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数千万人流离失所，重建的需要和东西欧的冲突合成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欧洲各国领导人、各国际组织及知识分子群体持续思考欧洲文明的历史和未来。
保罗？贝茨以“文明”的概念和话语为线索，讲述了欧洲的重建及其政治文化版图变迁的故事，呈现了另类的20世纪欧洲史。战争尚未结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即已成立，与其他国际救济机构和慈善工作者一道在物质和道德上重建欧洲。为恢复国际司法秩序，战犯被新成立的国际军事法庭以反人类罪起诉。濒临破碎的基督教世界重新团结起来，提出了基本人权与信仰自由的主张。在战争破坏与核威胁的阴影下，舒适的家庭生活成了欧洲人首要关心的问题，各国都把捍卫家庭价值作为社会文明化的核心，致力于发展社会福利。老牌殖民帝国不甘失败，试图通过掠夺殖民地来挽救衰败的命运，却不得不面对非殖民化运动的巨浪。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在推进物质与道德建设，力图发展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文明。文化多元主义逐步压倒了欧洲中心论，世界的文明版图朝着多文明共存的方向演变。
“9·11”事件、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再次唤醒了人们对文明遭受威胁的恐惧和不安，各种保守势力趁机将“保卫文明”作为分裂和进攻的借口。重新审视“文明”的内涵，或许能够帮助人们跨越民族、国家和政治的藩篱，构想国际合作与和平的图景。

引言　为旧世界带来新生
第一章　呼吁救济
第二章　惩罚与悲悯
第三章　信仰与边界
第四章　科学、住所与礼仪
第五章　再造帝国
第六章　去殖民化与非洲文明：加纳、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
第七章　世界文明
第八章　社会主义在非洲的文明教化使命
第九章　宗教、种族与多元文化主义
结论　新铁幕
后记与鸣谢
注释及参考文献
索引

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在难民救济、住房、居家和礼仪等诸多方面重建文明生活
二战后，文明的危机促使欧洲人在各个层面迅速展开了重建工作。战后初期，国际组织着力解决基本生活需求。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求，家电和汽车等逐渐普及，住房建设也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话题。展示最新家居用品的展览受到各界人士关注，被视为国家恢复、社会进步和文明重建的象征。欧洲大陆各处涌现出帮助人们适应新生活的各种礼仪手册，引导社会重拾和平与尊严。
大量使用摄影和电影等材料，以文化史眼光观察欧洲人在半个世纪里的破败、重建、和平与分裂
为展现战后欧洲更为立体的面貌，本书涵盖艺术、科学、建筑与考古等领域，尤以摄影和电影素材为特色，生动刻画了欧洲人在重建文明、和平发展与扩大分歧等不同历史阶段的真实心理。本书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纽伦堡审判等案例说明，摄影和电影等艺术形式不仅是引导公众意识和思潮的重要媒介，更在关键历史事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

保罗·贝茨的书直指游荡在欧洲大陆上的新幽
灵：关于文明的话语。“文明”比任何一种我们熟
知的“主义”持续的时间更长、面相更为复杂。它
既是进步和自由的代名词，也是暴力和帝国的借口
。哀悼文明衰亡的声音和致力于再造文明的力量旗
鼓相当。而正是这种多样的文明观念成为欧洲重新
想象自己、寻找身份、处理与广阔世界关系的思想
锚地。这本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战后欧洲政治历
史范畴，将文明作为我们在民族国家话语之上进行
抗争、对话和建造的新方法。
——吕晓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对于二战后欧洲在物质和道德方面重建自身的
方式，《毁灭与重生》进行了极其微妙而广泛的探
索。保罗·贝茨大胆地使用备受争议的“文明”概
念来展示冷战双方的欧洲人如何重新定义自己和他
人。对于任何想要了解当今世界的人来说，这是一
本必读的书。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牛津大学
《毁灭与重生》关注不同的主题，其中最明显
的是帝国、国际组织和多元文化主义。它采用了与
众不同的方法，偏爱文化史——尤其是摄影、电影
和建筑——而不是通常那种知识性和政治性的历史
。它描绘了欧洲不同的文化地理，不仅跨越欧洲的
东西，也跨越南北之间的边界，其范围包括非洲的
几个前欧洲殖民地……（我们）可以努力实现一个
没有文明冲突的未来，但在那之前，我们需要了解
文明在过去所扮演的角色。为此，没有比《毁灭与
重生》更好的起点了。
——阿登·克纳普，哈佛大学

引言 为旧世界带来新生（节选）
20世纪国际政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为了保护处于危机中的文明而发出的广泛呼吁。自骇人听闻的“9·11”事件以来，历任美国共和党总统，从乔治·Ｗ.布什（George W. Bush）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其演讲都在大谈“为文明而战”，并将它与“反恐战争”联系在一起，而欧洲近期发生的事件也令许多政治家发出欧洲文明岌岌可危的警告。2015年11月，巴黎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后，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立刻将法国和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下文简称伊斯兰国（ISIS）］之间的冲突称为“一场价值观之间的战斗，一场文明之间的战斗”。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ctor Orbán）一再强调：来自叙利亚与其他地区的、逃离中东冲突的难民将危及欧洲的基督教根基，并将永远改变“欧洲的文明”。波兰、奥地利、荷兰、丹麦、塞尔维亚、德国、英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表示欧洲脆弱的边境、文化认同与“基督教文明”正面临致命的威胁。俄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曾援引俄语中的“独特文明”一词以抵制美国式的全球化，并用它为俄国在乌克兰的军事扩张行动开脱。2015年3月，突尼斯的巴尔杜国家博物馆（National bardo Museum）遭到袭击；同年8月，“伊斯兰国”炸毁叙利亚古城帕尔米拉的巴尔夏明神庙（Temple of Baalshamin）；这些行径被欧洲、中东国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机构谴责为对“世界文明”的亵渎。同样令人担心的情况还有：过去几年来，我们目睹种族主义者加强对“白人文明”的捍卫，并以此号召欧洲与北美的激进右翼。文明面临危险的口号被反复加以利用，一部分原因是文明的定义很含糊，因应语境与对威胁的认知，足可将世俗的、基督教的、国际的或国家的事业统统囊括其中。这类事态演变通常被归结为对后冷战时期全球化的恐惧反应，但在欧洲，与重塑面临危机的文化认同有关的政治活动得追溯到数十年前。
对保卫文明的再度关注既不是直截了当的，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尤其是考虑到这个词语所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长久以来，批评家斥责文明这一理念是自18世纪以来欧洲政治与文化中最令人反感的因素之一，是与始自19世纪末帝国主义者的“文明教化使命”（civilising mission）、发动战争和众多本土社会工程项目联系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历史残余。文明是19世纪欧洲自我了解的中心概念，同时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建立海外霸权并扩张势力的关键意识形态纲领，现在却普遍被评论家视为欧洲不堪回首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尴尬问题而遭摈弃（幸好在20世纪中期它便已不复存在）。根据这个观点，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去殖民化运动的残酷历史永远埋葬了欧洲的海外文明教化使命，在20世纪欧洲文明的诸多低谷期，无论是凡尔登、奥斯维辛还是阿尔及尔，宣读其临终祷文。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曾写道，纳粹主义与第三帝国的种族灭绝战争令欧洲文明沦为“最大的幻灭”（grandest of all illusions），这番话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然而，文明的政治话语并没有随着德国无条件投降而消亡。恰恰相反，它作为一种有力的隐喻重新出现，为战后的物质与道德重建赋予正面意义。1945年，欧洲大陆沦为废墟，将近5000万人死去，城市变成瓦砾，大片大片的土地因现实与道德的挫败而饱受煎熬。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在乡村地区进行，打仗的主体是参战士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与之不同，它无情地抹掉了平民与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成为现代史上第一场平民伤亡人数远远超过士兵伤亡人数的战争。法律与秩序陷于崩溃，难民流离失所，外部强权势力控制一切。集中营的解放将第三帝国所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的诸般恐怖情形暴露在国际社会眼前，揭露了纳粹政权针对犹太人与其他成为目标的少数族裔的暴行，其流毒之深与影响之坏，竟然令一个长久以来自诩为全世界文明标杆的大陆走向代表野蛮的反面。国际法律界觉得有必要创造新的词语以试图理解（并惩戒）德国的恶行，譬如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行，这突出了生活在翻天覆地的新时代的强烈感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45年的名言——“邪恶的问题将会是欧洲战后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就好比死亡成为上一场战争后的基本问题。”——引起了同时代的人对希特勒统治过的欧洲所残留的黑暗道德遗产的共鸣。集中营的发现与如何处置德国及其被俘领导人的问题引起了关于文明自身似乎命悬一线的广泛讨论。
……
本书并不是一个自鸣得意的故事，讲述欧洲人如何在遍地焦土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热爱和平的闪亮辉煌的国度，并学会与邻国和平共处。西欧的和解本身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欧盟，以表彰它对保卫和平所做出的贡献，这只是最新的重塑欧洲文明的正面故事。时至今日，关于20世纪欧洲的研究通常由两部分内容构成：前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