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纪，蒙古统治下的元朝和伊利汗国关系密切，交流频繁，这一时期中国文明对伊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本书聚焦蒙元时代中国西迁伊朗的移民群体，以及元朝和伊利汗国之间的使者，考察他们为中华文明西渐所做的贡献。本书还重点讨论了中国物质文化在伊朗的传播，揭示出中国文明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物质文明层面，“中国制造”为改善古代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贡献了巨大力量。

陈春晓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代中外关系史、蒙元史、民族史、波斯语文献。曾在伊朗德黑兰大学、德国波恩大学交流学习，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波斯文《迹象与生命》译注与研究”，在《北京大学学报》《民族研究》《西域研究》等中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导论
第一章 波斯文、阿拉伯文基本史料
第一节 历史书
第二节 地理书
第三节 专业知识类书籍
第四节 其他
第二章 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中的“中国”称谓
第一节 蒙元时代之前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中的“中国”称谓
第二节 蒙元时代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中的“中国”称谓
小结
第三章 伊利汗国的中国移民
第一节 军匠
第二节 医者
第三节 僧、儒、道
第四节 手工匠人
第五节 其他
小结
第四章 元朝与伊利汗国遣使活动
第一节 旭烈兀时期
第二节 阿八哈时期
第三节 阿鲁浑时期
第四节 乞合都时期
第五节 合赞时期
第六节 完者都时期
第七节 不赛因时期
小结
第五章 玉石及中国玉石文化的西传
第一节 释名
第二节 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记载中的玉石产地
第三节 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记载中的东方玉石文化
第四节 玉石及其制品风格的西传
第五节 蒙元时代汉地玉石文化对伊朗的影响
小结
第六章 “中国石”“中国铁”与中国铜铁器的西传
第一节 “中国石”“中国铁”名实考
第二节 元代铜铁制品的外销
第三节 中国铸铁在伊朗的传播
小结
第七章 《迹象与生命》所见中国植物的西传
第一节 拉施都丁《迹象与生命》中的中国植物信息
第二节 茶
第三节 荔枝
第四节 灵眼
第五节 莲花
第六节 鸡头花
第七节 杨梅
第八节 粟黍
第九节 绿豆
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蒙元时期是中国古代中
外交往最为密切的时代，在
蒙古四大汗国建立后，元朝
与以伊朗为中心的伊利汗国
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人员
往来频繁，文化交流丰富多
彩。因此，蒙元时代的中国
与伊朗交流史是古代中外关
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然
而，已有的成果大多立足中
国，讨论伊朗文明对中国的
影响，而较少论及中国文明
在伊朗的传播情况。陈春晓
的这部著作转换了研究视角
，以中国文明在伊朗的传播
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对整个
中国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领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题
目，特别是在丝绸之路研究
热潮兴起的今天，这个题目
不仅有学术意义，还有现实
价值。
这一角度的系统考察在
国内尚属首次，难度较高。
为什么说难度高呢，因为这
项研究需要建立在丰富而多
样的史料基础之上，不仅要
利用大量的波斯语、阿拉伯
语文献，同时还要使用汉语
、蒙古语、突厥语、叙利亚
语、亚美尼亚语等多语种材
料，相互参证，去伪存真。
由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需要相
当多的投入，特别是需要驾
驭波斯语材料的能力，因此
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往
往止步不前。陈春晓竭尽所
能地运用新旧史料，克服重
重困难，使得她的研究细致
而深入。
这部著作在许多方面颇
有创获，如作者首次对徙居
伊利汗国的中国移民群体做
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包括
对军匠、医师、儒生、道士
、佛僧、画师等各类人物，
都做了详细的钩沉和分析研
究；并通过发掘新史料，对
元朝与伊利汗国的遣使事件
及两国外交关系，特别是对
那些前人讨论较少的使团，
得出不少有价值的结论。物
质文化方面的中伊交流史是
本书所论最为丰富多彩的地
方，对于伊利汗国时代进入
伊朗地区的中国物质文化产
品，如玉石、铜铁制品等，
都做了详细的说明，也首次
翻译出大量相关的波斯文材
料；而名物的考辨和流传过
程的分析，则对古代物质文
化传播史及社会生活史的研
究，均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在物质文化研究在史学研
究中越来越受关注的今天，
陈春晓的这项研究成果，更
具有多学科的意义，一定会
在中外关系史领域以及其他
史学领域中，彰显出它的价
值。
陈春晓在硕士、博士期
间受过良好的中国历史学训
练，同时也在南京大学跟从
刘迎胜教授、在北京大学跟
从王一丹教授学习波斯语，
打下良好的基础。在随我做
博士论文期间，又利用北京
大学马可·波罗研究项目的
资助，得以到伊朗德黑兰大
学进修一个学期，跟从乌苏
吉（M.B.Vosoughi）教授等
学习波斯语，走访了许多伊
利汗国的遗址，同时收集了
大量国内难得一见的波斯语
材料，为她的博士论文写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书正
是在这样难得的机遇和作者
本人的刻苦等多种因缘的推
动下，得以完成。
春晓毕业后，到中国社
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
究所工作，并到新疆挂职两
年，深入南疆社会，了解西
域风土人情。她一边拓展自
己的研究领域，一边修订博
士论文，还坚持不懈地参加
我主持的马可·波罗项目，
是我们项目的主力之一。由
于这样的缘分，我在此略述
这部著作的学术旨趣与学术
价值，是为序。
荣新江 2023年1月1日 于
三升斋

著名历史学家荣新江作序推荐。
国内首部立足伊朗考察中国文明在伊朗的传播，首次对徙居伊利汗国的中国移民群体展开系统考察的研究成果。
多语种文献相互参证，多种类史料综合运用。
古代物质文化传播史及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突破。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
基础上完成的。十年前，我
受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
“马可·波罗研究项目”的资
助赴伊朗德黑兰大学交流学
习。当时德黑兰的中国人很
多，除了一些留学生外，大
部分是从事各种生意的商人
及其家属。在过去的几十年
中，中国企业大量涌入伊朗
市场。在伊朗既有中国派驻
的石油、铁路等大型国有企
业，也有华为、奇瑞等中国
知名的民营公司，更有在异
域谋求生存的小本生意经营
者，他们从事矿石、机械、
电子、毛纺、服饰以及各种
生活日用品的跨国贸易，还
有在通信、旅游、餐饮等服
务类行业中工作的中国人。
大到德黑兰人每天乘坐的地
铁、伊朗航空的客机、伊朗
国家网络防火墙，小到伊朗
妇女每天用的洗碗布、小学
生背的喜羊羊书包，无不展
现着中国商品对伊朗的影响
。
倘若问起伊朗人对中国
的看法，多数伊朗人也只有
“中国是个经济大国”的印象
。而伊朗人对中国商品的看
法则很复杂：一方面，中国
为伊朗提供了大量的价廉商
品，使他们在西方的经济制
裁期间，基本的生活需求仍
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低
廉的价格往往意味着低档的
品质，也导致中国商品的名
声受到影响。
我在伊朗期间目睹了现
在的中国移民如何生活、工
作，中国的商品对伊朗经济
社会的影响，也看到了伊朗
人对中国影响的反应。这使
我迫切地想知道在古代中伊
交流最繁盛的蒙元时期，中
国人、中国物产如何进入伊
朗，他们所承载的中国文明
又对当时的伊朗有着怎样的
贡献，历史的情形与今天的
现实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在
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对这些
现实问题的思考时刻伴随着
我。本书既是对学术问题的
专题研究，也是对我本人关
于古人生存和交流这两个主
题的好奇心的满足。
我的博士论文于2016年6
月通过答辩，之后经过几轮
修改，形成了本书。本书能
够付梓，并忝为学术研究做
出些许贡献，与我的导师和
众位师友的指导和帮助息息
相关。我的导师荣新江先生
专长于隋唐史、敦煌学、西
域史与古代中外关系史等多
个学术领域，学问精深、视
野高远。他深谙做学问之根
本，即使对他个人涉猎较少
的领域，也能始终掌握研究
的动态，保持学术的预流。
他教授给我学术规范、思辨
之法和论述之道，指导我如
何搜集资料、布局、考证、
撰述。荣老师极其重视与国
际学界的对话，博士一年级
我选定古代中伊关系史这一
研究方向后，他便提议让我
去伊朗学习交流。出国前手
续繁复、经费滞缓，他更是
为我垫付资金送我留学。博
士毕业之际，他又力主我去
德国继续深造，为我推荐、
联络德方导师，终于顺利取
得公派海外博士后的机会。
他教导我们“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做中外关系史研
究不能只待在书屋里，也多
次带我们对古代陆海丝绸之
路所经过的省市做考察。更
重要的是，他对学术研究彻
底性的追求和一丝不苟的严
谨态度，如一盏明灯，始终
鞭策着我在学术道路上永不
松懈、坚定前行。
在我并不算长的学术生
涯中，南京大学的刘迎胜先
生对我影响至深。我本科和
硕士就读于南大历史系，虽
不是刘老师的嫡传弟子，但
受他的教导和关怀良多。硕
士保送到中国近代史方向后
不久，我忽然萌发了对蒙元
史、西域史、边疆民族史的
浓厚兴趣。于是，我成了刘
老师课堂上的固定学员，跟
他学习波斯语、突厥语、元
史、边疆史等课程，尤其是
他讲授的“审音堪同”方法，
在我此后的学术道路上打下
了深刻的烙印。硕士毕业时
，我在南大已经学习了七年
，刘老师建议我换一个新的
学术环境，追求更大的进步
。于是在他和华涛老师的推
荐下，我考取了荣新江老师
的博士。之后我与刘老师一
直保持联络，向他汇报学习
，请教交流。我的博士论文
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刘老
师都做过开创性的研究。尤
为感激的是，我的博士论文
答辩会也得到了刘老师的莅
临指导，当时他年近七旬，
却不辞辛劳奔波至京，接受
我的博士成果的汇报。感念
之情，无以言表。
我的博士论文是以波斯
语文献为基础的史学研究，
在这一领域，北大外国语学
院王一丹教授对我的指导最
多。王老师是研究波斯语文
献的大家，也是一位极其耐
心、可亲的师长。我所掌握
和应用的许多重要的波斯语
文献，都来自她的慷慨提点
和馈赠。十年前，王一丹老
师主持的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波斯文《五族谱》整理与
研究”把我领入了波斯文抄
本和伊朗学研究的大门。这
个项目聚集了众多蒙元史专
家，如北京大学的张帆、党
宝海，社科院民族所的乌兰
、刘正寅，北京师范大学的
王东平等诸位老师，在一次
次的交流中他们不吝赐教，
令我受益匪浅。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创
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的
资助，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历史学分社郑庆寰社长
和责编郑彦宁老师的大力支
持。
最后，我要感恩我的父
母，在我的学术之路上给予
的坚定的支持；谢谢我的丈
夫对我无限的宽容和爱护。
谢谢他们愿意成为我学术前
进路途中最坚强的后盾。
搁笔之时，北京刚刚经

中国与伊朗的往来与交流是古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正史对此的记载，始自《史记·大宛列传》之“安息”国，之后历代的史书皆延续了这一传统。而考古发现更把中国与伊朗的接触时间大大前推。可以说，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亚洲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就从未中断过。至蒙元时代，蒙古人对世界的征服，使中国与伊朗第一次处于同一个大政权的统治之下，因此，这一时期两国之间的往来关系具有了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特征。
伊利汗国的建立者旭烈兀，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宪宗蒙哥与世祖忽必烈的同母弟，其身份极其尊贵。1252年，他受蒙哥汗之命率兵“征西域素丹诸国”，先后攻灭盘踞祃拶答而（Mazandaran，今译马赞德兰）的木刺夷诸堡垒，推翻报达（Baghdad，今译巴格达）的黑衣大食政权，并一度占领了苫国（Sham，即叙利亚）的部分地区。他征服的这些地区，构成了后来伊利汗国的大体疆域。然而在旭烈兀西征之初，他只是作为蒙哥合罕派出的代表，率领着从各支蒙古军队中抽出的五分之一的人马向西征服。这些即将征服的土地当时并未被许诺给旭烈兀，他在伊朗一直是以合罕“代理人”的身份实施统治。直到蒙哥去世、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际，忽必烈为了得到旭烈兀的支持，才将“自阿母河至苫国及密昔儿（Misr，即埃及）遥远边境的土地”投桃报李地赐封给了他。自此之后，旭烈兀控制的这些地区正式成为他的合法领地，并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后裔继承统治。 在当时的波斯语文献中，这片东至阿母河、西至小亚细亚、南至波斯湾、北至高加索的广大领土，常常被称作“伊朗”（Iran）或“伊朗之地”（Iran Zamin）。而一些史料和钱币上出现的“伊利汗”（Ilkhan）一词，则被用以称呼旭烈兀及其继任诸汗，这个政权和王朝也被后来的学者们称为“伊利汗国”（Ilkhanate）和“伊利汗朝”（Ilkhanid）。
一方面由于旭烈兀与忽必烈的同胞亲谊，另一方面更因为元朝与伊利汗国地处整个蒙古帝国的东西两端，中间隔着需要它们共同对付的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是以，元朝和伊利汗朝这两个王朝自成立之始，就建立了较之其他汗国更为友好和密切的关系，直至两个王朝灭亡。在这一政治背景下，13一14世纪这将近百年的时段中，伊朗与中国的人员往来、物质交流、文化传播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对中国方面来说，大批入华波斯回回将伊朗伊斯兰文明传入中原汉文明土壤中。蒙古统治者对色目人的倚重，促使回回文化对元朝历史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也对中土文明产生了相当强势的影响。大量的汉文史料与考古资料都反映了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也因此得到学者持续不断的深入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
相较而言，中国与伊朗交流的另一方向，即中国文明向伊朗的传播情况，则显得晦涩不明。这一研究现状的形成，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因素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往往更偏重于本土，更关心外来文化带给中国的影响，而相对较少关注中华文明向世界的传播进程。而更重要的客观原因则是史料的限制，汉文文献对遥远西方世界的记载较为匮乏，仅借助汉文史料，难以对伊朗伊斯兰地区的历史做深入研究。相反，波斯文、阿拉伯文等穆斯林文献，对这一研究而言，不论价值还是数量都超过了汉文史料。刘迎胜先生曾指出：“就元史、蒙古史史料而言，汉文文献详于内地，略于西域；而穆斯林史料却怡怡相反。”正因如此，要研究中国文明在伊朗的传播历史，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是要利用的最主体、最重要资料。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搜集、整理、校勘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一些重要的文献相继得到刊布出版、翻译和注释。时下，文献及各种形式的资料储备已经能够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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