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格拉斯是20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本书是作者最成功的小说之一，1979年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德国的畅销书。在本书中，作者以借古喻今的写作手法，生动地描写了“四七”社在上世纪60年代的活动，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

十七世纪上半叶，德国各宗教派别、德意志皇帝和各诸侯之间的矛盾深重，冲突连绵不断，在经历了30年战争后，一批文人志士相聚在小城特尔格特，他们谈古论今，畅所欲言，在探讨诗歌、戏剧等严肃的学术问题的同时，还痛心疾首哀叹自身和祖国的命运；他们借助诗文，共谋祖国统一大业，可在高谈阔论的同时，又插科打诨，粗话连篇，荤话迭出，还“不拘小节”同女仆和女店主苟合；最后他们甚至还共同草拟了一份“和平呼吁书”，但一场意外的大火将聚会场所和“呼吁书”化为灰烬，文人志士们所有的美好愿望也随之烟消云散。

小说中描述的那些诗人、剧作家、文艺理论家等，德国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在作者的笔下，他们的背后分别隐藏德国当今文坛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小说中的主人公西蒙·达赫和格仁豪森分别是德国当代最著名的文学团体“四七”社的负责人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和作者格拉斯本人的化身。作者以借古喻今的写作手法，生动地描写了“四七”社在上世纪60年代的活动，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

本书是作者最成功的小说之一，1979年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德国的畅销书。

自和谈开始至今快三年了，这期间，从奥斯纳布吕克经特尔格特到明斯特的这条道路可谓车水马龙，信使络绎不绝，他们把汗牛充栋的杂乱文件，诸如请愿书，备忘录，包藏祸心的公函，庆典请柬，有关军队不受和谈影响的最新调动情况等等，从新教党派阵营送至天主教党派阵营，或反向从天主教党派阵营送至新教党派阵营。但教派的立场与军事上敌友的立场，并不完全相符：信仰天主教的法兰西秉承罗马教皇的旨意同西班牙、哈布斯堡以及巴伐利亚寻衅争斗；信仰新教的萨克森先是一只脚，后来是双脚踏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阵营；新教路德教派的瑞典人几年前袭击了同教派的丹麦人；巴伐利亚为争夺普法耳兹而进行肮脏的领土交易。此外，还有军队的哗变和倒戈，尼德兰的矛盾纠纷，西里西亚各阶层的哀怨，帝国各都市的软弱无能，同盟者的兴趣虽然有所改变，但觊觎领土的野心依旧。因此，当一年前人们谈判将埃尔萨斯割让给法国，将波莫瑞——首都为什切青——割让给瑞典时，斯特拉斯堡的代表和位于明斯特与奥斯纳布吕克之间的波罗的海各市的代表简直踏破铁鞋(绝望而徒劳地)，力加阻挠。这条沟通和谈各都市问往来的道路，其处境与和谈的进程及帝国的状况是相一致的。

格仁豪森很快就搞到了四辆马车，与其说是借用还不如说是征调，以便把这二十几位寄宿无着的先生送至特尔格特，然而，从托依堡森林的余脉越过特克伦堡地区至特尔格特，其间所需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些。(一位教堂司事给他们提供一座空空荡荡的女修道院将就做住所——修道院位于奥塞德附近，这教堂司事是瑞典人，栖身于此——，但被众人婉拒，原因是这座建筑年久失修，破旧凄凉，不具备起码的居住条件；只有洛高和切普科二人赞成这个权宜的落脚处，他们俩不信任格仁豪森。)

当西蒙·达赫为车队付过桥税时，夏夜已在他们身后褪去浓重的颜色，东方渐白，晨光熹微。格仁豪森以其特有方式在一家名叫“桥旅店”内安排了住宿。该旅店就在埃姆斯河外河的大桥后面，再往前就是埃姆斯河的内河汊，该河流经埃姆斯城门为止的一段组成了该城的边界。石头砌成的旅店被芦苇掩映，高高的山墙耸立在河岸的荒芜景色中，乍看上去鲜有战争破坏的痕迹。格仁豪森显然是认识女店主的，他把她拽到一边，与她窃窃私语，过了一会儿在达赫、里斯特和哈尔斯德费尔面前介绍她，说她是他多年的女友丽布什卡。这位女士贴着疥癣膏，已是徐娘半老，身裹粗羊毛毯，穿军人长裤，说话忸怩作态，以波希米亚贵族自居，说她的父亲一开始就同贝特伦·嘉波尔一起为新教事业奋斗过，说诸位光临是她的荣幸，她即使不能立即、但也勿需久等便可给先生们安排好住宿。

接着，格仁豪森便摆出皇家军人的派头，在马厩前，在旅店前，在过道里，在窄而陡的楼梯上以及所有房门前大肆喧哗，以至于那些被套上链子的看门狗几乎被吓得窒息而死；格仁豪森一不做二不休，直至把所有的旅客及其车夫从睡梦中闹醒。这些旅客均为汉萨同盟的商人，是从莱姆戈去不来梅的。他们在旅店前面一集中，格仁豪森就命令他们快快离开旅店。他指出：准珍惜自己的生命，谁就应该与病人保持距离。他这样说是为了强化他的命令。他说，大家都看见马车上和马车前面这些疲惫而衰弱的人了，其中有几个是鼠疫病患者，离死期不远了。他和他的小分队护送这些倒霉蛋，要把他们隐匿起来，以便不干扰和谈。所以，他作为罗马教皇特使奇格的私人保健医生，应教皇及瑞典军方之命，把这些病人送至隔离区去。商人们必须尽快离开，不容抗辩，否则，有人会逼着他把他们的车辆和货堆烧毁于埃姆斯河岸。鼠疫是不保护财富的，毋宁说是有意攫取奇珍异宝，尤其喜欢把它那高烧中的喘息赠予穿波拉班特布料服的先生。这事人人皆知，但作为用农神萨杜恩的全部智慧打造成的医生，他要把此事挑明才顺心。

当商人们恳求得到一份书面文字，说明驱逐他们的理由时，格仁豪森嗖的一声拔出宝剑，说宝剑就是他的鹅毛笔，他想知道先给谁写，接着，他又对这些必须立马离开“桥旅店”的客人提出紧急要求：他以皇帝的名义，也以皇帝之敌手的名义要求他们对其突然起程上路的原因保持缄默，并要他们向战神马尔斯及其恶狗起誓。

P8-10

《相聚在特尔格特》是当今德国文坛健将格拉斯的一部中篇小说，描写的是一群德国诗人于1647年夏在小城特尔格特的聚会活动。

虚 与 实

小说的历史背景是德国“三十年战争”(1618一1648)。这场战争由德国各宗教派别、德意志皇帝与德意志各诸侯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引发，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各自与欧洲外国势力结盟争斗，遂致德国战祸连绵，田园荒芜，生灵涂炭。活跃在本书中的一群诗人克服重重困难奔赴特尔格特聚会，时为1647年夏，即三十年战争行将以签订《威斯特法伦和约》而告终的前夕。

这是一次学术交流，也是对和平的急切期盼和对国家命运的热切关注。情节虽属虚构，但却是以300年后的1947年成立的西德文学社团“四七社”为“克隆”原型。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汉斯·维尔纳·里希特”，里希特即“四七社”的领袖人拘。很明显，这是一部以现代人的体验去沟通历史的“咏史”之作。这种写作方式使格拉斯那“思接千代、目通万里”的艺术想象才华得以充分施展，更重要的，也许是阐发作者的这一理念：“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

这“事”即指德国历史上的分裂、战乱、被卟族占领、民不聊生的悲剧一再重演，叉指历代文人对祖国命运、文化生态和尊严的一以贯之的关怀。

雅 与 俗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聚会诗人深知自己在政治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和影响，然而他们却拥有引以为傲的武器——语言。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在政治云谲波诡、社会荒腔走板、国家支离破碎的暴虐无道时代，语言是联系所有德国人心灵的唯一仅存的纽带，因此，他们决心用好这一武器，写出不朽作品。聚会上有关诗韵、方言等的争论和探讨就具体表现了他们对“缪斯圣林”——语言的细心维护，而聚会上诵读的某些作品也的确是反映国难民瘼的语言结构。遗憾的是他们有时过于追求风雅，故有堆砌华丽词藻的弊病，更有甚者，说些超时应景的空话、谎话。这，遭到作曲家舒茨——他本想在聚会上发现歌词和歌剧蓝本的——委婉的批评，连“粗人”格仁豪森也颇有微词，说他倘若日后写作就断不会写诘屈聱牙的华彩辞章、忸怩怍态的心灵悲歌，浪费时间的牧羊体诗，流行的丧礼曲，他务使语言朝生活本源靠拢，要讲真话。

庄与谐

聚会的一切活动全由达赫安排；聚会者不论出身贵贱，年龄长幼，声望大小，全都听命于他；聚会上出现矛盾全由他化解。达赫并非一代文宗，他有何德何能，具有如此巨大的亲合力和感召力?

这自然得益于他那往特的人格魅力，他为人严谨，宽厚，蔼然有长者风范，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态度，他是老资格的和平主义者，可以说代表了诗人(及民众)那有如久旱之望云霓的对和平的渴望。

与达赫的形象相对应，其余大多数诗人虽然个个都是(至少外表看来)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但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文人陋习，诸如恃才傲物，刚愎自用，门户之见甚深。在争论严肃的学术问题时，在痛心疾首哀叹自身及祖国命运时，往往又插科打诨，“荤话”、“粗话”迭出，不拘小节，甚至做出“文人无行”之事，同女仆苟合，同女店主一夜风流等等。对于这一切，格拉斯用调侃、幽默的笔锋一一勾勒，读来令人捧腹。

宽容与狭隘

如上述，达赫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文人情怀，即希望消弭教派矛盾，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他善待“粗人”格仁豪森则是这一情怀的集中体现。

格氏本是猎人，又干过一些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强奸妇女的勾当，不久前才到军中任团部文书。就在聚会面临夭折的紧急关头，格氏为他们提供“桥旅社”作为诗人的聚会场地和居所，并以劫掠方式为聚会提供了一顿宴饮美食。当诗人得知美食来路不正，再联系到“粗人”曾参与过学术讨论并发誓日后要当诗人，这些在与会的诗人看来实在有辱斯文，于是怒不可遏，纷纷责怪达赫为何要让“粗人”在会上发言，并要求对他进行声讨和审判。

但达赫不为所动，容忍了“粗人”对其恶行做的类似于奉行犬儒主义的辩解，又说他的抢与骗同王公诸侯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反而责怪诗人为何如此迂腐。达赫更多考虑的是“粗人”意欲提高诗人地位的善意。

对于“桥旅社”女店主丽布什卡曾当过随军女贩和娼妓的这段堕落历史，达赫认为这是时代使然，是战争环境使人野蛮化了。

对人宽容，从更大范围看，各教派应相互尊重，各国应和平共处。否则仍然存在潜伏的战争危机。小说结尾处，诗人拟定并具名通过的呼吁和平书在无妄之灾里化为灰烬，这是否象征人们企盼和平的善良愿望落空，更令人深思的还有这一情节：一些农民并不希望实现和平，因为和平之后的赋税反比战时重。300年前德国一片废墟，300年后德国废墟一片，面对未来的历史发展，作者不由得发出一丝令人伤感的无奈和悲凉。德国，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其悲观主义思潮的历史积淀是何等深厚。

格拉斯的文风艰涩，用词冷僻，表述怪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饱尝“一名之立，十旬踌躇”的况味。不妥和谬误之处，尚希专家和读者指教。

黄明嘉

二00四年六月于上海倚梅书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