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左宗棠同为晚清重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引路人，联手开启了近代精英的全面崛起。这对同龄的同乡旧友，四十岁前还是英雄陌路，稀有交集。只因时势风云骤变，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两人抓住时机轰轰烈烈大干了一场，不但挽救了濒危的大清王朝，刷新了帝国萎靡颓败气象，而且首创洋务，开创了起死回生的“同光中兴”。其功名之盛，声威之烈，为历史罕见。
曾、左相交三十七年，内情一直深埋于故纸堆中。本书以典籍为依托，凭借扎实的田野调查，立足翔实的正史，核定丰富的轶史，勾勒了曾国藩和左宗棠各自的人生轨迹，重点围绕两人曲折起伏的交往经历，逐段逐点还原两人持续奋斗与相互纠偏的人生，深入剖析每一阶段的矛盾分歧与相互成就，完整呈现出这一对堪称“百年典范”的诤友，在家国大事跟生活琐事中隐含的全部细节。
全书以当代眼光贯通古今，语言鲜活，文字深到，观念清透，将五干年中华传统生存哲学与成功智慧，通过人物本身的想法跟做法自动展露出来，给予读者生活的参照与智慧的启迪。

徐志频
1970年代中期生人，著名作家，国内左宗棠研究领军人物。
已出版图书17部，代表作为“左宗棠系列”：《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左宗棠的正面与背面》《左宗棠：家书抵万金》（上下册精装版）、《左宗棠与李鸿章》、《左宗棠与曾国藩》、《教子也烦恼——左宗棠的23封家书》。《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获“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日文在海外出版发行。

前言 带头大哥曾国藩与左宗棠
第一章 相识之初
点头之交
人伦异见
科场揖别
第二章 再度相交
事起广西
湘勇出世
印象长沙
第三章 首度合作
曾左互挖
陶家风波
抽身之计
崩溃疗法
雪中送炭
第四章 首次断交
负气相持
“变身”续交
首论雌雄
第五章 再次合作
宿松密谋
智定楚军
才定战场
合谋浙江
蜜月阴云
第六章 对簿朝堂
强宾弱主
划地为利
双簧自保
生死激评
如此“失和”
第七章 矛盾与分歧
理学的隐衷
“卫道”与“创新”
“礼治”与“法治”
“自律”与“自由”
“圣人”与“神人”
第八章 轶史与身后
玩笑与客套
回报与非议
二等侯之谜
附录一 清史稿·左宗棠传
附录二 清史稿·曾国藩传
后记 热闹与安静

带头大哥曾国藩与左宗
棠
近代以来，中国盛传一
句话：“中兴将相，什九湖
湘。”
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
湖南省的地图是一颗人头形
象。这个百分之九十以上人
口生存在丘陵之上的中部省
份，虽然历史悠久，但一直
被国人所忽视。处古、近之
交的曾国藩、左宗棠出现之
前，在有信史以来的三千多
年里，湖南一省的人才，事
实上已经历数十代抑郁，有
志不展，在中国历史上始终
无足轻重。
唐朝是自由开放的朝代
，人才多如过江之鲫。但整
个唐朝，湖南籍进士区区二
十五人，不及外省一个零头
。唐大中四年（850年），
长沙士子刘蜕考取进士，被
士林称作“天荒解”，后世还
专门为他发明了一则成语—
—“破天荒”。
“湖南”一词，最早见于
唐朝。湖南人才首次出现全
盛势头，已到清朝中后期。
清前三千余年，湖南始终是
个陪衬。
清朝沿袭明朝旧制，在
两湖地区设立湖广行省，包
括湖北、湖南两省，省会设
在湖北武昌。直到雍正元年
（1723年），两湖首次分
闱，湖南作为独立一省，在
中国的版图上才首次亮相。
清朝中后期，以湖南安
化籍进士陶澍担任两江总督
为发端，该省人才开始酝酿
全面崛起。
自大清道光、咸丰两朝
起，曾、左联袂并肩，卓然
成功，此后百余年里，湖南
人才风云而起，沛然而出，
前后接力，一度主导中国时
局。
本书主角曾国藩、左宗
棠，是联手开创晚清人才首
次全面崛起的主推手、领路
人，两人又同是身后六七代
湖南人才崛起的渊薮。半个
世纪后，青年毛泽东总结本
省历史，对两人的开创之功
，仍满怀感佩之情：“曾左
，吾之先民。”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
（1811年），左宗棠生于
嘉庆十七年（1812年），
曾国藩比左宗棠只大一岁，
属同龄人。曾国藩老家在湖
南省长沙府湘乡县，左宗棠
老家在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
，两地相距仅百余公里，属
地道的湖南同乡。
出人意料的是，这对同
龄、同乡好友，虽然对晚清
中兴、湖南人才崛起同有开
创首功，但四十岁前依然英
雄陌路，稀有交集。
因大清国咸丰朝时势风
云骤变，曾、左同时抓准时
机，一时联手带出文臣如云
，武将如雨。其个人的轨迹
与国家的命运，从此都完全
改观了。二人不避时势艰难
，肩负国家重责，在洋务开
放中带头开荒拓路，不但刷
新了晚清大变局时代萎靡颓
败的旧气象，更兼培植、提
携了身后数代改变中国命运
的人才。
曾、左生前拜相封侯，
同列为“清朝二十四大名臣”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居同
时代中国名人之冠。两人在
生时功名之盛，声威之烈，
身后影响之大，传播之广，
在湖南历史上前所未有。
今人对于曾、左各自生
平事业，了解已经较多，但
对于曾、左生平交往故事，
却大多只见一鳞半爪，流于
片段，面于轶史。尤其对他
们如何成就首功的轨迹，往
往闻道于途，捕风捉影。
因为正史评述严重缺席
，曾、左交往中的真事实迹
一直深埋于故纸堆中，轶史
见缝插针，填漏补缺，自由
生长。经夸张、想象、移接
的各式“民间脸谱”形象，如
今已经蔓延进一些学者的作
品，谬悠流传，真相渐远。
曾、左身后，“曾左失和”“
凶终隙末”的声音，百余年
来不绝于耳。
正耶误耶？是耶非耶？
因“曾国藩热”近四十年
来持久不衰，站在曾国藩的
角度片段式研究曾、左关系
的短篇已不乏其多。但站在
左宗棠角度去还原历史本来
面貌，全面比较两人一生合
作、分歧，剖判其间的是非
得失，百余年来，仍多处留
下空白。
本书凭借典籍文物，对
遗迹实地作田野考查，以故
纸考证为依托，从左宗棠的
角度切入，以曾、左生平的
交往为主线，围绕两人相识
、相交、合作、断交、共事
、绝交的六段经历，逐一深
入剖析，点滴还原两人关系
全部的真相。
俗话说，盖棺论定。历
史人物的评价，身后基本都
可以确定下来。对历史人物
相对稳定的历史评价发生改
变，一般只有在两种情况下
才有可能发生：一是伴随新
的史料出现；二是时代已经
出现重大变化。以当代眼光
评价曾、左，历史评价发生
变化，主要是因为后者。
以左宗棠的角度去看曾
、左一生交往情形，会有哪
些不同以往的新发现？
我们现在即回到曾、左
第一次交往的历史现场中去
，逐一细看。

本书凭借典籍文物，对遗迹实地作田野考查，以故纸考证为依托，从左宗棠的角度切入，以曾、左生平的交往为主线，围绕两人相识、相交、合作、断交、共事、绝交的六段经历，逐一深入剖析，点滴还原两人关系全部的真相。

热闹与安静
这部作品写于四十五岁
之年，到动笔来写后记时，
四十七岁又过去了一月。
两岁的差距，是青年到
中年的距离。身体既然已到
抛物线的顶点，心态对应着
发生微妙的转折。
回看2018年秋，《左宗
棠：家书抵万金》开印时，
我去到北京新华印刷厂，从
清晨8点忙到傍晚6点，为首
批读者签满两千五百本新书
。待回到北京的青年湖南路
住地，北国星空湛蓝，心境
清湛辽远。
其时，《左宗棠》系列
写了十一年，出版到第三部
，第四部紧跟着要出版。谁
料，其后种种原因，闭关长
沙，不计年月埋头读书，转
眼又过去四年。
青年黄金期既然如昙花
故去，在书房中修养心性，
也是一种自在方式。只是，
偶然回头，才发现自己得预
习“奔五”了。
站在四十七岁的年龄点
上，生命确定走到中点。也
就是说，到了需要自我小结
一下前半生经历的时候了。
前半生经历，多年求学
，七年新闻，十年商会，一
直写作。
影响我前面四十六年轨
迹至深的人，是父亲。
一
父亲名徐友明，生于
1951年，出生在湖南省祁
东县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
庭。
爷爷青年时期当过兵，
曾在山东台儿庄打过日本鬼
子，身体受过五处重创，左
眼被打瞎，完全依靠运气从
死人堆里侥幸存活下来，这
才有了父亲七兄妹。
父亲是长子，后面跟有
三个弟弟、三个妹妹。成家
前夕，父亲听从爷爷的建议
，开始学做石匠。看中这门
手艺，是因为爷爷白手起家
，父亲只分得半间土屋，经
济朝夕拮据，数石匠工价最
高。
青年时代做石匠的经历
，锻炼出父亲一身蛮力，让
他颇有点西楚霸王项羽力拔
山兮的豪气。再加上他青年
时期又曾专门拜师学武，体
魄英武过人。我自小的记忆
里，父亲强烈自信，相隔三
米以内，能明显感觉到他辐
射出来的气场。
凭着强烈的自信跟豪壮
胆气，父亲三十六岁前遇到
人喜论武，爱好跟人比试高
下。因此之故，我从小在父
亲那里听来的，全是他在外
面跟人比智斗狠。父亲在饭
桌上说得最多的故事，是自
己怎么从赢到赢，让别人输
得口服心服。这让我的童年
跟少年阶段，一度生活在他
强大自信营造出来的气场里
。
父亲三十八岁那年，海
南省已经成立经济特区。他
得知消息，立即从家乡组织
一帮兄弟，赤手空拳跑去办
砖厂。海南环海多云，经常
连月阴雨，砖厂无法晒泥坯
，最终被迫关停。父亲再谋
出路，承包了一个挖地沟、
埋电缆的工地项目。他将工
地划块分包到人，以此来调
动一帮在家乡时平白惹事的
小伙儿卖力干活，四个月干
下来，提前完成验收。在这
里，他赚到了第一桶金。
父亲因忙于工地管事，
接连三个月忘了给家里写信
。老家的两亩水田，由母亲
负责打理。母亲出生在一个
文化人家庭，肩膀脆弱，性
格敏感，凡事考虑自我，根
本无力担起家庭农活。她见
父亲几个月无信，猜疑不已
，便要读初中的我，骑上父
亲留在家里的那辆飞鸽牌自
行车，去镇上发电报，谎称
“母病，速归”。父亲接报，
以为母亲病危，再无心工地
。加之年关在即，他决计乘
船归乡。建筑团队跟着散了
，海南之路中断。
1990年，家事既齐，母
亲支持，父亲再去深圳闯世
界。
他孤身一人跑到深圳，
通过徐氏远房宗亲，进了罗
湖体育场建筑工地。他在家
时原本没有砌过砖，更没有
刷过墙，为了实现承包工地
的梦想，父亲在施工员面前
冒充大工师傅，揽下砌砖、
粉墙的专业活。内行看门道
，很快穿帮了。粉刷墙面不
平，不能透光，专业的施工
员怀疑他在冒充大工师傅，
准备辞退。不知道父亲用的
什么理由，最终成功说服施
工员，又继续干了下去。他
边做边学，进步飞快，一个
星期后便无可挑剔了。
在罗湖体育场立定脚跟
后，父亲开始寻找承包工地
的机会。就在他干劲十足地
走在发财梦的路上时，母亲
在老家为种田争水，因骂人
被打了。母亲六神无主，喊
我马上要父亲回来帮她撑腰
。父亲又被我一封电报吓得
立即回乡，处理纠纷。他去
深圳的路又中断了。
接连两次意外，事业总
在腾飞期被迫中断，父亲不
无沮丧。权衡之下，他放弃
了外出闯世界的念头，为了
照顾家庭，更为了让我与妹
妹在高中阶段能够安心读书
，他选择在家乡寻找发财机
会。
父亲在湖北打工时，偶
然看到一台旧式二手拖拉机
，只要七百块钱。他以为不
过是二辆自行车的价钱，当
即买下。后费尽周章，从湖
北开回，从此在方圆几十里
内帮乡人运货。这台拖拉机
传输动力仍靠皮带，实在过
于老旧，属于淘汰版本，一
旦坏了，连替换零件都买不
到。偏偏它老是出故障，父
亲便霸蛮自学开拖拉机，兼
修理拖拉机。几年下来，他
成了里手。因此之故，我初
中阶段每逢节假日，经常被
他喊去，帮他在边上递零件
，或者磨气门，尽是些枯燥
无聊的活。
我内心极不情愿，表示
要在家看书。父亲说：读书
是在学校里的事，回家是用
来帮我干活的，要不老师放
学干什么呢？
1992年，父亲嫌开拖

点头之交
一
左宗棠与曾国藩生平第一次见面结交，开始于何时？
答案不免令人感到意外。今天离曾、左去世已近一个半世纪之久，无论是正史记述，还是轶史传闻，依然缺乏一个完全明确的结论。
唐浩明先生研究曾国藩三十余年，洞悉无遗，在《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一书中，他这样推测：
曾左二人的接触，最晚也应该在道光十五年的北京会试期间。在此之前，曾忙于在湘乡应付秀才与举人的考试。经过七次秀才试，在二十三岁那年曾国藩考中秀才，第二年道光十四年中举。左则是在二十一岁那年即以纳资的方式成为监生直接参加举人考试，并一举而中。第二年，即道光十三年，左进京会试告罢。道光十五年，左再次进京参加会试。此时，曾也以甲午科举人的身份进京会试。同为湖南举子，应该有见面的机会。三年后，两人又同时参加戊成科会试。这一次，曾高中进士点翰林，左第三次告罢。按常理，也会有见面的机会。但见没见面，现今已找不到文字根据。不过彼此都会知道对方，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上述文字无疑具有相当的准确性。笔者遍查各类研究文本，最终在《左宗棠全集·书信三》中发现左宗棠一则自述，可以比照印证。这段迄今最有说服力的文字，证实曾、左第一次见面结交，不晚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
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去信好友吴大廷，回忆历任两江总督对西征军军饷的支持态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尊论若使旧交处得为之地，断不支绌至此。诚哉是言。然默察晚近人心，亦有不尽然者。即以两江言之，曾文正独非四十年旧交乎？而乃先专东征之饷，继尼西征之饷。
这里的“即以两江言之，曾文正独非四十年旧交乎”一句至为关键，将曾、左初交时间，推回到1836年。
如果“四十年旧交”只是大数，那说曾、左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已经知道对方，符合历史当事人的披露。
如果此事属实，我们不免要问：曾、左为什么在1835年时第一次见面结识了？
最直观的推测，这年全国举行三年一届的会试，左宗棠第二次进京参加。曾国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乡试过关后，于这年首次进京应试。两人在北京相会了。
湖南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中榜举人五十名左右。加上往届举人，本届进京会试的湖南同乡有百十来名，在京期间，一般租住在湖南会馆附近。就是说，曾、左即使缘悭一面，此时至少已经相互知道对方姓名。
二
两人第一次见面结交的情形，据史实推测，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两人这年在北京相交。虽然曾、左会试均告落榜，但根据京城惯例，会试之后，士子之间流行互发名刺（用毛笔写上个人信息的纸片，相当于今天的名片），曾、左作为湖南籍同乡，同在北京湖南会馆落脚，很可能在那里第一次见面，相互发了名刺。
为什么亲历者没有将如此重要的场景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不难理解，曾、左此时均尚未发达，同行士子没有格外留意他们。加之两人这段时间的行迹，本人记录留白，后世人只能根据当时书信、事后传闻，做一些史料勾连，去想象推测。
1835年，左宗棠在京期间遇到过什么人，想了些什么事？
左宗棠方面的史料，可以从他跟大舅子周汝充的通信中找到。其时，左宗棠将家寄托在湘潭隐山桂在堂周家。到京后，他跟周汝充在书信中叙及行迹，同时向岳母、妻子通音信、报平安。
这年4月19日，左宗棠给周汝充来信，提到在京同乡有李石梧、汤海秋、丁伊辅、何仙槎等人，并没有曾国藩的名字。推测缘由，两人阴差阳错，有可能并未见到面。或者虽然见面了，但没有留下特别印象，可能止于点头之交。因此，左宗棠才没有突兀地在家书中写出曾国藩的名字。
第二种可能，两人这次在北京确实见面了，但因为某种原因，并未详细聚聊，会试返乡之后，应朋友之约，曾、左在长沙首次结交。
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且有曾国藩的行迹可供追溯：据《曾国藩年谱》，道光十六年，曾氏“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蓉、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月”。左宗棠跟郭嵩焘是湘阴同乡兼发小，郭嵩焘对这位在书信中以“今亮”（当代诸葛亮）自署的左大哥比较心仪，曾经极力保举他应朝廷“孝廉方正科”。因此，史实有可能是，通过郭嵩焘从中牵线搭桥，曾、左第一次在长沙结交了。从时间上来说，这更贴近左宗棠本人前面“四十年旧交”的表述。
如果这种可能成立，便可以很好地解释，曾、左结交之后，为何其后十七年不见书信往来。从左宗棠后来跟刘蓉、郭嵩焘的交往看，彼此气场不甚相投。刘、郭跟青年时代的曾国藩都偏文气，左宗棠则偏理工味。两者朋友圈也多有不同，曾国藩的朋友多为进士、官员，左宗棠的朋友圈大多是江忠源、王鑫、刘典这种接地气、偏武人气的民间士人。
不论曾、左相识于何时，结交于何地，大致弄明白即可，过细就成了掉书袋子。我们只需要凭借上述史实确定一点：虽然身处乱世前夕，曾、左首次结交并没有达到一见如故、从此长相交往的程度。
得出这一结论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