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规则，大家先想到的，往往是潜规则；提到潜规则，谈论时，几乎人人痛恨并喊打。然而在生活中，很多人摇身一变，往往是潜规则的信奉者、执行者、制订者和受益者。我们需要的是规则，能让人向善守法有效率的好规则。好规则，会让心存恶念的人变好，坏规则，却会让心存善念的人变坏。用规则约束人、激励人，中国才会长治久安。

《不变的是原则万变的是方法(一位高级官员的行政机密)》是一部杰出的官员奇作！从国家部委走出的高级官员，连续15年的公务员面试主考官，新锐改革家王振耀(王真尧)为你讲述真实的“执政故事”！

作者王振耀(王真尧)长期担任国家部委的高级官员，后辞职下海，引起媒体热议。

《不变的是原则万变的是方法(一位高级官员的行政机密)》是一本官场回忆录，教会广大读者如何处理好上下级关系。这又是一本改革实录，真实地讲述了中国的未来方向。

“官场非虚构”——“为公书系”之第一部。

官场绝非虚构。然而，源于“虚构”的官场小说却被广大读者长期当做仕途参考的“活教材”，阅毕收获的仅是几条模棱两可的“潜规则”。让真正一些有政场经验（有的仍在其位）的官员写出鲜活好读、实用耐看、官话全无的官场感悟，此为“官场非虚构”的初衷。作者里有国家部委的司长、有管理一方水土的市长、县长、有县衙博物馆的馆长、有国家行政学院公务员考评专家，或偏于历史官场，或偏于公务员实务，或偏于国家改革，不足而论。

从官场里来，到官场里去，官民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这是生于体制、长于体制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为读者直接点破为官的“道”与“术”，这是阅读“官场非虚构”为公书系的最大价值。

第一章 部委规则，有《部委的处长最有“实权”吗》《“下有对策”其实未尝不可》《领导眼中最优秀下属》《后台不神秘--部委是最大的政策加工厂》《官员晋升与流动的规则》《官员如何有技巧地说真话？》等文章。

第二章 公务员细节，有《当公务员面试考官十五年》《哪些才是重点岗位》《读懂文件的言外之意》《细节，还是细节--哈佛训练的启示》《公务员最应过硬的七种功夫》等文章。

第三章 官员沉思录，有《国富后，政府走向何处？》《司长的接待费为2000元/年，这可能吗》等文章。

第四章 政府大趋势，有《抱着良好愿望为什么也会定出效果很坏的规则？》《官民、官商、官学是否能泾渭分明？》等文章。

《不变的是原则万变的是方法(一位高级官员的行政机密)》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发行。

白岩松序言：做人的规则

第一部分 部委规则

1.部委机关的处长最有“实权”吗

好政策必须要有实际影响力

一项好政策如何能迅速推广

部委最有“实权”的是处长

新公务员也能起草重要文件

2.“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未尝不可

别再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作为负面词汇

更高的政治智慧在于鼓励下级的政策创新

根源出在上下级的畸形关系

3.领导眼中的优秀下属

“德才兼备”能做到吗

投票选不出“先进生”

我从不培养“自己人”

首长是机关的利益代表吗

民主投票反而让官员更重视人际关系

优秀的公务员到底谁说了算

4.后台不神秘--部委是最大的“政策加工厂”

政府决策要“去神秘化”

领会文件、政治学习还没完全“过时”

部委是政策的加工厂

政策跟着大众走，大众为何仍不满意

5.官员晋升与流动的规则

流动的一般规则

轮换岗位是为增进体制活力

我看挂职锻炼

机关官员不等于“从政”

6.上级就看执行力

应急的执行力

快速的执行力

韧性的执行力

执行力的挑战：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交叉

7.官员如何说真话

巧妙向上级汇报

负责任的谏官不能仅以批判为主

制度如何“无中生有”

谏官的前途

第二部分 公务员细节

1.15年公务员面试官的独家经验

公务员是不是官员

民国的“公务员热”不逊于今

写给未来公务员

2.创新的功夫在平常：开好会、写好文件的铁律

日常事务创新的秘密

会议的主席台设置和发言可以创新吗

文件格式的创新奥妙

借形式来提升内容

3.读懂文件的言外之意

文件写作不能过分追求文字功力

成功的文件往往伴随着说服的艺术

文件贯彻有学问

4.重点岗位的真义

不管钱，不管物，也能是重点岗位

影响决策者的岗位

重点岗位与非重点岗位的辩证关系

5.细节，还是细节--哈佛训练的启示

哈佛训练不轻松

细节的背后是尊严

哪些细节能决定成败

6.公务员必须过硬的八种功夫

搜集信息的功夫

办理公文的功夫

写作公文的功夫

设计会场的功夫

组织会议的功夫

运用专家的功夫

评估行政业务的功夫

设计组织的功夫

第三部分 官员沉思录

1.抱着良好的意愿，为什么会制定出效果相当坏的规则

好意愿不一定带来好效果

道德往往不可靠

过高的道德让人虚伪，既害人，又“害官”

2.官商、官民、官学能否做到泾渭分明

官与商的隔绝

清官也大有问题

“以吏为师”是我们的传统，然而错了

3.太爱讲道理的中国人

太多道理拦截了办法的诞生

知识原本是动态的

邓小平“不争论”的智慧

解决的办法--备忘录、分类、文件编号的妙用

4.尽“孝道”的更应是政府与社会，而非子孙

传统孝道该变一变了

起步十年，依然起步

5.解放知识这个生产力

斗争型知识常把问题极端化

社会需要的是建设型知识

参观政府办公楼是美国政治学系的必修课

6.学会尊重让我们拿到未来大国的门票

尊重源于细腻的设计

尊重让官员也高雅起来

尊重普通人绝对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尊重，再尊重

第四部分 政府大趋势

1.未来中国绝不能“头重脚轻”

这不是谣言

巨人在民间

那些“非阶级斗争的鸡毛蒜皮事儿”

2.欧美智库如何运作

国与国的竞争就是智库与智库的竞争

美国智库不吃“大锅饭”

3.数据才是硬道理

数据勿盲从

小数据的精明误国误民

数据分析撬动决策

4.政府的钱怎么花

司长一年的接待标准仅为2000元

公务员低薪之辩

朱元璋反腐为何屡反屡败

5.国富后，政府走向何处

传统的政治管理已经失灵

未来的政府

后记辞官之后

好政策必须要有实际影响力

先讲一个关于我的真实故事：

2009年初，我曾用一张报纸当鼠标垫，垫了好一阵子。每天，我总有意无意地对这张报纸一角上的一篇报道瞄上几眼。这条消息看起来实在很平常，内容大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决定将80岁以上的没有退休金的老年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可细看，却发现里面大有问题。

按照职责范围，宁夏民政厅的这项政策与我当时担任的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经过一星期的反复观看，一个新的想法突然产生了：80岁以上的老年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严格意义上并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因为，最低生活保障是按照贫困程度并且要计算家庭收入而不是简单按照年龄来决定的，为了让宁夏的政策更加妥当，是不是将宁夏的政策更名为高龄津贴而不是纳入低保？

低保不是我的职责范围，可福利性津贴就能够纳入我的工作范围了。

从国际经验来看，英国于1908年即实行全国统一的养老政策，70岁以上没有缴纳养老金的人们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领取养老金。目前，我国香港地区所有7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从政府处领取几千港元的高龄津贴。

我国内地不少地方也已经为百岁老人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津贴，有的地方，特别是西藏、云南两地，已经摸索按照每人每月10元钱的办法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建立生活津贴。

不过，从我过去的经验知道，仅仅是对百岁老年人给予生活津贴，因为人数太少，不可能具有政策意义。我常开玩笑说，如果定下一个政策，给予200岁的老年人每月补贴1亿元，那么，因为人类社会中还没有这样的老年人，这类政策就只能属于空谈。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2009年已经达到1800万以上，如果全国都能够以80岁为界限来制定生活津贴政策，就可能有足够的政策影响力。况且，在中国，老年人的生活困难问题已经日益严重，如果能够以宁夏为开端，推动全国政策的完善，那将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创新。

随后，我与老年人和残疾人工作处的处长说到了这个想法，请他与宁夏民政厅沟通，是否可以更改一下名称并实行新的管理体制。

事情的进展超乎我的预料，宁夏民政厅相当重视我的意见。

宁夏民政厅当时的厅长与我通话，进一步沟通意见和想法。然后，民政厅正式向自治区政府报告，建议在宁夏正式建立高龄津贴制度。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并将一些基本的选择方案报告给了上级领导，在经过进一步论证后，政府以相当快的时间决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面建立高龄津贴制度，覆盖城乡80岁以上的老年人。

2009年5月9日，宁夏正式启动这一制度，在全国走在了前面。

当时的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2009年5月9日，宁夏自治区举行高龄老人津贴发放启动仪式。从这天起，全区8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和城市低收入家庭中无固定收入的老年人，都将享受到“高龄低收入老人基本生活津贴”，宁夏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普惠型高龄老人津贴制度的省区。

从今年起，宁夏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8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4．45万人，其中80岁以上贫困低收入的老年人54657人，占老年人总人口的77．9％。宁夏今年将建立“高龄低收入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列入1O项民生计划jO件为民办的实事之一。

从5月9日起，宁夏将具有宁夏户口且年龄在8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和城市无固定收入的老年人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发放高龄津贴。这标志着宁夏高龄低收入老人基本生活由以往低标准、临时性、不确定性的救济方式变成了一种规范的制度性保障。预计全年共发放基本生活津贴资金5427．9万元，8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每年平均将领到989元的生活补贴。

宁夏的行动对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因为，宁夏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P4-6

振耀兄要出书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并不意外，想当然地以为这该是一本与公益有关的书。公益，对振耀兄来说，是乐趣，是理想，更是职责，出一本与此有关的书，应该且必须。

然而拿到书稿，看到《部委规则》这个书名，我有些意外，但是，在翻过一些页码之后，我明白了：这何尝不是一种公益，或许是更大的一种公益。

一

提到部委，大家就想到政府，在目前的中国，对政府，是太多的抱怨和过度的期待。一边抱怨着，另一边，却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改变时，又下意识地首先想到政府。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也是政府躲也躲不开的职责和宿命。

无论在哪儿，如果政府能做到有理想、廉洁、高效，总是一个社会巨大的福音，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早就有前辈说过：能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那么，能向更好的方向改变政府的公民，当然是好公民。由此可见，我们都有责任。

二

提到规则，大家先想到的，往往是潜规则；提到潜规则，谈论时，几乎人人痛恨并喊打。然而在生活中，很多人摇身一变，往往是潜规则的信奉者、执行者、制订者和受益者。也因此，有些潜规则，已大摇大摆地成为明规则，让人不知所措。

但我们需要的是规则，能让人向善守法有效率的好规则。好规则，会让心存恶念的人变好，坏规则，却会让心存善念的人变坏。转型的中国，最需要规则的建立，以法治国，用规则约束人激励人，中国才会成为大国，才会长治久安。

所以，振耀兄的《不变的是原则，万变的是方法》，是一次大格局的公益书写。

三

做官员，或是辞官为师，对我来说，王振耀还是王振耀，他从来没变。为官时，也没有言辞八股，辞官后，也没有纵横恣意，他还是他。带着不常说出口的理想，为公益和改变奔忙。为官时，干成不少社会需要的事，辞官后，也常面对很多的无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已，社会上的人们，习惯用体制内体制外来说事，我常回应：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是体制内哪是体制外？不管身在何方，总要面对挑战，然后默默地去改变。

振耀兄就在做这样的事儿。面对政府，他的这本书，字里行间，是了解，是理解，更是破解。没有后者，了解和理解更像是虚伪的沟通，而有了了解与理解，破解才更有价值更有可能和更加精确。就像我在CCTV，也常听到各种对CCTV的抱怨和责骂，但我明白，这些声音大多是情绪性的表达，击中要害的少。身在其中，更知七寸在哪儿，于是，想办法去慢慢改变。责骂，过瘾，都往往不能治病。而王振耀和他的书，显然，是想开一剂温柔的药方。

四

然而，当我翻完全书，又仔细打量印象中的王振耀，这又不再像是最准确的书名，换一个，可能更合适，那就是“做人的规则”。

在官府之中，从来不缺大写的人，从来不缺推动历史前进的人；在官府之外，在自由的环境中，只顾自己小写的人也到处都是；再好的规则，也总有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去找漏洞。所以，历史如何演变，如果没有做人的规则打底，再好的部委规则，也同样让社会步履维艰。

振耀兄，用有形的文字无形地写出了自己做人的规则。为官时或辞官后，都如此，一脉相承，这才是更大的规则。好规则，可以约束人们心中的恶，却永远无法让人携带理想负重行走；而骨子里做人的规则，却可以做到这一点，振耀兄就是如此。  五

振耀兄辞官进校园，我是支持的。一来在官场内，他已做了太多该做和能做的事；二来离开官场，他再无退休的可能，活到老，公益到老；三来，官场，本来就该是进得去出得来，上也行下也行。更何况，王振耀这样的人多了，在政府与公益、权力与社会、官员与公民之间，多了润滑与沟通，社会因此可以进步得更快一些。很多事都是一个道理，你如果把对方想像成朋友，他最终可能真变成了朋友，而如果你把对方想像成敌人，最终他就真的成了敌人。无论部委，还是规则，最终，不该是我们的朋友吗？

但像振耀兄一直坚持的做人规则，又该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它成为更多人内心的朋友呢？……

官转民，是我职业生涯的一大转换。

从民政部的一个司长到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是我人生的一大转型。

我的离职引起了许多媒体朋友的好奇。因为我所从事的工作，本来就是社会性相当强的行政事务，几乎关系到所有的贫困入口，农村选举，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公益慈善，牵涉的社会面太宽了。社会各界关心这些，媒体更关心，我也希望通过媒体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结果我就与媒体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

2008年初的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救灾过程中，海霞和我共同主持中央电视台的救灾工作实况转播节目，我们一起提出救灾建议，号召社会向灾区捐赠照明器材和收音机。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后，5月13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向世界进行现场直播，我就是新闻发布人之一；5月14日晚，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白岩松邀我共同讨论大地震后的救援与重建，节目持续几个小时．那天晚上我们向社会传达了一些新的理念，包括救灾的长期性、民间组织的作用、心理救助问题，我体会到了岩松作为大牌主持人所特有的思想力，我们给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也给社会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可以说，在体制内，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所辖工作领域的政府新闻发言人。许多人认为，官员应该谨慎说话，为人应该低调。我打破了这一传统，我认为一个普通人可以为人低调，但既要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责，就必须以社会大众的要求为依归。记者就是大众需求的重要代言人，回应大众的知情权需求，首先就要回应记者的提问。

许多入问我离开民政部以后最大的损失是什么？其实比较而言，最大的不同就是不能运用公共权力，因而附属公共权力的一些福利待遇也就不存在了。比如，没有了司机和配车，也没有了司长所享受的医疗待遇。但我想，既然那么多的教授都可以生活，我损失了这些待遇难道不可以继续自己的生活？

人们认为我是理想型的性格，我并不否认。不过，我的理想，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想。因为我参军入伍多年，从战士，到副班长、班长、排长、副连职干事、正连职干事，十多年的时间，都在基层带兵，知道具体事务执行起来的艰难。而从事行政事务管理，更知道具体行政程序的重要。

总结几十年的行政经历，我深切地体会到，担任行政职务，一定要有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尽力使自己的工作岗位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依托。有了这样的理想，尽管可能在不少事情上会吃一些亏，但从人生的长远角度看，还是会占大便宜的。

因为有理想，就会有真正的朋友，大家会有共同的志向。尽管离开工作岗位，大家还依然联系．并且共同探讨社会进步之道。这是最让我感到宽慰的。

有了理想，就会用大量的时间来读书和思考一些工作领域的重大课题，会不断地拓展视野，也会不断地与社会分享政策进步的喜悦。同事们形容我是每遇做成一项惠民政策，便欣喜若狂。这种状态，在所谓“老到”的人看来，似乎有点幼稚。但是，正是这种童心．促使自己保持思想的青春．从而避免暮气沉沉的状态。

离开机关后，回头再看行政工作的经验，我从未后悔在担任公共职务时期的政策创新行动。这不是说漂亮话，而是发自内心的体会。因为，在退休制度的前提下，在高龄社会来临以后，人们普遍长寿，过去是人活七十古来稀，现在则是人活八十不稀奇了。60岁以后的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何度过？这与60岁之前的行为有很大关系。只有60岁之前生活得有意义，进入60岁之后的人生才会更有价值，更加丰富，更有意义。

回归社会以后，转换角度看政府行为，有着不同的感受和体会。

现在，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的时间多，可以更为广泛地和社会接触，作为社会的一员来体会公共政策。当然，首先是多了宽容之心。因为更多地看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儿童养育问题．老龄化问题，纷至沓来，远远超出了传统政府的职能范围，由此更知道现实政府的力量有限，现代社会的建设，更需要社会大众的行动。希望大众一切听从于政府安排与希望政府能够解决大众的一切问题都是不现实的。

也就是说，对于政府的功能定位．与以前大不一样了。在机关待时间长了．容易脱离社会，会轻易地产生万能政府的想法。这种情绪既固化了自己的观念，也传染给了社会大众。相当多的官员和大众共同分享一个观念，认为政府无所不能。

这种情绪的深度发展，就会将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责任都归结为政府，社会发生的一切问题也都归罪于政府。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心态，也是传统体制下的自然社会文化心态。由此产生两类行为方式，一类是官员的畸形意识．认为老百姓只要服从管理就会天下太平，将所有社会问题简化为服从不服从管理的问题，结果当自己退休以后，只是反思在位置时没有把事情做好，因而将许多社会问题依然归因于政府，埋怨在职的同事没有本事；二是社会大众如果迷信万能政府，结果还是被动等待，等不下去了就产生极端的社会对抗行动，也没有思考自身的责任和自我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和途径。

结果，一方不让做，另一方不敢做，这个互动模型是相当僵化的。只有离开机关以后，才会更客观、更平静地看待有关的社会问题解决的模型和方式。

2011年社会大众广泛质疑慈善与商业的关系，我提出过一个社会互动模式的“轰轰烈烈，原地踏步”命题。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入在大学读书时思考中国社会停滞问题的一个判断。因为，从每个过程的细节来看，我们都希望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革命就要彻底，消灭对手还要斩草除根，不许有妥协等。但从更大的历史尺度看，越是所谓的彻底．反而越是以新的方式来恢复更为陈旧的东西。我们这一代就是典型。刚刚破除了帝王思想，又是来一套“万寿无疆”和“无限忠于”，其实是比帝王思想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我们那种彻底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就需要改变了！

另外是多了紧迫之心。换个角度看社会，在我国人均GDP于2011年超过5000美元．国家进入中等发达水平以后，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新的社会问题与日俱增，各类社会挑战日益加剧。但是，人们普遍缺乏思想准备，还在运用传统的方法来解决现实的问题，结果是新的矛盾不断地发生。

而到了2011年，上海、北京和许多较大城市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进入发达水平的门槛儿。富裕之后的挑战，使整个社会显得手足无措，暴露出整个社会缺乏准备的矛盾。

如果把当前的矛盾仅仅归因于政府，客观上是把矛盾简单化了，并且还是陷入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对于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的历史性进程，对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整个社会还是运用传统的评估方法来进行分析。这对于问题的解决是相当不利的。

我之所以提出知识生产方式需要转型的命题，就是发现我们的许多政策研究者相当缺乏政策的实践经验，许多政策性建议甚至比政府的文件还要官方，这怎么会对行政的改进产生积极的影响呢？

这个时候，也更应该意识到发达社会的“旋转门”，即政府官员与学者进行经常互相流动的重要意义。因为，只有这样，知识的转化功能才会被激活。因为，行政经验确实是一门学问，而管理的理论，只有通过与行政经验的结合，才能实现管理知识的转化。而这样的结合，包括开发退休官员的管理知识，使其构成政策咨询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有着另一座金山尚未被开发，这座金山，就是退休人员的经验所具有的知识价值。

可以说，离开官位看官位，自然会有更多更深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