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故事，身为父亲、情人或旧日的恋人，主角们讲述着成为男人意味着什么，并尝试回答性别身份带给男人和女人的枷锁与羁绊。
《成为男人》：在他的国家，要成为一个男人就必须先成为一个士兵，但没有人关心一个男孩究竟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男人。
《屋顶上的朱西亚》：“死”过一回的他因为外孙的降生而受家人冷落，他动心起念，想成为没有传统观念束缚的新生儿。
《我睡了可我的心醒着》：女儿继承了已故父亲的公寓，也意外“继承了父亲公寓里的陌生男人。她看着这间陌生的公寓，发现自己从未真正了解过父亲。

瑞士
屋顶上的朱西亚
我睡了可我的心醒着
终结日
见到厄沙迪
未来危机
恋爱
花园中
丈夫
成为男人

大男子主义其实也在伤害男性，进而伤害一切亲密关系。
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作家妮可·克劳斯代表短篇小说集，入选《美国最佳短篇故事》
我认为定义自我的斗争是《成为男人》中真正体现的东西。——妮可·克劳斯
《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年度图书！
阐释男性在不同生命阶段、不同代际的角色：父亲、爱人、朋友、孩子、浪子、丝毫不曾履行丈夫责任的失败丈夫……
妮可·克劳斯被誉为最擅长写男性心理的女性作家，不仅关照女性，更温柔探讨男性的脆弱与男性气质的复杂性
关于《成为男人》，作者这样说：“我想以一种不试图解决悖论和矛盾的方式来看待大男子主义，而只是把这个概念举起来，以好奇心和温柔的态度看待它。“

在这些动人的故事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家庭
的重量，还能感受到历史和信仰及其留下的遗产，
压在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身上。
——《纽约时报》
阅读《成为男人》，就好比与一位睿智的朋友
彻夜长谈。克劳斯的文字使人信服。简单来说，她
的作品感觉像是“活着的”。
——《华盛顿邮报》
妮可·克劳斯的力量不仅止于她自己对于叩问
生命的能力，也同时号召了她的读者去做了同样的
事情。
——《金融时报》

《瑞士》（节选，有删减）
我有三十年没见索拉雅了。在此期间，我只试着找过她一次。我想我是害怕见到她，害怕去试着理解她的，因为如今我年岁长了，也许能理解她了，我猜这就相当于说我害怕我自己：害怕我在理解之后可能发现的真相。岁月流逝，我想起她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上了大学，接着读了研究生，比自己预料的更早结婚，并间隔仅仅一年就生下了两个女儿。若我在脑海中想起了有关索拉雅的一丝一毫，那她也只是在一连串变幻莫测的联想中飞闪而过，再同样飞快地消失不见。
我是在十三岁时认识索拉雅的，那一年，我们全家出国去了瑞士。若不是父亲曾明确告诉我们“谁也不要信，谁都要怀疑”，那我们家的家训大概应该是“凡事都往坏处想”吧。 我们住在一处悬崖边，但我们家的房子非常壮观。我们是欧洲犹太人，也就是说，灾难曾降临到我们头上，并可能再次降临，即便在美国也不例外。我的父母暴力相向，他们的婚姻始 终处于崩溃的边缘。经济危机日渐逼近；我们接到警告，说我们的房子很快将被卖掉。父亲在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地与我的祖父咆哮争吵后，离开了家族产业，从那以后，我们便没有了收入。父亲重返校园时，我两岁，我哥哥四岁，我妹妹还没有出生。父亲读完预科课程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接着成为特种外科医院的骨科住院医师，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特种外科，我们也不知道。在十一年的培训生涯中，我父亲在急诊室值了无数夜班，处理了无数伤情可怖的受害者：有因车祸受伤的，有因摩托车事故受伤的，还碰到过一次哥伦比亚航空公司的空难幸存者，一架开往波哥大的飞机俯冲到了奈克湾的一座小山上。他在内心深处也许迷信地认为，只要他每天晚上与恐惧对抗，也许就能使他的家人远离恐惧了。可九月一个狂风暴雨的下午，我的祖母在第五十街的街角处被一辆超速的货车撞倒，车祸引发了脑出血。父亲赶到贝尔维尤医院时，他的母亲正躺在急诊室的担架上。她捏了捏他的手，随即陷入昏迷。六周后，她去世了。此后不到一年，父亲结束住院医师生涯，带着我们举家搬到瑞士，在这里，他成为一名急救科的进修医生。
瑞士——这个中立、有序的阿尔卑斯山区国家——竟然拥有很好的急救医院，这似乎有点自相矛盾。那时候，瑞士有一种疗养院或者说避难所的氛围。它虽然没有带软垫的墙壁，但它有能让一切变得安静柔软的白雪，直到这么多个世纪之后，瑞士人说话还是会下意识地压低嗓门儿。又或者， 这正是原因所在：一个格外痴迷储备与规则、钟表制造、便捷的铁路交通的国家，当然也会在拯救残肢断体方面拥有优势。瑞士还是个多语种的国家，这一点也使得我哥哥和我意外跳出了这个气氛阴郁的家庭。我们原本要去的学校在巴塞尔，巴塞尔是说瑞士德语的，可母亲坚持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说法语。瑞士德语与德语只有分毫之差，而母亲坚决不允许我们跟德语沾上任何关系，因为我们的外祖母说的就是德语，而她全家都被纳粹杀害了。于是，我们改去了日内瓦的国际学校。我哥哥住进学校宿舍，可我才刚满十三岁，年龄不够。为了保护我不受德语荼毒，他们在日内瓦西郊替我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成了英语代课老师爱德菲尔德太太家的借宿生。她的头发被染成稻草一样的黄色，玫瑰色的脸颊一看就知道她从小是在潮湿气候中长大的，可她还是很显老。
我的小卧室有扇窗户，正对着一棵苹果树。我到那儿的第 一天，红彤彤的苹果落在树的周围，在秋日的阳光下腐烂着。我的房间里有一张小桌子、一把阅读椅和一张床，床脚有一条折好的灰色羊毛行军毯，旧得至少应该经历过一次世界大战。门槛边的棕色地毯被磨得只剩下了绳子。
大厅尽头的卧室里住着另外两个借宿生，都是十八岁。我们三个人的窄小床铺曾经属于爱德菲尔德太太的儿子们，可在我们来之前很久，他们就已经长大成人，搬走了。家里也没有这几个儿子的照片，所以我们一直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可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睡过我们的床。爱德菲尔德太太已经离家的儿子们和我们之间，有了这样一种“肉体上”的联系。家里也从没人提过爱德菲尔德太太的丈夫——如果她有过丈夫的话。她不喜欢别人问她私人问题。睡觉时间一到，她就一言不发地关掉我们的电灯。
住进房子的那天晚上，我坐在那两个大女孩房间的地板上，周围是她们一堆堆的衣服。她们还在自己家时，喜欢喷一种叫“黑色达卡”的廉价男士香水。强烈的香味渗进了她们的 衣服，可对我来说，那种气味很陌生。它跟她们身体散发出的热量和皮肤分泌的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变得芬芳而柔和，但时不时也会因为积累在床单和换下来的衬衫上而变得浓烈，以至于爱德菲尔德太太非要打开窗户，让冷冽的空气再次把一切吹散。
我听着这两个大女孩用我听不懂的暗语谈论她们的生活。她们笑我幼稚，但对我一直很友善。玛丽是从曼谷经由波士顿而来，索拉雅是从德黑兰经由巴黎第十六区而来；索拉雅的父亲曾是伊朗的皇家工程师，后来全家开始流亡，他们来不及收拾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