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光：少年追梦北京红色地标》是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编辑部“京畿红迹”系列专题报道基础上编辑而成。五色土副刊自1958年《北京晚报》创刊之时即创刊，至今已走过六十余年，阵容不断壮大。五色土副刊目前开设“知味”“胡同”“城迹”“墨香”等版面，尽量做到“五光十色”，以适应不同读者、不同作者的需求。在国内报纸副刊中有较强的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名播京城
李大钊的革命生涯
青年毛泽东探索求真
鲁迅在北京的呐喊
寻找共产党早期英烈的足迹
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历程中的工人运动
党的喉舌，为民发声
青年学子一起寻找共产党
书生救国满京华
平西抗日根据地的烽火岁月
冀东一带的抗战堡垒
潜伏在“百花深处”
人民的堡垒
进京赶考，入驻香山
北平和平解放
天安门前沧桑巨变
属于人民的新北京
文艺战线上的秘密党员
人民文艺，与国同新
道路曲折，铁龙驰骋

寻找北京红色地标
刘岳（知名党史专家
）
北京是一片红色热土
，有两百多处红色遗址、
遗迹及革命纪念设施，见
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初心使命，是北京
红色文化的物态见证。
红迹映照初心使命
北京红色地标，是共
产党初心使命的深刻映照
。
北大红楼，陈独秀请
来了“德先生”“赛先生”，
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热潮；
李大钊组织马克思主义研
究团体，系统传播马克思
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
播火者”；青年毛泽东担
任北大图书馆阅览室书记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
确立了一生的信仰；缪伯
英抛弃工读互助幻想，在
李大钊的引导下，成为中
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有
五十多名党员，半数以上
和北大红楼相关。如果说
上海、嘉兴南湖是中国共
产党的“产床”，北京就是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孕育地
。北大红楼、亢慕义斋、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来今雨轩、慈悲庵、《京
报》馆旧址、国立蒙藏学
校旧址等红色遗存，无不
映照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京畿红迹昭示我们：
不忘初心使命、继续奋勇
前行，江山就是人民、人
民就是江山。
红迹见证苦难辉煌
北京红色地标，是共
产党苦难辉煌的生动见证
。
长辛店，被誉为“北方
的红星”。劳动补习学校
旧址、工人俱乐部旧址、
留法勤工俭学旧址以及二
七纪念馆等，见证了马克
思主义与工人运动最早的
结合，见证了第一次工人
运动的高潮。卢沟桥宛平
城、抗战馆雕塑园，见证
了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见
证了“宁为战死鬼，不做
亡国奴”的民族血性。平
西、平北、鱼子山抗日战
争纪念馆、马栏村冀热察
挺进军司令部旧址、焦庄
户地道战遗址、延庆“后
七村”等抗战纪念地，都
是那段烽火岁月、家国情
怀的历史见证。霞云岭乡
堂上村诞生了《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出
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纪晓岚故居（刘公馆）、
什刹海、贝家花园，无不
铭记着隐蔽战线真实的“
潜伏”故事，大爱无疆，
大道无垠。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
。”北京红色地标昭示我
们：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
，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
苦难辉煌代表过往，未来
荣光仍需奋斗。
红迹传承伟大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非凡奋
斗的历程中，一代又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
不懈奋斗，构筑起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北京红
色地标就是伟大精神的传
承之地。
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李大钊为了信仰慷慨赴
死，因为他坚信，“高尚
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
中”；邵飘萍在天桥拱手
道别，“诸位免送”，饮弹
就义；马骏面对军阀的威
逼利诱，誓言“叫我不搞
革命，比太阳从西边出来
还难！”长眠在日坛公园
。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
碑，镌刻着为中华民族解
放和人民革命事业英勇献
身的九十五位师生名字，
清华大学第一位共产党员
施滉烈士的光辉形象，镶
嵌在清华英烈纪念碑上。
京郊大地，老帽山六壮士
纪念碑、白乙化烈士纪念
碑、白龙潭烈士纪念碑、
潮白河烈士陵园等，既是
后人对先烈的缅怀和敬仰
，更是一种铮铮誓言：功
业常齐天地永，红旗自有
后人擎。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
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北京红色地标昭示我们：
先烈们倒下的是身躯，屹
立的是信仰，永续的是精
神。

本书按照主题编排和时间排列，用一个个红色地标串联起北京的峥嵘岁月和党的百年历程。从北大红楼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从抗日战争纪念馆到香山别墅；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到为国家和民族“呐喊”的鲁迅；从共产党早期英烈到隐蔽战线的革命工作者；从工人起义到抗日战争，从北平和平解放到开国大典……这些振奋人心的“红色”故事，对广大小读者是重要的精神洗礼。
记者们在采写过程中实地走访了一百多处北京红色地标，讲述这些红色地标背后前辈英烈的感人故事。既是重走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也是一堂堂生动的思想教育课和人生课堂。

北大红楼
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孕育之地
顺着沙滩南巷往北走，小巷的尽头就是五四大街，这条街以“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而得名，北大红楼就在五四大街的北边。当年的莘莘学子和新潮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是新思潮、新时尚、革命主义的代表。
前些年，笔者曾来北大红楼参观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当时漫步红楼，听着脚下红漆木地板发出的响声，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北大，仿佛看到了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功勋的先辈们在这里活动的身影。李大钊和陈独秀在这里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正是他们，使这幢红楼积淀了多彩厚重的历史文化，使它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永载史册。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李金光曾这样谈及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渊源：“1921年7月，中共一大于上海召开，那是中国共产党的降生之地。确切地说，北大红楼则是她的孕育之地。”
让我们先来了解北大红楼的历史。时光回到1918年8月，一座有着浓郁西方建筑风格的大楼在当时名为“汉花园”的地方拔地而起。这座楼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工字形结构，墙体的主要部分均用红砖砌成，且用红瓦铺顶，故名“红楼”。大楼建成后，这里成为北京大学文科、图书馆及校部所在地。这一年，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相继迁入红楼。如今的红楼中，已经复原了李大钊的办公室。
红楼注定走上历史的舞台：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当时的北大红楼，迅速成为新思潮的中心，这里不仅有《每周评论》《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还有众多接受新思想的社团。
“五四运动”后，社会革新思潮风起云涌，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一期，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1920年3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名为“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在北大秘密成立，其主要活动是“搜集马氏学说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并加以编译和整理。值得一提的是，与李大钊私交甚笃的北大教授高一涵在20世纪50年代曾在文章里这样回忆，“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①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当时不用马克思的名字，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因为‘马尔克斯’和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语音上很接近，稀里糊涂的警察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得以迅速传播，而这一系列影响的最重要成果，便是为北京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春，李大钊与陈独秀通信相商，同时在北方和南方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10月，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经过一番调整后，同年底，北京共产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成员有邓中夏、张申府、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缪伯英、高君宇等人。
事实上，其中的很多党员，正是秘密状态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1921年11月17日，就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这标志着研究会的公开亮相。
在这篇启事中，除了介绍研究会的宗旨外，还公开了最初发起这个组织的十九名进步学生。这十九人中，至少有十五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组织学习、翻译书籍、依托《新青年》的阵地办刊物、到工人中宣传新思想等。
1922年2月19日下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举行了第一次公开演讲会，李大钊做了题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演讲，大大扩大了研究会的影响。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开过一次为期两天的辩论会，主题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李大钊担任评判员。辩论结束时，李大钊手里拿着一张笔记大纲，开始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阐述“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辩论会后，研究会的成员增加到数十人，其影响力也由校内发展到校外。马克思主义就这样在全国逐渐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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