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报史”“年表”和“报人”三卷构成。
“报史”卷以“大公”精神为内在逻辑撰写而成。1902年至1949年的《大公报》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即英记时期、王记时期和新记时期。各个时期的报史由于主持者对“大公”精神贯彻的程度差别而呈现不同的面貌：英敛之首倡“大公”，为其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公报》转手王郅隆，在胡政之主持下，报纸进入现代发展轨道；转手王景杭后，“大公”精神缺失，最终导致报馆倒闭；新记续刊，重扬“大公”旗帜，使《大公报》发展到新的高度。“年表”卷是以日记、报纸资料、人物传记、相关回忆文章与研究论著为根据所编撰的大事记，分为英记年表、王记年表和新记年表。“报人”卷则为“《大公报》人”立传，共收入56人，分“三世创业者”“新记＇少帅＇”“采编精英”和“经营里手”四个层面。
三卷内容相辅相成，“报史”卷本着“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更新了以往《大公报》史研究的诸多观点；“年表”卷为撰史准备了翔实的史料；“报人”卷则作为“报史”卷的补充，其内容更为生动、丰满。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大公报》史最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使用。

吴廷俊：历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史会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新闻传播史》项目第一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述颇丰，其中《新记大公报史稿》和《中国新闻史新修》分别于1997年和2012年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中国新闻史新修》被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评为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

《报史》
序言 方汉奇
上册
绪论 《大公报》三题——印象·批评·抽象
一、印象
二、批评
三、抽象
四、结语
第一编 英敛之首倡“大公”与英记《大公报》（1901年4月—1916年9月）
导言 风云际会
一、英敛之结缘天津
二、柴天宠纠股办报
三、英敛之受邀主持
第一章 筚路蓝缕（1901年4月—1902年6月）
一、京津周旋
二、沪上奔走（一）
三、沪上奔走（二）
四、大公，大公
五、开场锣鼓
第二章 横空出世（1902年6月—1906年9月）
一、有关内政的记事与言论
二、有关外交的记事与言论
三、有关社会改良的记事与言论
四、英敛之“捐躯”办报
第三章 舆论重镇（1906年9月—1912年2月）
一、有关内政的记事与言论
二、有关外交的记事与言论
三、有关民生民瘼的记事与言论
四、履行“天职”
五、英总“外出”不复归
第四章 大公圆缺（1912年2月—1916年9月）
一、有关内政的记事与言论
二、有关外交的记事与言论
三、有关社会改良的记事与言论
四、“不愿再向社会中摇唇鼓舌”
第二编 王祝三传承“大公”与王记《大公报》（1916年9月—1925年11月）
导言 “舍王其谁”
一、王郅隆其人
二、王郅隆身份界定
三、王郅隆的作为
第一章 现代转型——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1916年9月—1920年8月）
一、有关内政的记事与言论
二、有关外交的记事与言论
三、有关民生民瘼的记事与言论
四、新闻业务变革
五、“大公”精神的坚守与破损
第二章 “君子之泽”——王景杭时期的《大公报》（1920年8月—1925年11月）
一、王记最后五年
二、有关内政的记事与言论
三、有关外交的记事与言论
四、有关民生民瘼的记事与言论
五、“三世而斩”
下册
第三编 新记公司中兴“大公”与新记《大公报》（1926年9月—1949年6月）
导言 新记登场
一、三人聚首
二、“四不”方针
三、“五事”约定
第一章 浴火重生——新记前期的《大公报》（1926年9月—1935年12月）
一、“三套车”平稳上轨道
二、有关内政的记事与言论
三、有关外交的记事与言论
四、有关民生民瘼的记事与言论
五、副刊、专刊与特刊
第二章 扶摇而上——新记中期的《大公报》（1935年12月—1941年9月）
一、“双轮车”快速前行
二、有关内政的记事与言论
三、有关外交的记事与言论
四、有关社会服务的记事与言论
五、副刊、专刊与特刊
第三章 夹缝求生——新记后期的《大公报》（1941年9月—1949年6月）
一、“独轮车”趔趄前行
二、有关内政的记事与言论
三、有关外交的记事与言论
四、有关社会服务的记事与言论
五、特刊、副刊与周刊
六、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与新记《大公报》的终结
参考文献
《年表》（上下）
《报人》

方汉奇
吴廷俊希望我为他的新
作《<大公报>全史（1902
—1949）》写序，我无法推
辞。这是因为他与我在学术
上有近40年的交往，我年长
他19岁，他尊我为师，执弟
子礼；同时，我俩对《大公
报》史的研究均有浓厚兴趣
，并一同走过了几十年的不
平凡研究历程，他在《大公
报》史的研究上，远迈前贤
，比我更加严谨详赡，深入
细致。
吴廷俊是从20世纪80年
代后期开始研究《大公报》
史的，1992年便编纂出五
本《新记（大公报>史事编
年》。1994年武汉出版社
出版了他的《新记<大公报
>史稿》，这部书1997年获
得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
学优秀奖。2002年，我邀
请他参加由我牵头的“《大
公报》百年史”的编写班子
，负责“新记”部分。2010年
以后，他采用招收培养博士
研究生的方式，组成《大公
报》史的研究团队，分段继
续研究《大公报》的历史，
并以此为选题指导学生博士
学位论文的撰写。
2014年，他对我说，通
过这些年的进一步研究，尤
其是再次翻阅1902年到
1949年这47年间《大公报
》的报纸，仔细阅读老《大
公报》人的文集、日记和相
关回忆文章，感到包括他自
己在内以往有关《大公报》
历史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史
料应用，还是观点归纳，都
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甚至谬误
之处。他还说，如果发现了
差错不予纠正，听任“谬种
流传，以讹传讹”，便是治
史者的罪过，因而主张重新
写一部《大公报》史。对此
，我深以为然，并予以支持
。于是就有了这部《<大公
报>全史（1902—1949）》
。
这部260余万字的史书由
“报史”“年表”和“报人”三卷
构成，体例新颖，内容相互
支撑。
吴廷俊治史，注重对第
一手资料的研究，注意对历
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观点的运用，不溢美，不掩
过，对《大公报》的历史功
过做出客观的评述。这部书
可以说是他几十年潜心研究
的成果，积土为山，厚积薄
发，鞭辟入里，卓识颇多。
本书不仅是迄今为止有关《
大公报》史研究的集大成者
，而且对以往研究成果中的
许多史料和结论进行了更新
，总结出中国特有的文人办
报之经验，代表了这一研究
的最新高度，具有很高的史
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是为序。
202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