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是围绕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问题的思考，将文明、革命与道路三个关键词有机结合，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深刻阐述中国革命与道路能够成功的关键，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文明成为现代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在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文明、革命与道路有—种内生性的逻辑关系，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读懂中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明内涵与独特优势。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早期会通的思想史考察
第二章 “六经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三章 中国语境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
第四章 重审现代政治思想史中的梁漱溟
第五章 中国道路的方法论
后记

序　言
1944年7月14日，在延安访问的英国记者斯坦因向中共
领袖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至上”
还是“共产党至上”？对此，毛泽东毫不隐讳地答道：“没
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
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
问题。……我们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
的正确性。当人们问我们是‘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
’时，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可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
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
记者的提问可谓别有用心，认为共产党员既然自称是国际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基于原则立场自然既不会重视本民族
自身利益，更不会尊重文明固有原理，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
义截然对立起来，似乎二者不可得兼。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
想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共产党前面的“中国”二字却是其
植根之母体，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是其力量之源。毛泽东的
回答确是掷地有声，以父子关系之形象譬喻和实际先于理论
之鲜明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渊源与民族根性
，深刻阐释了革命与文明的内生性逻辑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历次中国革命斗争的忠实继承
者和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者，其血脉中流淌着鲜明
的革命基因，革命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身份意识。中国革
命虽然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但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有其民族内部的历史脉动和规律性。
正如中共中央决议所指出的那样：“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
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
个真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与
这个民族血肉相连，共产党员是从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
，亦与民族文化传统血肉相连，伟大的中华文明滋养沁润着
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一位共产党员。1943年7月1日《解放日
报》社论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顺天应人产生
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非‘外来的’，也不是几个
人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所以发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
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
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大地是近代以来中国社
会政治的时也势也，顺天应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天命
之“担道者”，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悠久传统内生性演化之结
晶，承继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生俱来有着鲜明
的中华文明特质。其领导之下的中国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依托于中华大地与中国人民，是为彻底解决近代以来文
明蒙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之中国问题而生。胡乔木晚年
在总结党史研究基本问题时，曾言及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化之
关系：“中国是东方大国，有自己本民族的悠久的文化。要
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发
展马克思主义，怎样在发展中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
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加新的内容，使之发展，做出贡献，
确实是个问题。……中国文化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虽未能对此作出系统回答，但从延安时期起就长期担任
毛泽东秘书的他更能敏锐觉察到此问题之重要性。在中国近
代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中国革命虽是世界革命的重
要一环，但首先是因文明蒙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问题而
生，中国革命的目标必须先有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中国人
民的自由解放，以及中华文明的重焕荣光，“我们中华民族
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
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唯有在此
基础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才能真正有机统一，进而达到世
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由此可见，革命与文明并非水火不
容彼此对立，而是有着深切的内生性逻辑关系，中国革命激
活了中华文明并使其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中华文明给予中国
革命以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并使其牢牢扎根于中国大地之上
。中国革命是中华文明再造之前提，中华文明是中国革命成
功之母体。
一、中华文明的革命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首段开宗明义：“中国
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
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宪法》乃国家
根本大法，开篇序言的历史叙事即把新中国置身于伟大的中
华文明历史传统之中，阐述了文明与革命的内在逻辑：中国
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光辉，革命传统内蕴其中、源远流长，
历史—文明—革命的叙事逻辑由此清晰呈现出来，贯穿其中
的历史主体则是中国人民。这段序言是1982年修改宪法时
重新写入的，自然有其深思熟虑，但亦并非横空出世，而是
有其经典出处，即源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中所言：“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
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
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这篇雄文力图阐述的核心
主旨即

本书从历史中提炼中华文明的革命传统，从现实中总结中国革命的文明自觉，从中国道路中体悟中华文明的深刻底蕴。将文明、革命与道路三个关键词有机结合，深刻阐述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柳岸花明又一村”，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踏平坎坷成大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的内在原因，其关键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赋予中国道路以革命之现实性和文明之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