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研习中国近代史，无论是经学史、文学史，抑或是思想史、社会运动史，刘师培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即使是研究中国逻辑思想史、工艺史、美术史等等，也必然会涉及其人其书。尤其是讲到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更不能不提到这位21岁即被尊称为“国学巨子”者。

究竟何为“国学”？遍考刘师培传世著作，并未发现有专门的阐释。如今只能从他使用“国学”一词的具体语境以及他作为主笔的《国粹学报》具体实践中加以爬梳。

《国学发微》作为刘师培关于“国学”的专题札记，其核心是围绕儒家学术的源流，分析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及其产生的内部、外部原因。就其论述的范围看，“国学”既包括《诗》《书》《易》《礼》《春秋》这些儒家著作，也包括周秦九流、术数诸学；既包括汉魏六朝注疏，也包括谶纬符篆；既包括魏晋玄谈，也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既包括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也包括本土化的佛教思想；既包括声韵、文字、训诂、典章制度，也包括天算历法、数学、地学。即使“书画、词曲诸学，下逮印谱、棋谱诸书，其类均属于美术，迥与实学不同”，虽在《国学发微》中未加论述，也仍然属于“国学”的范畴。因此，单从《国学发微》看，刘师培的“国学”概念也是十分宽泛、十分开放的，大致相当于“中国固有学术”的范围，亦即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以及虽由域外传人而已本土化的各种学术思想文化的总和。

刘师培对“国学”的这种认识，与其在其他著述中的表述也是一致的。1904年，他在《近儒学案序目》即说：“光汉研究国学，粗有心得。”这是刘师培首次提及“国学”这一概念，主要针对的是儒家学术思想史。1905年，他在《论文杂记》第二条中说：“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虽然是针对言文分离而论，而所指范围则较为广大。而《汉宋学术异同论·总序》则称：“故荟萃汉宋之说，以类区别，稽析异同，讨论得失，以为研究国学者之一助焉。”其所论的“汉宋学术”，包括了义理、章句、象数和小学。在《伦理教科书·凡例》中又说：“此册所言，虽以国学为主，然东、西各书籍，亦用为参考之资。”该书取材，除了儒家典籍，还包括《墨子》《列子》《亢仓子》等九流之说，《说文》《尔雅》等故训之书，下逮宋元理学、王守仁心学等。在《论中国宜建藏书楼》中又强调：“故国学式微，由于士不悦学。”建设藏书楼，“此则国学昌明之渐也”，而后国人“爱国之心既萌，保土之念斯切，国学保存，收效甚远”。在《编辑乡土志序例·乡土志凡例》中，他把编辑《文学志》，提到“国学之存而不亡，其在斯乎”的认识高度，而《劝各省州县编辑书籍志启》更认为：“修述故业，发明光大，以与皙种之学术争骖比靳。保存国学，意在斯乎？”在《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辞》中，他说：“虽晦明艰贞，守雌甘符于老氏，然离世特立，兴起不待夫文王。国学不堕，其在斯乎！”则又侧重于如何实现“国学不堕”的行动层面上。

刘师培这种宽泛的“国学”概念，在他编辑的《国粹学报》中也有鲜明的表现。该刊1905年创办之初，分为社说、政篇、史篇、学篇、文篇、丛谈、撰录七门，论述范围既涉及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史、学术史、文学史，又收录诗文书札，“不存门户之见”，“于我国学术源流派别，疏通证明”，“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及至1907年第26期起，增设博物、美术两门，使论学的范围(实际上也是“国学”“国粹”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