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米卢蒂诺维奇用他的巴尔干之眼，梳理并阐释了十四位塞尔维亚作家笔下的欧洲形象。巴尔干的“野蛮人”撞见了欧洲的雅努斯之神，在一系列的盲目崇拜、误解、缠斗、反思之后，完成了塞尔维亚文化的自我确证。

彭裕超，一九八五年出生。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塞尔维亚语教研室讲师。在读博士。
多年从事塞尔维亚语言文学教学、翻译和研究。
近年来出版译著《竹书》《永远的“瓦尔特”——巴塔传》以及《祀与戎——欧洲反法西斯诗歌选集》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部分，发表论文《塞尔维亚文学通览二〇一六》《泛斯拉夫主义在南斯拉夫民族地区：历史由来与当下走向》《“追忆南斯拉夫时代的美好生活”——浅析南斯拉夫怀旧情结》《禅译——塞尔维亚语翻译实践与心得》《塞尔维亚语翻译课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等多篇。
参加过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研究，并有著述若干。

导论
第一章 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
弱势民族是不幸的，也是崇高的
一位挪威人也报以同样的赞美
要么西方，要么死亡
第二章 斯拉夫使命的探寻：本真性和野蛮性
约万·茨维伊奇
寻找使命
丹尼列夫斯基还是柏格森？
“怨愤”
理性的维京人
克服它
还乡
第三章 绅士
“永远不要失掉分寸！”
痴迷法国
“先生”
第四章 关于欧洲衰落和复兴的预言
不再稳固的中心
欧洲的精神复兴
第五章 噢，做个欧洲人！拉斯特科·佩特罗维奇在非洲学到了什么？
只是看
他们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但是，我们是谁？
“小镇传令兵”
佩特罗维奇学得很快
第六章 维舍格勒的庞大机器
秩序与进步
“新人类”
庞大的机器
桥
第七章 误解是常理，理解是奇迹
误解
理解
结语：野蛮人
人物小传
参考文献
致谢
译后记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战火蔓延到南斯拉夫的几个
月以前，博格丹·拉蒂查
（Bogdan Radica）的书—
—《欧洲的痛苦》（The
Agony of Europe,1940）出
版了。拉蒂查是南斯拉夫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派驻法
国、瑞士和意大利等国的外
交官，他对欧洲各国的作家
、思想家、学者和舆论家进
行过采访，并在南斯拉夫首
都贝尔格莱德的文学杂志和
报刊上，刊发了这些访谈录
。《欧洲的痛苦》正是这些
访谈录的合集。其中一些受
访者已经被人遗忘，而另一
些则对当代读书界依然产生
着影响，如保罗·瓦莱里
（Paul Valéry）、托马斯·
曼（Thomas Mann）、安
德烈·纪德（André Gide）
、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乔瓦尼·帕皮尼
（Giovanni Papini）、菲利
波·托马索·马里内蒂
（FilippoTommaso
Marinetti）等作家；又如贝
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尼古拉·别尔嘉耶
夫（Nikolai Berdiaev）、何
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
（José Ortega y Gasset）
、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德米特里·梅列
日科夫斯基（Dmitrii
Merezhkovskii）、阿德里亚
诺·蒂尔格（Adriano
Tilgher）等思想家；再如古
格列尔莫·费雷罗
（Geglielmo Ferrero）和乔
治·杜哈默尔（Georges
Duhamel）等历史学家。在
对他们的访谈中，拉蒂查提
了同样的问题：欧洲是什么
？欧洲在哪里？欧洲真的已
经奄奄一息了吗？如果是的
话，该怎样做才能拯救它？
值得一提的是，拉蒂查访问
的对象并不包括政治家们，
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塑
造欧洲身份的人，不是欧洲
的政客，而是这片大陆上的
前卫作家和现代文人。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一
方面把“欧洲”定义为一系列
的价值，另一方面把“欧洲”
定义为严肃地接受这些特定
价值的某个地理位置。托马
斯·曼称，“欧洲”是一种对
精神和道德价值观念的理解
，而这种理解正在迅速消失
。安德烈·纪德说，“欧洲”
的主要特征是思想观念，是
关于人类自治和自由的思想
观念。乔治·杜哈默尔认为
，“欧洲”是关于秩序、尺度
、清晰性和融合性的原则，
因此它与代表着患病的、混
乱的“东方”势不两立：
从东方传入欧洲的，只
能是原始而混乱的病态思想
。任何革命运动和宗教运动
的极端化都将对欧洲秩序和
平衡构成威胁。只有被西方
有所保留地整合、分析的东
方思想会成为文明和文化的
基础。
对于拉蒂查的大部分访
谈者来说，欧洲并不是指某
个特定的地方，而往往与价
值观、原则、思想和方法论
相关。在1928年，杜哈默
尔接受拉蒂查的访问，在回
答“欧洲在哪里”的问题时，
杜哈默尔给出了非常精准的
定义：“它包括了勃艮第地
区的一小部分，香槟地区的
一部分，以及诺曼底地区的
几公里地。”八年之后，在
第二次访问中，他表示，在
欧洲大陆的东部和南部的很
多地方，也可能找到“欧洲”
，“只要这些地方存在一个
参照着‘真正的欧洲心脏——
巴黎’而建立起来的‘欧洲式’
的社会”，而那里的“知识分
子精英心系欧洲文明的救赎
，以及西方文化的未来”，
那么那里就是“欧洲”。随着
战争逼近，杜哈默尔的“欧
洲”变得更加广阔，到了
1939年，它还囊括了伦敦
、奥斯陆、佛罗伦萨和雅典
之间的陆地。对于拉蒂查的
第二个问题，所有的受访者
都给出了一致的回答：是的
，欧洲就算不是奄奄一息，
也已经病入膏肓了。所有的
受访者一致认为，欧洲正一
头栽向灾难、战争和末日。
只有贝内代托·克罗齐认为
，黑暗只是暂时的。拉蒂查
进一步问道，什么是欧洲走
向衰败的内在原因？阿德里
亚诺·蒂尔格解释道，原因
是在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共同
作用下民族主义的不断升温
。古格列尔莫·费雷罗则认
为，定量论1对定性论2的压
制使得一切传统价值因此而
消失。欧洲正被自身的产物
、最骄傲的作品——现代性
所扼杀，这很可能是欧洲游
走在死亡边缘的原因。瓦莱
里说，欧洲堕落的根源在于
政治对文化的压制——当一
个社会的技术组织到达顶峰
的时候，它的文化就会走向
消亡。天主教思想家马里坦
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欧洲衰
落的原因是物质的泛滥导致
精神的缺失，社会生活在各
个方面都对基督教信仰有所
压迫。别尔嘉耶夫只是简单
地说：欧洲的式微始于一切
价值观念的沦丧。而托马斯
·曼、查尔斯·莫拉斯和乔瓦
尼·帕皮尼都认为，野蛮人
的入侵导致了欧洲的失败，
尽管他们没有在“谁才是真
正的野蛮人”这个问题上达
成一致。帕皮尼和托马斯·
曼把种种价值观的堕落，怪
罪于“技术的”和“机械的”文
明化进程。除此以外，托马
斯·曼还试图把“体育的入侵
”也当作衰败的罪魁祸首。
帕皮尼把共产党、俄国人和
亚洲都视为野蛮性的根源，
而托马斯·曼认为帕皮尼法
西斯主义者和德国纳粹的身
份，同样也应该被看作野蛮
性。莫拉斯认为，帕皮尼恰
恰代表着那一种将欧洲推向
深渊的野蛮性，并且谴责这
种野蛮性正在瓦解欧洲的普
遍文明和道德统一。
……
第一次世界大

挑战欧洲中心主义叙事
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从膜拜西方到反思欧洲文化的过程中显影，打破了“巴尔干-欧洲”等于“野蛮-文明”的认知模式。
打破偏见和刻板印象
在塞尔维亚对欧洲的想象与欧洲对巴尔干的想象中，误解和偏见是一种常态。书中对种种误解和偏见的研究，为互相理解提供了新的愿景和可能性。
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样本
欧洲文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或被塞尔维亚文化吸纳，或被改造。对欧洲形象的反思和批判，正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同样作为后起“他者”的中国应如何为现代性的弊病找到解药，塞尔维亚作家们的反思将会给我们带来启发。

如果我的思想是善良的
、是真实的，那为什么比不
上那些产生于罗马或者巴黎
的思想呢？是因为我的思想
诞生在这个叫作特拉夫尼克
的小山沟吗？难道我的思想
就不应该被注意到，不应该
被记录下来吗？
——伊沃·安德里奇（前
南斯拉夫作家，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

伊西多拉·赛库利奇的游记《挪威来信》（Pisma iz Norveske, 1914）可以说是塞尔维亚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游记作品。同时代塞尔维亚人写的游记中，只有这本书和柳博米尔·内纳多维奇的《意大利来信》（Pisma iz Italje, 1868-1869）属于规范的游记体裁，它们常常被学校列为必读书目。就算是不热衷于阅读的人，都对这两本书十分熟悉。当人们提起挪威，首先想到的必然是赛库利奇的《挪威来信》，尽管他们对这个国家毫不了解。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挪威语言文学教授柳比沙·拉伊奇（Ljubisa Rajic）说：
赛库利奇《挪威来信》中的挪威成为几代读者印象中的挪威。我们对挪威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过多次连续性的调研，发现就算是后来通过电视渠道传播的挪威形象，其影响力也远不能与赛库利奇的作品所塑造出来的挪威的自然形象和民族形象匹敌。有时候我们发现，人们对赛库利奇的挪威形象感到非常满意，其他的一切都是画蛇添足。
尽管自赛库利奇的书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它依然很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继续在生产挪威形象，对于塞尔维亚的读书界来说，它直接代表了挪威的形象。
赛库利奇选集共有十二卷，其中九卷是散文和一般的报纸文章。她似乎有意掩藏自己毋庸置疑的叙事才能。在她的五本小说和故事集中，流露出自己对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的文化使命的理解，并加以宣扬。她对文学经典、哲学、艺术史和欧洲的几种文学传统非常熟悉，同时也掌握扎实的历史和科学知识。她拥有数学和物理学的学位，她的研究涵盖从古希腊到当时欧洲作家的最新作品，甚至对日本戏剧也有所涉猎。塞尔维亚文化中各种主题都是在她的文章中首次提出的。赛库利奇笔耕不辍，每天写作，她不是为了流芳百世，而是为了给当时的读者提供信息和知识。她的目的是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价值与标准介绍到塞尔维亚，向这一个规模较小且相对年轻的文化体展示世界的广阔文化背景，让各种价值观得以实现。同时她还鼓励人们在更具深远意义的文化生产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她的贡献是巨大的，光是她一个人的成果，就堪比一个小型研究所。她的编辑将她的文章选集取名为《机构》（Sluzba），这个名字可以说很恰当，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这一名词不仅意味着日常的工作、职业或者专业，它还有一种宗教仪式意味。赛库利奇的确是以宗教的热情投身于文化服务的，她每天孜孜不倦，履行自己认定的使命，以期实现个人的救赎。在她的信件中，她还常常写到一个经常进出她的“修行舍”的人，将他塑造成修士的形象。这个人就是米奥德拉戈·帕夫洛维奇（Miodrag Pavlovic），是在赛库利奇晚年时期围绕在她身边的年轻作家之一，他如此写道：
她为拓宽我们的文化视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她仅凭借个人的努力，不依靠任何文化机构，这反而使得她的工作得到了自主权，因而与全球文化潮流更加契合……这不是一种可以一劳永逸的工作。像我们这些弱势语种和弱势文学，总是受到视野和创作意图地方化的局限。
帕夫洛维奇没有简单地把赛库利奇看作一位作家，而是把她看作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一位道德启蒙者、一位文化传教士，最重要的是，把她当作一位“18世纪的启蒙者”来敬仰。帕夫洛维奇对赛库利奇文章的折中主义主题、观点和态度进行过概括：她的观点是斯拉夫民粹主义、维多利亚知性主义、政治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博爱思想和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等多种思想的混合体。它既带有斯拉夫派意识，又面向西方，既是天主教的，又是东正教的。因此，帕夫洛维奇认为，伊西多拉·赛库利奇是典型的巴尔干弱势民族的文化使者：
在欠发达的文化体中，一些文人作家意识到自己处在相对的文化真空之中，他们无法抗拒各种外部文学和文化的诱惑，最终成为各种各样的文化潮流的代表。他们同时表达好几个社会阶层的意见和愿望，弥补了文化机构的缺失，也弥补了他们民族在文化历史时期中的缺席。伊西多拉·赛库利奇就是这样的代表。
帕夫洛维奇说，赛库利奇在去世前不久对他说过，她一生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往我们的文化空洞里扔了几块鹅卵石。这种文化使命并不是巴尔干文化的“专利”。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对创造“世界文学空间”的途径进行了研，从中她意识到，踏入现代时期，类似的文化使命在较小的文化体中有规律地出现：这些人“是文学世界中多语性和世界性的杰出代表”，他们以充实自己民族的文化空间为己任。充实自身文化空间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就是译介。因为历史的原因，在文化积累较少的国家，本国语言很晚才成为文化工具，而译介外国作品被认为是一种快速吸收外国文化资源并加以利用的方法，是为本国文化增加文学资源的有效途径。这种引进外国资源的方法，实现了文学和文化的转移，也为塞尔维亚奠定了一个更快地创造并且积累民族文化的基础。卡萨诺瓦说道：“本质上，文学资本是民族性的。它与语言紧密相连，文化遗产是民族利益的重中之重。”单单只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