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杜尚谈论他的生活，他的作品，他度过的时间。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件“现成品”（ready-made），而他度过的时间被称为他**的作品。
冷静的反讽，抛弃美学、趣味及纯粹的视觉愉悦，无所事事的正当性，热衷于偶然性与文字游戏，热衷于“词语的诗意”……不断逃脱杜尚的杜尚，智性的杜尚，自我矛盾，“不情愿把任何定义作为终点”。对杜尚而言，美学是荒唐的，反美学也是荒唐的。

总序：露天广场中的对话
中译序
法文第一版序言
法文第二版序言
“象棋，就是我。”
（《杜尚访谈录》英译本序言）
八年的游泳练习
一扇朝向其他东西的窗户
穿过《大玻璃》
相较于工作我更喜欢呼吸
我过着咖啡馆伙计的生活
附录： 关于现成品的访谈
马塞尔·杜尚作品汉译正名及其有效阐释的生成

杜尚，达达主义代表，他的“现成品”创作，如《泉》，颠覆了人们对艺术的认知，突破了艺术的边界，对于今天的现代艺术影响深远。
本书直接、深入地阐释了杜尚的艺术作品和他的理念。杜尚的作品总是前卫又令人费解，充斥着大量文字游戏和玩笑，这本书对于理解杜尚的作品将起到*关重要的作用。
本书间接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法国艺术圈的交往和状况，让我们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自由的时代。
杜尚的话语就和他的作品一样，在艺术与反艺术之间，在解构与重构之间，在杜尚与反杜尚之间。
书中配有32页彩插，帮助读者理解杜尚的作品和他谈论的内容。

您在完成《大玻璃》之前就把它卖给了阿伦斯伯格，是为了生存吗？
严格意义上说我没有卖过它，因为我从来没有碰过阿伦斯伯格的钱。他帮我付了两年房租，然后他把《大玻璃》卖给了凯瑟琳·雷德尔。
所以，《大玻璃》归他了？
是的。当然归他了，他是通过每个月帮我付房租的方式给我付款的。我估计他把《大玻璃》卖了两千美元，这在当时真的不算多—哪怕现在也不算多—何况它还没有**完成。我还在《大玻璃》上搞了很久，一直弄到1923年。
每次您和我谈起您的某一幅作品被卖掉了，我*会有这种印象，您连一个美元都没有领到！
我从来没碰过钱，无论什么时候……
那么您怎么生活呢？
您在完成《大玻璃》之前就把它卖给了阿伦斯伯格，是为了生存吗？
严格意义上说我没有卖过它，因为我从来没有碰过阿伦斯伯格的钱。他帮我付了两年房租，然后他把《大玻璃》卖给了凯瑟琳·雷德尔。
所以，《大玻璃》归他了？
是的。当然归他了，他是通过每个月帮我付房租的方式给我付款的。我估计他把《大玻璃》卖了两千美元，这在当时真的不算多—哪怕现在也不算多—何况它还没有彻底完成。我还在《大玻璃》上搞了很久，一直弄到1923年。
每次您和我谈起您的某一幅作品被卖掉了，我都会有这种印象，您连一个美元都没有领到！
我从来没碰过钱，无论什么时候……
那么您怎么生活呢？
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教法语课，还卖过几幅画，比如《奏鸣曲》，一幅接着一幅……
以前的画作？
以前的画作。我甚至把另一块《玻璃》从巴黎运了过来，一块半圆形的《玻璃》，也卖给了阿伦斯伯格。
说到底，是您的过去让您得以生活下去。
所幸如此。当时我挣了几个小钱。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谋生。我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包袱”，你明白吧？人们总是问我如何谋生，但我们根本不知道，不过我们活下来了。生活照旧运行。有些人帮助过我。我从来没有借过很多钱，除了时不时借一点小钱。
请注意，在那个时代艺术家们并不以被供养为耻。
我们当然很清楚有些人能挣大钱，这些人也很清楚存在着一群自称为艺术家甚至工匠的人，他们没法养活自己。于是这些有钱人就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是富人的美德。这是君主制时期就存在的概念，在民主之前的所有时代都是这么做的，去保护艺术家，保护艺术，等等。
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了九个月，在此期间，您得知了杜尚 — 维永和阿波利奈尔去世的消息。
阿波利奈尔是在1918年11月1去世的，我哥哥雷蒙在那之前，我想大概是在1918年7月左右。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想回法国了。我四处奔走，去找船什么的。哥哥的离世令我震惊。我知道他病得很重，但一直不知道到底病重到什么地步。他的病被称为某种血液中毒，已经持续两年了，到处都是脓肿，最后是尿毒症。不过细节方面我了解得不及时。他当时住在戛纳，那是战争时期，通信不多。最后我在1918年回法国了。
不，您是1919年7月回来的。
对，是这样，我过了挺长时间才回去。
在回去之前，您得知了您的妹妹苏珊娜与让·克罗蒂新婚的消息，然后您给她寄去了一个您称作《不幸的现成品》的东西。
是的，那是一本几何学概论，需要用几根细绳挂在他们孔达米纳街公寓的阳台上。风查阅书籍，亲自选择各种几何问题，吹散页面并将它们撕碎。苏珊娜为此做了一张小画： 《马塞尔不幸的现成品》（图26）。残存下来的就剩这幅画了，因为风把其他的都撕碎了。我把幸福与不幸的概念引入了现成品之中，这让我觉得很有趣，然后下雨、刮风、纸页翻飞，这是个有趣的主意……
对于一场婚礼而言，这总归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吧。
我甚至没想到这方面。
您肯定发现巴黎变化极大吧？
非常困难，非常好玩，非常新奇。我是从英国绕道回来的，我回巴黎总是这么走，我记不得自己有没有去伦敦找我妹妹了。我有皮卡比亚家的地址，在埃米尔—奥吉耶街，这是我在蒙马特或者十七区第一个要找的。我没找到，天气很热，我就像个可怜的穷人。街上空无一人。为了在埃米尔 — 奥吉耶街上找到皮卡比亚真把我害惨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住在夏尔 — 弗洛凯大道战神广场那边的房子里，当时都是新盖的。
您回来之后，最先在巴黎见到了哪些人？
皮卡比亚，几乎都是跟他有关的人，因为他家有个文学沙龙，他接待了科克托那帮人，他们都去皮卡比亚家看他。我在那里见到了大家。查拉也到了，我感觉就在我抵达之后不久，我不太确定……那里还有里伯蒙—德塞涅，皮埃尔·德·马索，雅克·里戈，等等。里戈非常热情，是个很敞亮的人。他也是达达分子，你可以这么理解。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阿拉贡，在通往歌剧院的大道上。
对您而言，里戈代表了战后的年轻一代。另外他在行为举止和精神气质方面也和您很接近……
在我们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共通感。里戈没有布勒东那么古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