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展现了中国学者寻访、著录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过程。作者自与方广锠教授结缘，便一起踏上了这条漫长艰辛又蕴藏着无穷奥秘的寻访之旅。在三次随同方广锠教授远赴英国期间，作者以日记的形式细细记录下方教授及众多敦煌学学者在英国工作、生活的点滴，书中亦收录了方教授在英期间的部分日记和通信，不仅为我们呈现了方教授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也侧面反映了敦煌学学者工作的浩繁与艰辛、国际友人对他们工作的支持。

张丽，1955年生，从工作岗位退休后，曾于2003年、2005年及2009年先后三次前往英国国家图书馆，协助著名敦煌学学者方广铝教授进行敦煌遗书的编目工作。在此期间，作者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让我们得以通过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了解中国学者为寻访和保护敦煌遗书所做的种种努力和付出的艰辛。

第一部分 2003年伦敦记事
第二部分 2005年伦敦记事
第三部分 2009年伦敦记事
尾声

清朝末年，古老的中国
陷入深重的内忧外患，在风
雨中飘摇。清光绪二十六年
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
日)，正当北京的义和团运
动如火如荼、奋起的民众与
侵华的八国联军浴血奋战之
际，甘肃敦煌莫高窟，道士
王园禄在一个洞窟的甬道清
理积沙时，无意中在甬道的
墙壁上发现了一个封闭近千
年的耳窟，亦即此后大名鼎
鼎的“藏经洞”，现在被敦煌
研究院编为第17号窟。①藏
经洞中收藏了从公元4世纪
到11世纪，以佛教经典为主
体的大量典籍文书，此外有
不少幡、幢、佛画，据说还
有一些铜制小佛像等其他文
物。典籍文书的文种除汉文
外，还包括藏文、回鹘文、
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等。
王道士当时绝对不会想到，
他的这一发现，竞成为中国
近代史上的四大学术发现之
一，并由此开创出一门属于
世界学术新潮流的学问——
敦煌学。
然而，由于当时出土文
物管理相关法律的空白，知
识分子对佛教的漠视和“四
体不勤”的学风，加上王道
士本人的愚昧无知，敦煌遗
书面世后屡遭劫难。
王道士原籍湖北，后来
在肃州(今甘肃酒泉)当兵。
退伍后出家当了道士，来到
敦煌莫高窟。见莫高窟很破
败，便四处募捐，发愿修葺
莫高窟。据说王道士发现藏
经洞后，曾特意把洞中若干
经卷拿到肃州，送给他当兵
时的上司。但这位上司没看
上这些敦煌遗书，觉得上面
的字还没有自己写的好，未
加重视。当时的甘肃学台(
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
)、著名金石学者叶昌炽曾
得到过敦煌知县汪宗瀚赠送
的几卷敦煌遗书及敦煌画，
但他被错误的信息误导，在
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藏经洞
“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
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当
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
取”。也就是说，叶昌炽得
到的消息是藏经洞中只有几
百卷的经书，已被当地人瓜
分了。这或许是他未能亲自
前往查看的原因之一。
由此，千年瑰宝的流散
悲剧开启。相对于中国封建
官僚的麻木与轻慢，一些外
国探险家则是闻风而动。
捷足先登的是英国的斯
坦因。斯坦因原是匈牙利人
，先在欧洲求学，1888年
到英国当时的殖民地——印
度工作，1904年加入英国
籍。斯坦因本人的兴趣在考
古探险，曾多次在印度西北
与中亚进行考古，并先后四
次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
活动。
1900年到1901年，斯坦
因第一次到中国新疆探险，
这次主要在南疆活动，发掘
了尼雅遗址，并从当地人手
中收购到一批文物，收获颇
丰。
1906年到1908年，斯坦
因得到英国博物馆及英属印
度政府考古局的经费支持，
第二次到新疆考古。由于他
在欧洲上学时曾听老师介绍
过敦煌莫高窟，故于1907
年3月抵达敦煌县城。他从
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维吾尔
族商人处听说莫高窟发现了
一个藏经洞，便于3月16日
匆忙赶到莫高窟。但恰逢王
道士外出，他仅从一个年轻
的喇嘛那里看到一件写经。
于是他先考察敦煌周围的史
迹，随后再到莫高窟。面对
愚昧无知但虔敬守护藏经洞
的王道士，斯坦因绞尽脑汁
，耍了不少欺瞒蛊惑手段，
取得王道士的信任与好感。
此外，他雇用了一位名叫蒋
孝琬的中国人做他的助手。
蒋孝琬原是衙门师爷，深谙
国人心态，帮助斯坦因愚弄
王道士，骗得大量藏经洞文
物。因为斯坦因在中国探险
“功绩卓著”，1912年10月英
王封他为“印度帝国高级爵
士(K．C．I．E．)”。
1913年到1916年，斯坦
因第三次外出探险时，再次
来到敦煌。此时敦煌遗书已
被押运到北京，藏经洞已空
。但斯坦因又从王道士手中
搞到500多卷敦煌遗书，且
均为较长的大卷子。关于这
批卷子的来历，本书正文中
将有涉及。
1930年到1931年，斯坦
因受美国哈佛大学及英国博
物馆的资助，第四次来新疆
进行考察。但此次考察受到
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抗
议，他被迫停止在新疆的盗
掘，灰溜溜逃出境。
1908年2月，法国汉学家
伯希和来到敦煌，他被允许
进洞翻检了20多天。伯希和
从中选取他认为最珍贵的部
分带了出去，这部分文物至
今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与集
美博物馆。斯坦因不懂中文
，但伯希和是一个汉学家。
他挑选走的，大部分的确是
精华。但他自称把藏经洞中
的精华全部挑走了，此后的
事实证明是言过其实。
……
在这篇文章中，他说：“
世界上文明古国，有的衰落
，有的不复存在，而中国，
这个文明古国，古而不老，
旧而常新。”其重要原因之
一，在于“它根基深厚、源
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正是
这一文化传统，使“中华民
族历尽千劫百难，屡踣屡起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古老的传统能够屡踣屡
起，则这种传统一定内蕴着
一种能够与时俱进的命脉，
从而使它得以不停地进行新
的思想文化建设。在任先生
看来，要进行新的思想文化
建设，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
。一个方面是新材料与新手
段，另一个方面是时代的需
要。在上述两个方面中，他
特别强调后者的重要性。
但“时代的需要”既然是
一种客观的存在，它就不依
人的意志、好恶为转移。因
此，当这种“需要”还没有出
现

一百多年前，尘封近千年的藏经洞被发现，洞中所藏敦煌遗书重见天日又几经流散。“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三十多年前，年轻的方广锠从导师任继愈那里接手整理北图敦煌遗书的任务后，便把编撰一部汇聚世界各地敦煌遗书基本信息资料的《世界敦煌遗书总目录》作为毕生目标。三十余载海内外艰辛著录，七赴英伦、又访法俄，凡有遗书处尽皆到访，一片一片搜集、一号一号展阅，日复一日地调查、鉴别、考订、编目、录文、校勘，终谱写一首壮丽的敦煌乐章。
作者自与方教授结缘，便一起踏上了这条漫长艰辛又蕴藏着无穷奥秘、给人以丰富精神滋养的寻访之路；三次陪同方教授前往英国，以女性的视角，在日记中细细记录下方教授及众多敦煌学者在英国工作、生活的点滴，于平实处见精神，于琐碎中知艰辛。方张相濡以沫的爱情、众多敦煌学者的刻苦与艰辛、方教授三十余年的求索、吴芳思等人的鼎力支持……无不令人感慨万分。

6月15日(星期日，晴)
昨天中午11点20分，我和广铝乘车到达首都机场。
下午2点10分，我们乘坐的CA937飞机起飞。乘客只有二三成，乘务员主动把我们前排的一家老幼三人调整到后边更宽敞的座位。我们旁边的客人也到后边另找地方。这样，我俩便都有了靠窗相连的三个座位。再用枕头、毛毯铺垫成舒适的“卧铺”，可随意躺卧靠坐。一路看书、睡觉，真是一次舒适的旅程。
旅途中，广铝讲起1991年他第一次去英国在飞机上闹的笑话。那次他乘坐的是北欧航空公司的飞机。送餐时，空姐推来各种饮料，挨个问乘客要哪种。他不会说英语，不知道那些饮料的英文名称，只知道啤酒在日语中是个来自英语的外来语，便用日语说“ビ—ル”(Beer)。空姐果然明白他要啤酒，对他说“Two”，就是“2”。他想，喝一罐就够了，便说“One”。空姐再次说：“Two。”他说：“我当时想，服务态度再好，也没有这样的。我要一罐，她非要给两罐。”便强调说：“One。”空姐再没说什么，递过一罐啤酒，推车走了。再次送餐，他还是只能要啤酒。空姐又对他说：“Two。”他迷惑不解，仍然坚持只要一罐。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外国女士大概看出缘由，便掏出钱包，指指里面的美元。他迟疑地模仿着也掏出钱包。空姐从中抽出两个一美元离去。他这才明白空姐的“Two”，是向他要2美元。过去在国内坐飞机，飞机上所有的饮料，包括啤酒、葡萄酒等都是免费的。原来北欧航空公司飞机上的啤酒不免费，闹出这么个笑话。后来他才知道，国外很多航空公司的酒类饮料都不免费。他说：“当时我坚持只要一罐啤酒。但空姐一定在想：‘这个中国人，2美元的啤酒还要讨价还价！’”他想去补交前次没有给的2美元，但又不会表达，只好作罢。他说：“后来在宗教所佛教室，有一次讲起这件糗事，可能因为我讲述时的英语发音不标准，旁边的一位同事追问：‘你当时的回答到底是“One”，还是“汪”？’后一声‘汪’，自然是狗叫，这位同事模仿得极像。在场同事不禁哄笑。”
我们两人，都曾在“文革”中被耽误了最宝贵的青春岁月。他是“文革”前的老高二，但以前在中学学的外语是俄语。1978年招收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当时考外语允许查字典，他凭着中学的那点俄语底子，在考场几乎连续翻了两个小时字典。加上运气好，有一道考题是将一段俄文翻译为汉文，查了几个单词以后，发现竟然是一条他比较熟悉的斯大林语录，于是顺利答出。最终俄语考试得了55分。在当时，这样的外语分数，就算很不错了。他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以后，按照导师黄心川先生的要求，把俄语作为第一外语，把日语作为第二外语。虽然1991年第一次赴英前曾“恶补”过英语，但至今只会几句最简单的日常用语，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表述就“抓瞎”了。我“文革”开始时正上小学四年级，“文革”中复课后的学校也是以大批判、学工、学农为主，初中毕业便到农场劳动、到工厂做工，贻误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文化基础学习阶段。改革开放后，虽然自己边工作，边读电大、夜大，并从26个字母开始学了些英文。但多年不用，那点英文也都还给老师了。外语不行，出国的确麻烦。
经过10小时的飞行，北京时间6月15日深夜12点20分(英国夏时制15日下午5点20分)，飞机降落在伦敦希思罗机场。
此时，当地气温20摄氏度，阳光灿烂。在办理入境手续的大厅，我们排队等候人关验证。一起排队的中国人中，留学生模样的和组团入境的，语言自然没有问题，顺利过关。被长时间盘问的，多是一些五六十岁，大概来探望留学儿女的“老两口”。有时由于语言不通，边检人员就让其他懂英语的中国人过来帮助翻译，问明白后才放行。轮到我们，广铝递上护照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寄给我们的邀请函，并说了句事先准备好的英语：“抱歉！我们不会说英语。”但边检小姐仍然对我们讲了一通英文。大概是有公务邀请函的缘故，面对一脸茫然的我们，边检小姐不再试图继续沟通，盖章放行。广铝说，前三次来英国，都是这样入境的。
取到行李，经过海关通道时，负责抽查行李的工作人员拦住了走在我们前面的一位阿拉伯人打扮、推着两个大箱子的妇女，要求检查。据说这是美国“9·11”事件后西方各机场常见的景象。
我们在伦敦时间6月15日下午6点过一点到达出口，吴芳思博士已在等候我们。她是一位头发斑白、穿着休闲随意，总是一脸和善微笑的富态女士。广铝说，吴芳思也是1948年生，与他同岁。我们推着行李随吴走到停车场，她开出一辆蓝色小轿车，在自动收费机缴了3英镑(当时1英镑约合13元人民币)停车费。她说机场的停车费比较贵，她停了约半小时。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