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中央高原南部的群山之上，散布着一些微不足道、人迹罕至的村庄，这些村庄因漫长而独特的历史联结在一起。在纳粹占领法国期间，维瓦莱-利尼翁高原的居民拯救了数千名逃出集中营的难民。随着纳粹受害者——抵抗战士、共济会成员、共产党员和犹太人，还有许多孩子——蜂拥而至，村民们团结起来，决心确保难民安全。
村民们为何以及如何拯救为数众多的难民，从未为世人所确知。但筹划营救任务的好几位关键人物依然健在，而被他们拯救、尚存于世的难民人数更多。卡罗琳·穆尔黑德设法寻访和采访了参与非凡义举的许多当事人，呈现了他们让人难以忘怀的证言。这是一个关于勇气和决心的故事，少数英勇的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不计其数的素不相识之人。

黎英亮，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欧洲史，著有《何谓民族？》，译有《野蛮大陆》《天生幸存者》等。

主要人物
重大事件
地图
前言
第一部 逃脱
第一章 吾之罪愆
第二章 屈辱营地
第三章 驱逐狂潮
第四章 国家耻辱
第二部 抵达
第五章 走近上帝
第六章 纯洁心灵
第七章 维希版图
第八章 瓮中之鼠
第九章 未掩鸡笼
第十章 致命之年
第十一章 湮没无闻
第十二章 穿越边境
第十三章 火山危坐
第十四章 救救孩子
第十五章 游击地区
第十六章 今日无言
第十七章 铭记战争
后记
插图清单
参考文献
注释
致谢
索引

1953年春季，在一本以
美国和平主义者为受众的双
周刊《和平新闻》（Peace
News）上，刊登了一个非
同寻常的故事。故事的主人
公是一位法德两国混血的新
教牧师安德烈·特罗克梅
（André Trocmé），他在
1940年5月德军进驻巴黎至
1944年夏天法国解放的几
年间，帮助拯救了大约
5000名被追捕的共产党人
、共济会员、抵抗战士以及
犹太人，使他们免于被送往
德占波兰境内的灭绝营。
故事发生于偏僻边远的
利尼翁河畔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教
区，此地位于法国中央高原
东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和
平新闻》告诉读者，特罗克
梅牧师以其坚定不移的和平
主义信念，鼓舞其新教教区
信徒，参与这场“善意的密
谋”，信徒们接纳、藏匿、
供养继而转移这些不幸出现
在纳粹处决名单上的可怜人
，帮助他们安全地转移到瑞
士。其中，许多获救者还是
懵懂幼童。
随着冷战开始，人们对
全球冲突的恐惧开始蔓延，
甘地的非暴力抗争似乎也有
了用武之地。而且，通过贬
抑通敌者、褒扬抵抗者，这
个故事也非常有助于为法国
的维希岁月寻求意义。法国
游击队员曾经在韦科尔高原
短暂建立自由政府，与之类
似，勒尚邦同样成为英勇抵
抗的象征符号，以及无私奉
献的道德典范。在这个“鸦
雀无声的国度”，在这个胡
格诺派教徒因为拒绝信奉天
主教而身陷险境，因而世世
代代缄默不言的地方，“针
对希特勒-贝当体制的非暴
力抵抗诞生了”。再加上一
名恭敬谄媚的本地省长、一
位良心发现的德国军官，以
及几个多嘴长舌、粗心大意
的本地居民，所有出场人物
也就凑齐了。不久以后，人
们就会开始用“平庸之善”（
banality of good）来形容
勒尚邦居民的谦逊和低调，
这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那个被过度使用的
“平庸之恶”的术语形成对比
。在《和平新闻》刊登这个
故事之后，各种各样的颂歌
赞词、新闻报道、回忆录、
纪录片和故事片接连不断地
出现。1988年，以色列犹
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表彰“国际义人”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勒尚邦成为全
世界范围内唯一受到表彰的
村庄。一个神话由此诞生。
但问题是，这并不完全
符合事实。
确实，有许多犹太人和
抵抗者得到拯救——但绝对
没有5000人那么多；他们
也不是靠非暴力抗争而得救
，而是靠想方设法、通力合
作的艰难冒险而得救。他们
不仅经历了普通意义上的冒
险，而且借助偏僻边远的独
特地理环境和沿路居民的默
默支持而涉险过关。那里有
一位相当正派体面的本地省
长，以及一名没那么残忍嗜
杀，但也绝对说不上良心发
现的德国军官。那里也不仅
有勒尚邦村，而且有维瓦莱
-利尼翁高原上的五六个村
庄，以及许多十分边远的村
落。那里也不止有一位新教
牧师，而且有24位新教牧师
，除了新教徒，比如达比派
和拉文派的信徒，还有普利
茅斯兄弟会追随者的后裔，
以及天主教徒和许多根本没
有宗教信仰的世俗人士。此
外还有医生、教师、大学教
授、学生，以及童子军里的
许多男孩女孩，他们都发挥
了关键作用。反而是安德烈
·特罗克梅，他要比故事里
面描述得更加难以捉摸、爱
添麻烦、疑神疑鬼。对某些
人来说，特罗克梅是个英雄
，但对其他人来说，特罗克
梅只是个骗子。他死于
1971年，去世之后声誉日
隆。
在事情过去70年后，探
寻真相变得更加有趣。神话
远远脱离了事实，由此引起
了无休止的争执、妒忌、诽
谤、中伤、传闻、控诉、反
诉、偏见，引起天主教徒与
新教徒之间、武装抵抗者与
和平主义者之间、平民百姓
与游击队员之间、信奉宗教
者与无神论者之间，以及追
求荣誉者和保持沉默者之间
怒目而视。时至今日，这个
题目依然炙手可热，一如多
年以来那样，依然成为地方
政治与历史叙事激烈对抗的
热议话题。即使在2004年
，法国总统希拉克称颂勒尚
邦为“我们国家的良心”，也
依旧无补于事。
在德国占领与维希政府
统治的灰暗又可怕的岁月里
，在维瓦莱-利尼翁高原上
，的确发生过一段关乎勇气
、信念、道德的故事。但那
也是一段记忆与事实渐行渐
远的故事。

卡罗琳·穆尔黑德二战作品集，入围2014年塞缪尔·约翰逊图书奖非虚构类著作。
当人们团结起来反抗暴政，注定会成就了不起的伟业，本书讲述了少数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的英雄人物，以及人们团结起来反对暴政时可以做什么的故事。

战争结束后不久，有人
问及西马德组织的马德莱娜
·巴罗，能否列举那些在拯
救犹太人的行动中建立功勋
的名字，巴罗拒绝了。巴罗
说道，不必彰显他们的事迹
，因为他们选择不去标榜自
己。而且她不希望人们“不
光彩地”利用过去的事情。
在很大程度上，维瓦莱-利
尼翁高原的居民都是这样想
的，他们选择对战争年代的
英勇壮举保持沉默，就像数
百年来在受到宗教迫害时保
持沉默那样。但他们并非始
终缄默不语。在各种各样的
“记忆争夺战”（mémoires
contestées，法国历史学家
很喜欢这个术语）中，对于
勒尚邦、唐斯、费伊和马泽
在德国占领期间的情形，出
现了许多不怀好意的版本。
当这些“记忆战争”最终爆发
的时候，居民们总是异常激
烈地捍卫真实的记忆。
历经20世纪50年代、60
年代、70年代，高原回归到
战前的状态。越来越多的樟
子松被引入种植，越来越多
的拖拉机取代了本地灰白色
的高头大马，达比派的信徒
退隐到他们的私人生活中，
夏季游客依旧来到森林里漫
步。然而，在平静的表面之
下，人们却心绪难平。关于
勒尚邦的神话越闻名遐迩—
—人们越是尊崇特罗克梅牧
师，越是谈论和平主义以及
那些虔诚新教徒的无私行为
——唐斯、费伊、马泽以及
高原上其他村落的居民就越
是心绪难平。
然后，在1979年，美国
历史学家菲利普·哈利
（Philip Hallie）为了证明和
平主义能够成功对抗暴力，
偶然发现了这个故事。在一
次前往费城郊外斯沃斯莫尔
学院的访问中，他发现了安
德烈·特罗克梅的自传，以
及玛格达所做的补充。当时
这部自传被束之高阁，并没
有公开出版的计划。这部自
传是一枚未爆炸的小型炸弹
。
按照哈利的著作《不要
让无辜者流血》（Lest
Innocent Blood be Shed）
中的说法，安德烈·特罗克
梅成为“勒尚邦的灵魂”，或
多或少是在孤身奋战，他向
其教区居民灌输非暴力抗争
的理念，而他所主持的长老
会也成为拯救行动的核心。
书中很少提及甚至根本不提
马德莱娜·德雷福斯、约瑟
夫·巴斯、德莱亚热女士、
马伯小姐或者马德莱娜·巴
罗，也不提及其他重要村庄
，包括马泽村、唐斯村或者
费伊村。至于达比派信徒，
更是完全不见踪影。
村长夏尔·吉永当时根本
就不在勒尚邦，却被作者描
述为曾经催促玛格达赶走第
一个犹太难民。作者认为博
埃涅牧师曾极力说服特罗克
梅不要接纳犹太孩子。勒福
雷捷被作者形容为“纯粹的
蠢货”(puro folle）——一个
粗心大意、粗枝大叶的人，
差点因为冲动鲁莽而危及所
有人的安全。德军少校施梅
林主持的法庭判处勒福雷捷
死刑，作者却说施梅林不仅
已尽力挽救勒福雷捷，而且
被高原居民的和平主义感动
，以至于对那些村庄投以善
意的目光，挽救了躲藏在那
里的犹太人。作者说，当地
警察对非暴力行为的印象如
此深刻，以至于停止追捕藏
匿的犹太人。游击队领导人
埃罗是个冷静的领导者，他
阻止了年轻人的愚蠢举动，
但在书中完全不见踪影。在
这个已被神化而且流传至今
的叙事版本中，勒尚邦或多
或少是在孤军奋战，而且是
在特罗克梅的指引下孤军奋
战。这个叙事版本试图说明
，非暴力行为能够征服维希
分子和德国人的心。
曾经有一段时间，起码
在哈利著作的法文版出版以
前，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书中
的说法，尽管博埃涅已察觉
到此书对自己的各种诋毁，
并迫使作者删去四页最具有
侮辱性的内容。当时高原居
民还心安理得地沉浸在喜悦
中，他们迎来了一块主要由
奥斯卡·罗索夫斯基设计制
造的牌匾，牌匾上用法语和
希伯来语向新教徒致敬，感
谢他们“藏匿、保护、拯救
数以千计被迫害的人”，揭
牌仪式就安排在1979年夏
天。牌匾上铭刻了144个心
怀感激的犹太人的名字。当
时特罗克梅已去世了，就安
葬在牌匾附近的墓地里，但
泰斯及其家人都出席了揭牌
仪式。
然后，在1987年，一名
出生在高原上的制片人皮埃
尔·绍瓦热（Pierre Sauvage
）决定为这场“记忆战争”制
作一部纪录片。他把这部纪
录片命名为《精神武器》
(Weapons of the Spirit）。
在戛纳电影节上，一位为《
世界报》（Le Monde）撰
稿的影评人把这部纪录片吹
捧为“赞美诗”（hymn），
称赞其歌颂了新教农民的无
私善举。在这部纪录片中，
绍瓦热大量引用哈利的观点
，比如特罗克梅的惊人之举
，比如无所不能的善意精神
塑造和引领了他的教区居民
。与此同时，哈利还在制造
善意的神话，他在美国开设
讲座，在讲座中，施梅林竟
然变成高原上犹太人的保护
者，他虽然有缺陷，但归根
到底还是品格高贵的人。罗
歇·邦菲斯（Roger Bonfils
）是利尼翁旅馆的业主，而
那个旅馆正是德军伤兵之家
。据说邦菲斯描述了特罗克
梅与施梅林的一次会见，而
他是那次会见的见证人，二
人在会见中达成了庇护犹太
人的协议，但这协议明显是
伪造的。
……
假如约翰·达比回到高原
，再次行走于村庄之间去布
道，他会惊奇地发现人们的
生活方式几乎毫无改变。拉
文派的信徒

栩栩如生的……对于维希
时期不留情面但依然公允的
论述……我们需要这样的著
作，让我们不至于遗忘那段
过往。
——艾伦·贾德，《旁观
者》杂志
一个关于道德与勇气、
令人振奋的故事。
——《星期日泰晤士报》
一本写得极好而且非常
重要的作品。
——《独立报》

第一章 吾之罪愆
1926年夏天，当阿龙·利弗朗（Aaron Liwerant）将其未婚妻萨拉（Sara）从准岳父母在华沙的家接到巴黎的时候，法国还算是个理想的避难所。因为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大量劳动力，所以法国政府欢迎许多波兰人、俄国人、加利西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入籍，以此填补工矿企业的职位空缺。巴黎左岸的国际书店出售俄语和波兰语的图书和报纸。法国人也欢迎德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他们来法国是为了逃脱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的迫害，有些难民甚至去法国南部务农。
阿龙是个皮革匠，而萨拉则帮忙把阿龙从作坊带回家的扣子包上丝绸或者蒙上皮革。阿龙和萨拉的第一个孩子贝尔特（Berthe）生于1927年4月；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叫西蒙（Simon），生于1928年11月。尽管阿龙和萨拉偶尔会谈论，夫妻俩终有一日会回到波兰，但他们还是让两个孩子入籍，成为法国公民。
利弗朗一家在巴黎美丽城（Belleville）租了两个房间，房间没有浴室，还要与邻居共用厕所。美丽城邻近玛莱区（Marais）和11、12、18区，是绝大多数外国移民在巴黎落脚的家园，尤其是从事皮革和纺织行业的犹太家庭的家园。阿龙的姐妹也在法国落脚，而且也入了法国国籍，她与阿龙和萨拉都不觉得自己是外来户。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籍犹太人还享受着法国大革命的遗产，革命赋予国内所有宗教少数派以平等权利，当时这种宗教宽容政策只在法国和美国实行。利弗朗一家认为自己是忠诚的公民，与其他法国人享有平等的权利，生活在这个强大且宽容的共和制国家。
尽管一家人在家里说意第绪语，但贝尔特和西蒙都会说法语。法国是他们的祖国；而且他们并不知道还有别的国家能被称为祖国，只是饶有趣味地聆听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在波兰的故事，也知道那里屡屡发生的屠杀迫使自己的父母背井离乡。每天放学后，西蒙会帮妈妈给阿龙从皮革作坊带回来的扣子包上蒙皮，然后妈妈就会给西蒙一法郎，他会拿这一法郎去买邮票，通常是航空题材的邮票。
1936年的大选让“人民阵线”的莱昂·布卢姆（Leon Blum）上台执政，布卢姆是犹太人，也是社会主义者。“人民阵线”欢迎移民，致力于改善法国工人的待遇，但这也引发了更多的罢工和暴力冲突。及至此时，法国还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大比例的外国移民，甚至比美国的外国移民比例还要大。当姗姗来迟的世界经济危机终于波及法国的时候，法国工矿企业失业率猛涨，外国工人开始感到来自周围的敌意，而在不久之前，周围的人们还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
西蒙十岁那年，也就是1938年，莱昂·布卢姆的政府倒台，社会上充斥着关于世界犹太人联合会的谣言，以及对身为犹太人的布卢姆的人身攻击，布卢姆就像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有着蓬松的黑色直发、整洁的胡须和鬓角，有人攻击他是寄生者、流浪者、伪证者，以及“健康男子气概”的破坏者。人们为国家的病症寻找病根，有些法国人开始把300万外国移民，尤其是犹太移民视为合适的替罪羊；反犹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洪流充斥于小册子、图书和文章中，到处都是秘密社团、撒旦崇拜、第五纵队等谣言。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许多人认为这些谣言已经销声匿迹，突然间却又死灰复燃。年事已高的前总理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曾说“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反犹主义将不会在法国卷土重来”，此时此刻未免有点讽刺。
还有更引人入胜但也更耸人听闻的——人们要么听从保王党知识分子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训话，他的右翼民族主义言论发表于《法兰西行动报》(L'Action Fran?aise)，他说“有一样东西已经死亡了，那就是针对犹太人的半宽容精神……一股令人畏惧的‘打倒犹太人’呼声充斥于每个人的胸膛，而且必将变成发自每个人心底的呐喊”；要么信服莫拉斯的同伙、獐头鼠目的儿科医生塞利纳（Celine）的煽动。莫拉斯本人是个矮子，说话结结巴巴，蓄着整洁的山羊胡子；他麾下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组成“国王的报贩”（Camelots du Roi），其成员都是些暴徒恶棍。
莫拉斯和塞利纳都认为，法国长期以来都被内部敌人剥削和背叛，有好几次，他们把接踵而至的内部敌人比喻为潮沙涨退。他们无疑是能言善辩的，其辩才甚至赋予其理念以某种合法性。1939年5月，当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声称要“搜捕、甄别、驱逐”非法移民时，许多人为他欢呼喝彩。作为激进党的领导人，达拉第已经明显右倾。犹太移民人数已经到了“临界点”，上万犹太移民应该被送到“别处”。在巴黎美丽城，利弗朗及其犹太邻居只能尽量低调，希望这种敌意终将过去，他们过去就是如此渡过难关的。1939年9月，法国对德国的宣战并未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冲击，“奇怪的战争”，又被称为“假战”，也未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冲击，就连天主教作家乔治·贝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在移居南美洲之前也评论道，这场战争一点都不奇怪，却让人感到悲哀。大约40000名犹太人加入法国军队。1940年3月，战争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