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与阿尔茨海默病斗争多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冒了，妻子梅塞德斯·巴尔恰却预感结局将到来：“我们过不去这一关了。”死亡如约而至，作家于4月17日去世。2020年8月15日，梅塞德斯·巴尔恰去世。长子罗德里戈·加西亚决定写点什么纪念父母，当作告别。当父母如行星般消逝，他会哀伤，却更加理解父母面对生活与死亡时的姿态：晚年时父亲就算失忆也不忘偶尔跟身边人逗趣；母亲温柔坚强一如从前，妥帖地处理丈夫的后事，但绝不承认自己是“遗孀”；即使身份再特殊，他们一家也从未要求过特权。这是一份充满温情的礼物，慷慨地赠予每一个无法避免告别的人。

杨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研究助理。在核心期刊及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文学译著5部，其中包括《霍乱时期的爱情》、《浴场谋杀案》、《垂直之旅》《隐秘的和谐》、《未知大学》（合译）等。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致谢
年谱
影像中的记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长子独家回忆录，温情记述父母生命中的蕞后时光。
最后的告别：有关爱与悲伤、失忆与幽默、温馨与智慧。
最初的感动：来自家人真挚、朴实的记忆，重温与父母共度的岁月。
收录多幅私藏珍贵家庭照片，附作家年谱。
《霍乱时期的爱情》译者杨玲倾情献译。

1
我和弟弟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曾让我们承诺和他一起度过二○○○年的新年前夕。在我们少年时期，他又好几次提起这个承诺，那种执拗让我心中不悦。最终我理解了父亲，他是希望自己能够活到那一天。二十世纪行将结束时，他七十二岁，而我四十岁。年少时这个里程碑对我来说遥不可及。我和弟弟成年后，这个承诺很少被提起，但事实上我们确实共度了千禧年的新年前夕，在父亲最喜欢的城市卡塔赫纳。“我们约定好的，你和我。”父亲有些难为情地说，或许也因为自己的坚持有些尴尬。“没错。”我回答说，从那以后我们没有再提过此事。他又活了十五年。
他年近七十岁时，我曾问他夜晚熄灯后都想些什么。“我想，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随即他又微笑看补充，“不过还有点时间。不必太过忧虑。”他的乐观是真诚的，并非只是想安慰我。“某天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老了。如此而已，没有任何征兆。这感觉让人喘不上气来，”他又说道，“多年前我听人说过，作家一生中会有这样一个时刻来临，就是再也不能写长篇小说了。头脑再也不能容纳那样一座高楼大厦，再也无法驰骋于长篇小说那片欺骗的土地上了。果真如此。我已经感觉到了。从今以后只能写篇幅短小的作品了。”
他八十岁时，我问他感觉怎么样。
“八十岁的风景是动人的，真的。尽头就要到了。”
“你害怕吗？”
“我感到无限悲伤。”
如今，回想起那些时刻，我都感怀于他的坦诚，尤其是面对那样残酷的问题。
2
二○一四年三月一个周中的早晨，我打电话给母亲，她告诉我父亲已经因为感冒卧床两天了。这对他来说是很正常的事，但她确信这一次非比寻常。“他不吃东西，也不想起床。完全不是平日那个他了。了无生趣。阿尔瓦罗就是从这种状态开始的。”母亲补充说，她指的是跟父亲同属一代人的一位至交，前一年过世了。“我们过不去这一关了。”这是她的预感。放下电话，我并没有很担心。母亲的预测不过是来自焦虑。她早已步入这样一个时期：周围的老朋友接二连三地离她而去。最近，她也因两个最小的、也是最爱的弟弟的离世而深受打击。然而这通电话让我浮想联翩。莫非这就是最终结局的开始？
我的母亲已经两次战胜癌症，最近需要去洛杉矶做几项医疗检查，于是我们决定让住在巴黎的弟弟飞回墨西哥城陪父亲。我则陪母亲去加州。弟弟刚到家，父亲的心脏内科医生——即主治医生——便告诉弟弟，父亲得了肺炎，最好能让他住院，以便做进一步检查，让几位医生会诊。看来，医生之前已经这样建议母亲好几天了，但她都不情愿。似乎怕进一步检查真的会发现什么。
3
我和弟弟在接下来的几天通了好几次电话，最终我决定让父亲住进医院。弟弟去给父亲办理住院手续时，接待人员听到父亲的名字后激动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说：“我的天，那位作家！您介意我给我的妯娌打个电话，告诉她这件事吗？她真的需要知道这件事。”弟弟恳求她不要这样做，她勉强让步了，很不开心。为了保护父亲的隐私，他被安排在走廊尽头相对独立的病房，但不到半日，医生、护士、护理人员、技术人员、病人、病房维护和清洁人员，或许还有那位接待人员的妯娌，相继出现在父亲的病房门口，都为看他一眼。于是，医院采取了措施，限制进入相关区域。记者纷至沓来，聚集在医院大门前，发布消息称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无可否认，这一切都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父亲的病情在某种意义上将成为公众事件。我们没办法紧闭房门，因为人们对病情的好奇更多是出自关心、崇敬和挚爱。从儿时起，无论事实怎样，父母始终都把我们视作世界上最乖巧懂事的孩子，所以我们得满足他们的期待。我们必须应对眼前的挑战，无论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必须待人以礼，心存感激。同时我们必须让母亲感觉到公众和私人生活的界限被严格遵守，无论我们受形势所迫将这条界限置于何处。这一点对于母亲而言尤为重要，尽管——或者说正因为她实在过于看重那些无稽的电视节目。“我们不是公众人物。”她喜欢这样提醒我们。我十分清楚，我万万不会出版这本回忆录，除非有一天她已经不可能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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