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她赤裸着从楼梯上走下来，也从画里走进了我的心底。深陷丈夫与画家的泥潭，她难以自救。那时候，我很年轻，只是一个小律师。我想帮她，想让她摆脱困住她的一切，重得自由。我也忍不住默认在这一切结束后，她会属于我。在这样的日子里，每一天她都会走下楼梯，走入我的怀抱。对于丈夫来说，她是战利品，对于画家来说，她是缪斯女神，对于我来说，她是需要被拯救的落难公主。她是如此美丽。但在突然之间，她消失无踪，斩断同过去的一切联结，也将我抛下。

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生于1944年。德国法学家，小说作家，法官。
代表作《朗读者》已被译成50种语言，是首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首位的德语小说。据其改编的电影获2009年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
2018年出版新作《你的奥尔加》。

《楼梯上的女人》无目录

《朗读者》作者、德语当代文学大师本哈德·施林克新作，德语直译，简体中文版首次引进！
我未曾拥有的另一种生活，在我人生的每一刻叫嚣，喊着我的遗憾，我的失败，还有我不愿承认的渴望。
一幅失踪的画，一桩陈年往事，一场情感纠葛，跨越四十年的谜题。这一次我问个清楚。该死，我差点又要犯过去的错误，以为我能懂她，以为她会属于我。

也许有一天您会看见这幅画。它消失了很久，如今突然出现——所有博物馆都会想要展出。作者是卡尔？施温德，目前世界上最著名、身价最高的画家之一。他七十岁生日那天，在每一份报纸、每一个电视频道中，我都能看见他的身影，只不过我得盯着他看半天，才能从这位老人身上认出他年轻时的影子。
而那幅画我是一眼就认出了。我踏进美术馆最后一间展厅时，它就挂在那儿，我深深地为之触动，一如当年我走进贡德拉赫宅邸的会客厅，第一次看见它时那样。
一个女人正从楼梯上走下来，右脚迈向低一级台阶，左脚还触碰着上一层，但正要抬起迈出下一步。女人赤裸着，身体苍白，阴毛和头发呈金色，头发在光亮中闪耀。赤裸，苍白，金黄——女人轻盈地走向观者，身后是由模糊的台阶和墙面组成的灰绿色背景。同时，她的长腿、圆润而丰满的臀部和紧致的胸脯又传达出一种感官上的力量。
我慢慢地走向那幅画。我感到狼狈，跟当年一样。我当年感到狼狈，是因为那位白天穿着牛仔裤、短背心和夹克衫，在我办公室坐在我对面的女人，此刻正在画作里赤裸着朝我走来。我现在狼狈，是因为想起了当年发生的事情，想起我当年搅和进去，又紧接着从记忆中驱逐出去的事情。
《楼梯上的女人》，画作旁边的牌子上这样写着，并说明这是一次借展。我找到美术馆负责人，问他是谁把这幅画出借给美术馆的。他说不能透露。我说，我认识画上的女人和画作的主人，并且提示他，这幅画在所有权的问题上有可能会引发争议。他皱起了眉头，但还是坚持说无法透露姓名。
回法兰克福的机票是周四下午的。在悉尼的谈判周三上午就结束了，我本来可以把票改签到周三下午，但我想去一趟植物园，在那里度过剩余的时间。
我想在植物园吃个午餐，到草坪上躺一躺，晚上去歌剧院听场《卡门》。我喜欢这个植物园，它南邻歌剧院，北接大教堂，里面有美术馆和音乐学院，从它的山坡上可以眺望海湾。植物园里有棕榈园、玫瑰园和百草园，有池塘、亭台、雕像和生长着许多老树的草地，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孤身的男男女女带着他们的狗，一群群野餐的人们，一对对情侣，有人读书，有人睡觉。在植物园中心餐馆的走廊上，时间似乎停止了：四下唯有一排排老旧的铁柱、一圈铸铁围栏，挂着狐蝠的树木和立着长喙彩羽鸟的喷泉。
我点了餐，然后给同事打电话。他是这起企业并购案中澳大利亚方面的负责人，我则是德国方面的负责人。我们既是伙伴也是对手，在企业并购业务领域总是如此。我们同龄，且都是尚未被美国人或英国人吞并的最后几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均失去了妻子，互相很合得来。我向他打听为他们取证的侦探机构是哪家，他告诉了我。
“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忙吗？”
“没有，只是想满足由来已久的好奇心而已。”
我打了这家侦探所的电话，让他们找到这幅在新南威尔士美术馆展出的卡尔·施温德画作的所有者，看看这幅画是不是属于一个叫伊雷妮·贡德拉赫，或者曾用名是伊雷妮·贡德拉赫的人，以及有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女人在澳大利亚生活。侦探所的负责人说，得过几天才能告诉我。我提出，如果他第二天早上就能给我答案的话，我会加付一笔酬劳。他笑了。除非他今天能从美术馆得到消息，否则还是会需要几天时间，不管有没有加酬都是这样。他会联系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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