的每一位国人——自然，也包括作为本丛书传主的这些所谓近代名士们——留下深深的烙印!

单只在本丛书所便开列的近代名士群英谱中，我们便可以看到一个个闪耀着夺人目力之光的熟悉面孔与身影——

龚自珍，浙江仁和人，一个标准的世家弟子，典型的传统士大夫。幼承外祖父段玉裁先生亲授，深受汉学熏染，抱负高远，志节超迈，诗文若电，振聋启愦，然“言多奇僻，世颇訾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身处晚清衰世，不屈于铁幕，首开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之风，遂以勇毅呐喊发为疾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晚清第一个正式领衔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早年为曾国藩密友，人称“湘军财神”，虽得咸丰帝赏识，却因性直而宦海不遇。初观“西洋镜”时节，得了许多的真知灼见，不想循例发回朝廷，刊刻即遭毁版。一时，廷臣疆吏，旧雨新知，一概痛加诟病，骂声不绝于耳，终致只身独对苍凉，尽尝先驱者的孤独。

章太炎，浙江余杭人，世称“章疯子”。身兼革命家和国学大师二任，革命则疾言排满，激情论政，大骂“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为学则力阐国粹，回护华夏文明，授徒讲学，成就斐然。进入民国后最为精彩的一幕，是他手提袁大总统所送绿宝坠子的大扇，偕仆到总统府门前绝食示威，袁党竟于他奈何不得半点——盖其声名影响所致耳。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少年颖异，英姿勃发，一代才气横溢的旷世奇才。少为康南海之得意门生，后则谊兼师友，半生追随，半生离叛，追随时为忠实得力之助手，离叛则倡言：“吾爱吾师，尤爱真理!”早年，他那支“笔端常带感情”的如椽巨笔，曾无数度搅动时代之政坛与人心；晚岁，一心遁入书斋，执教水木清华，桃李芬芳，著作等身，世誉之为一代宗师。

苏曼殊，祖籍广东，生于东瀛，一个中日混血儿，少年身世坎坷，中年竟然早夭。留日时一面私下寻母，一面参与革命党人之运动，时人称之为“革命和尚”；然而，却也是一个道地的“情僧”，征歌舞，眠声伎，虽三次剃度而无改其多情。平生善交友，居名士，学通中西，译笔惊人，尤以妙绝诗文冠绝一时。

林琴南，福建闽侯人，一个道地的传统士大夫。晚清时代曾任教于京师大学堂，虽不谙任何外国语文，却在他人帮助下以古文译介欧美小说百七十余种，终致扬名天下，斐然成一大家。辛亥革命者，忽以亡清遗老自居，不事民国。晚岁尤其保守，竟上书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公言反对新文化运动再度扬声。

辜鸿铭，一个南洋混血儿，少年留欧十余载，通晓西文七八种，返国竟决然皈依中国道统，倡言日：“道固在是，无待旁求!”返国后即入张之洞幕，虽追随二十余载，却也不时发有微词。毕生以华人疾声抗辩西方，却在西方世界极享盛名，盖其平生主要撰述方式为西文也。仿佛天生的怪物，好辩善骂，诡言谲行，忤逆时代，甘为遗老，终成时人后世之笑柄。

这些大有别于前贤的近代名士一族，除了他们身上那令人爱煞恨煞的所谓“名士气”外，我们分明可以感到一股并不陌生的近世气象与崭新精神。他们距离我们真的好近，触手能及，可捉可摸，就如同生活在昨天或前天，让人可以感受其生命的律动，嗅闻其生命的气息!试想，那种气贯河山的爱国豪情，壮怀激烈的民族种性，不让古贤的侠义风骨，包罗中西的文化品性，比之那些身着古装宽袍大袖，手持一柄青色雅扇，要么妻妾环护，要么高朋四座，终日诗词歌赋、子日诗云的古代名士，我们岂不觉得要更熟悉、更亲切些?

倘从国家民族生存的大处来论列，因为受由新的历史时代之影响，较之古中国那些士林另类，本丛书所收入的这所谓近代名士一族，首先遭遇到了这样两个史无前例的问题：一是东西方民族和种族的优劣问题，二是东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优劣问题。事实上，它们又都直接关系到他们最为敏感而要命的中华大国心态问题。应该说，这既是一个他们必须要面对的思想课题，同时也是他们无从也无以摆脱的终极人生困惑。

所谓中华大国心态问题，往大了说就是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往小了说就是个人的尊严和面子。亲眼目睹到的日益严重的民族阽危及“国将不国”，使他们不能不考虑到种族的优劣问题：难道古老的华夏民族和勤劳智慧的国人真的不行了吗?同样，那感同身受着的东西方种文明激烈冲突的现实，西学东渐及新文化日益大倡的新潮，则使他们又不能不考虑到自身文明或文化的优劣问题：难道延绵数千年的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就真的落伍了吗?说到底，这两个问题实为一个，即中华民族及其东方文明将何以自存于世?

同样面对这一沉重而复杂的问题，名士们的表现却是彼此不一，反应各异，甚至为此歧云歧见，聚讼无已。他们自恃才能无限，各逞口舌，各施笔墨，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都要把自家的主张和理会讲个透彻，说个明白。有的乐于直接承认中不如西，并由此而主张步尘泰西，“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甚至竟扯出“全盘西化”的旗子。有的则倡言西不如中，故主张仍要坚守中国传统固道，以中国之东方精神文明力抗西方之物质文明，甚至提出“中国文明救西论”。而窥破上述双方破绽者，则乐得“允执其中”，独然揭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帜，号召以此作为挽救时局、振兴中华之圭臬。

各方一旦辩驳理论起来，一方专拿中国的优长比之西方的流弊，另一方则专以西方的进步讥诮中国的落后，而主张“中体西用”的那些人，则甘愿做游刃其间的壁上观。因为他们中不少人留过洋，出过国，或精通数种外语，或晓于西学西政，识见宏富，会通中西，所以在他们的口冲笔下，常常是高论与怪论并出，通识与极端互见，或则片言解纷，或以妙语天下，尽显其大方家与大手笔的奇致与妙曼。在一般士人与平头百姓眼中心中，他们既为启蒙先贤，大师泰斗，又做奇士狂才，异人怪物。惟其如此，他们的人生影像与情性操守，乃显得煞是好看，甚为可读，让人不由喜之爱之，恨之憎之。  若以个体形象及其为人处世之道等小处来论，这些近代名士们则尤其显得五光十色，千秋万种，异彩纷呈，博雅杂具。每当看着他们，听着他们，或则思着他们，品着他们的时候，尝不能不让我们顿生目色迷离、应接不暇之感，复不能不让我们遥做浮想联翩、叹喟不尽之想。虽其形象当有不同，思想互有各异，为人各有其为人之道，处世别有其处世之方，但其成为世人争睹和寻思的对象，不论先后同时却是一致而共通的。这是因为，作为近世士林中的另类，他们就像是闪烁着无尽光芒的鲜活的个体存在。自然，这是他们的人格魅力与个性辉光。

面对近代社会如此驳杂的世相流转，绝大多数人怕都不能无动于衷。退一步说，如果他们这些人真个不思不想，不作不为，随波逐流，置身世外，单单做个通脱圆滑之士或无知无识的俗众倒也罢了。偏偏这些所谓名士名流们，动辄或以思想者自许，或以行动家自任，且不说有人还就是身在其中的局中人，根本就脱离不了这层干系，让他们哪里又哪能不闻不问呢?如是，既要照观和评论这日新月异的新世相，又不想轻易地丢弃自家的定见，那种深刻与浅薄，沉郁与喧嚣，超凡与庸俗，精绝与垃圾共存互见的矛盾和怪诞，便自然而然地发生和出现了，一如该发生的总要发生，当显形的终会显形。

你道他们是何色人等?当他们要坚守自家定见，不肯轻易原则的时候，不仅十八头黄牛拉他不回，而且还会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给你讲得条条是道，而乍一听闻，仿佛还真的不无一些道理在。而在另一些时候，他们明明已经大大改变了自我，思想和人生已然驶入别一道途，则还是要如何如何、那般那般地条条道道一番，似乎他永远握着万能真理的魔方。在前者，可谓抱残守缺，固执己见；在后者，则属流质易变，进退反复。然而，前者仍是一副“无为无不为”，“以不变应万变”的样儿；后者则不惜高唱“以今日之我，夺昨日之我”之类。

不过，至于何必抱残守缺，为何流质易变，他们自身对此并不特别地在意，仿佛这些于他们根本无甚关碍，甚至就不是他们之所为一样。总之，自我感觉良好，且沾沾自喜，甚至还常常以此为炫耀之谈资。但是，倘若他人要有什么微词或责语，他们必又是一副在在机锋，一番滔滔诡辩的样儿，刺之讽之，辩之驳之。非但如此，刺也刺了，辩也辩了，他们犹嫌不够，似乎自家受了天大一般的委屈，于是又引经据典地大放高声日：“予岂好辩哉?予不能已也!”

嘻，什么人?名士也，名士一族是也!

最后，让我们来说说本丛书的体裁等问题。

本丛书所以号为“别传”，主旨即在区别所谓正传、大传、评传之类也。至于这别传究竟当属什么文种，敝人亦不能确切知之，所以干脆绕过去不说也罢。好在本丛书的作者多是学有专长且极聪慧的文章高手，拙虽不能以言传达其旨，诸贤却无不神明般心会。

在此，且允许我撇开这烦人的文体问题，来直接谈谈本丛书的基本立意和设想。

窃以为，在历史人物的研究，特别是人物传记的撰写中，首先应当明确并承认下面的基本原则：人类本身的历史，原也充满生机，丰富无限，千秋万种的历史人物，无不各具其个性和风采。称职的史家的任务，除了对其生平、思想、活动给予准确描述，还应对其人格、操守、风骨、性情诸方面给以生动的再现。即是说，在尊重史实、追还本真的前提下，也应该尽力把历史人物写活，写出个性来，写得丰满起来。

经常可以遇到这种情况，在有些人物传记著述中，包括像本丛书各传主这样耳熟能详的名人，读后所得了了，印象模糊。仿佛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人生无个性，思想无差别。仅知传主为某某家或某某派；主张过什么主张或成就过什么成就；生前身后有过如何之荣或怎样之辱，国内域外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评论；其尤甚者，还在下笔之前就已经定好意识形态基调，或直接从既有积习的某种本本或框框出发，直将所传记的人物机械、生硬地塞入其中。于是乎，原本生机鲜活的历史人物，竟变成平面而非立体，抽象而非具象，死的而非活的。恕我直言，似此一类著述与夫文字，吾不喜之，尤不爱之。

基此，本丛书乃决定另辟一个角度，尝试以别传形式再现各传主的生动形象与丰富人生。此外还因为，作为极具声望与影响的这近代名士一族，其中大部分人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早在其生前便已得到确立，史学界大多也已达成共识。显然，这工作已经不再需要我们重复了。也就是说，本丛书并非人物传记中的正传、大传、评传之类，亦非旨在体现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专书，没有那般板起面孔的矜持、傲慢，也没有那般循规蹈矩的严肃、刻板。与此相反，它既可以是文人雅士们用来消闲文化的枕边小品，也可以是一般人士用以了解传主的轻灵读物，期有一种别样的轻松之感与享受之快。

仅以本人个体经验言之，多年来每在研究、撰述之余，倒是极向往并钟爱这种清新空灵的人文读物。由此，不禁又进一步想到，就是那些纯学术性的史学文论或专书，除了必不可舍的专业考证与辨伪外，又何必非要写得那么抽象、刻板甚至晦涩呢?文史不分家，向为中国史学之优良传统，司马迁氏之鸿篇巨制《史记》，不就享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吗?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应当给予充分提倡和高扬的一种学术境界。许是缘此，本人乃不时对自己及三两知者叫嚣说，一个优秀人文学者的理想学术追求，最好是兼具哲人头脑、史家功底、文人笔绘者三。如是，方能真正打通三界畛域，直逼文章峰巅。

正因为如此，在本丛书撰述过程中，各位作者力求做到在真史中求雅史，以信史征野史，试图活化传主传奇人生，再现近世世情真相。要之，当在描绘出传主对彼际社会与人生那种种风生般的议论，重现传主与亲朋故旧与师友那种种绝妙式交际，并尽力释放出他们那种种合兼雅谑的轶闻趣事。又，各部著述之谋篇布局，力戒平铺直叙；遣词造句，不采冗长枯干。一言以蔽之，切忌学八股和白开水之两途是也。

诚然，我等亦深知“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道理，然惟其如此，才更应持有如上之追求与努力。至于实际撰述中是否能够做得到，则又非我等之所敢知者也。

是耶非耶?惟识者亮之!  

李玉刚

2001年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