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男孩》系“工厂三部曲”丛书之一，是一部以真实的工厂生活为背景的纪实文学作品。
作家丁燕在其成名作《工厂女孩》引发巨大社会反响后，又将写作视线投放到了工厂男孩。为深入理解工厂男孩的生活，作家住进了工厂宿舍，在看过一张张明亮肆意的面孔、听过一个个悲喜聚离的故事后，前后历时两年创作了这部非虚构作品。
这部作品展现了工厂男孩常态化的生活真相和精神状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理解现代工业洪流下普通个体的命运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章　电子厂的开工日
第二章　住进工厂宿舍
第三章　工厂路的秘密
第四章　男工来到电子厂
第五章　午餐插曲
第六章　十九岁出门远行
第七章　母与子的战争
第八章　追时代的“90 后”
第九章　学生工的抗争
第十章　给“女神”打电话
第十一章　模具厂里的钢铁男工
第十二章　工厂之外的“泥土生活”
后记

《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全新修订，新增数万字；著名作家邱华栋作序推荐，著名文学评论家王晖、北大学者张慧瑜联袂推荐

《工厂男孩》所展现出的技法与魄力是毋庸置
疑的。丁燕以诗人的情感、小说家的技巧、人类学
家的眼光再现了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特殊生活，而
那些褶皱深处的细节，通过她的描述变得栩栩如生
、引人入胜。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家 邱华栋
丁燕的作品以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行动、注重
原生态的人物呈现、艺术化的细节场面描写、启人
心智发人深省的非叙事性话语、基于人性人道人文
关怀的叙述立场等，将人民的“痛”与“爱”呈现
出来，将自己对于中国当下发展的认识表达出来。
这也许就是一个作家的情怀、责任与担当。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鲁迅文学奖评
委 王晖

如果电子厂是一座庙宇，那利润便是它的供奉对象。
每一个走进电子厂的人，都需要通过不断的身份认同，才能找准新的定位。一旦进入电子厂，便是进入了利润游戏；一旦进入电子厂，便成为利润机器的细小齿轮；一旦进入电子厂，无论在里面如何龇牙惨叫，待试图讲给别人听时，却不知从何谈起。
A326，是一间没有桌子的男工宿舍——五张高低床靠墙摆开，吊扇下空空荡荡。男工的东西比女工少得多。这个宿舍和女工宿舍完全不同：那里因为有各类布帘，让人生出一种温馨之感；而这间屋子如原始洞穴，就那么赤裸裸打开，毫不掩饰，一眼望去尽显破败、狼藉、晦暗。
我来到这间屋子，是为着跟住在这里的男孩聊聊，了解他们各自的故事。
十七岁的王小门来自河南，一张蜡白的脸，眼神涣散，神情阴郁。当我向他提第一个问题时，这少年便用翻白眼来回应我。他眨巴着眼睛说出自己的名字时，脸部肌肉微微跳动，越发显出孩子气的恼怒。他用流水账总结自己：“进厂才一周，在制造部当作业员，干组装。”
他尽量用最简短的语言应付我，希望能尽快结束这干巴巴的对话。看我一时间不会收工，他便决意反抗，将话锋一转：“其实，我去年就在这儿干过半年。”
看到我惊诧地瞪眼，他得意地笑了起来。他当然知道这里要“站”，他也不想来，但又没找到别的活。
我顺嘴一问：“你做的是什么产品？”这次轮到他惊诧瞪眼：“产品？我做的是货吨。”工厂生产线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分工，这样劳作效率更高，品质更可靠。生产线都是小批量、多批次按订单生产，员工根本不知道产品的名称，干脆一律叫货。无论电视、照相机、手机、钟表、眼镜、手袋，还是电玩、五金、塑胶件，在拉线旁操作的那个人看来，千篇一律，都是货。
我问他晚上怎么打发时间，他说看小说。我于是朝他的床铺扫描过去，却没看到一本书。他又扳回一局地笑了起来：“我在手机上看哦！”
“看小说看入迷，第二天迟到怎么办？”我追问道。
他挪开枕头，咧嘴笑：“我有法宝！”除了手机定时外，他备有两个小闹钟，放在枕头两侧。那两个巴掌大的小东西，像两个小婴儿，到了钟点就一起啼哭，将他从最沉的梦中唤醒。我抬眼端详他——灯光昏黄，烘托出眼睫、鼻翼很立体。
这样的面孔，出现在这样的地方，以这样的方式抵抗这样的粗陋……我莫名心痛。
他说，打工虽然是混江湖，可混也有混的章法。他坦言十四岁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三年时间总结了两句话：“不要迟到”“要快”——迟到的错误简直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晃晃，就等着挨训和扣钱吧；而一旦起床慢了，穿衣就慢，洗脸上卫生间也慢，及至吃饭慢，到车间动作慢……归根结底罪魁祸首就是一个字：慢！
王小门没有女朋友。他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女朋友——“看缘分吧”。以前他听别人说，“电子厂是姑娘村，五金厂是和尚庙，制衣厂是婶子店”，等他到了电子厂，乌压压都是大老爷们，只零星地见到过几个婀娜多姿的女孩，还没等他细细打量，对方就即刻消失在人海。
他有时会去厂门外的士多店（杂货店）前打台球，让眼睛换一个频道。每天看的都是生产线上的黑色周转胶箱、不锈钢机壳、绿色线路板、白色无尘衣，当看到正打台球的女孩趴伏时，他便咧嘴笑。
我问他：“发工资那天都干啥？”
“吃炒菜、喝啤酒喽。”他不喜欢喝白酒，因为自己有病，医生不让喝。他的皮肤那样白，是因为有病？对于这一点，他绝口不提，我也不好问。
再次见面时，王小门带来了同学邵新磊。两个人简直是“黑白配”——邵新磊个子矮小，头发浓密，脸庞黝黑，五官刚硬，十指粗短。
邵新磊说他“第一次进厂”非常拘谨忸怩。来电子厂之前的一年多，他在北京朝阳门卖糖葫芦。但邵新磊用干巴巴语调描述的北京，和升国旗的北京没什么太大关系。他口中的北京是粗鄙、阴沉和疲倦的。朝阳门卖糖葫芦的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地早出晚归。邵新磊穿行在巨大的摩天楼高架桥间，他目光所及的顾客大多古怪：古怪地臃肿，古怪地散发香气，古怪地发出尖锐笑声。深夜躺在胡同小平房的木板床上，整个人黏涩得快要发出咸臭味。他真想赶快逃跑，趁那股臭味尚未溢出。
和他一起卖糖葫芦的六个人，是他的舅舅、姨姨们。他们形成了一个家族作坊流水线：女人制作，男人销售；每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所以，邵新磊说：“卖糖葫芦的人是北京最忙的人。”
邵新磊的父母总是吵架，而他完全不能理解成年男人对自己女人的不耐烦，亦不能理解男人可以将女人长时间丢在家中不管不问。最初，父母是一起出门打工。现在，父亲在县城跑车，母亲在村里种地，家里还有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弟弟。他初二时便辍学，但并不遗憾，“村里和我一起玩的男孩到了初一、初二就都不上了”“老师讲的听不懂”“父母想让我上，但我自己不上了”。于是，他选择了去北京卖糖葫芦。
在北京忙碌一天捏着零碎毛票回到小屋，舅舅、姨姨们直通通射来的目光，仿佛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