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缘何路径去梳理或探讨西方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研究,恐怕都绕不开一个人——费正清(1907-1991)。
以法国为中心的传统汉学通常是运用历史学、考据学的研究方法,以古典为事象展开对中国作为知识客体的研究,虽然客观上有着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但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纯知识型的学问。而在现实主义至上的美国,由于与商业与国家利益的勾连,当汉学移植到美国时,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与欧洲汉学的人文科学精神相殊,美国汉学一开始就呈现出社会科学的特征。美国汉学是伴随着中美贸易开始的,随着商船来到中国的有传教士,还有外交官,他们除了研究中国语言、中国经典外,还在中国创办了报道中国现实的报纸、翻译了法律著作、出版了有关早期中美关系的著作,有的对中国进行了实地考察,出版了有关中国西藏地区、中国人口的专著。所以,在美国现实主义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费正清,无怪乎选择了被汉学忽略的近代中英外交史作为切入点,并敢于单枪匹马地闯人中国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二战后由其开创的“区域研究”——中国学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成长和壮大,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中国研究的中心由此从法国转移到美国。费正清对中国学的开创之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前瞻性认识及贡献,使其成为中国学的一代宗师。
在长达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费正清不仅目睹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且直接参与了诡谲多变、错综纠葛的中美交往。从闭塞的美国中西部的清教徒后代,到暮年大英帝国的学生,到派驻到腐朽的国民党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再到新英格兰上流社会的大学教授,现实语境的沧桑变迁,自我身份的变换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