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经学与史学的关系及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这一时期是史学自经学中分离并不断稳固自立学科地位的关键时期，经学的变化与史学的发展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不断从玄学和佛学中汲取营养，儒学、佛学和道家融会互通；史学则亦经亦史、半经半史，体现了经学对于史学的思想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的精神依附。隋唐时期为适应大统一的政治需要，倡导儒、释、道三教并重，逐步实现了从汉学到宋学的承接转变；史学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途发展的基础上，离经自立并成为与经学并立的学科门类，史次于经、先于子的格局，在隋唐时期固化和定格。同时，史学也日渐摆脱与文学的纠缠，凸显自己的学科属性，巩固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实现了转折和创新。

李传印，男，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和研究，出版《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速读二十四史》等著作13部、先后应邀为安徽电视台、中国石油南油集团公司、中国石化安庆石油化工厂、海南第一投资集团公司、十堰广播电视大学等企事业单位举行国学培训或举办国学讲座

绪论
一、分立、综合和统一：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在转折中创新
二、经学对于史学的思想统摄与史学对于经学的精神依附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经学与史学的分途和史学的升格
第一节 文献目录上经史分途的实现
一、学术实践上经史分离与文献目录上史附于经
二、经、史对称，经与史的学科边界逐渐清晰
三、史学自我意识的增强
四、《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独立成类
第二节 文史相揖别和子史换位过程中史学的升格
一、文史相揖别
二、子史换位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史学学科自立之路上的依经附圣
第一节 汉晋之间史学半经半史的思想特色
一、《春秋》经学与扬雄、班固对《史记》的评价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实录观念的道德呈现性
第二节 刘勰依经附圣的史学主张
一、刘勰评论前代诸史的经学标准
二、刘勰直书实录意识的经学趣味
第三节 柳划实录观的经学取向
一、柳划直书观念的特殊意蕴
二、柳划“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说的经学思想内核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经学的玄学化与史学的玄学化倾向
第一节 经学的玄学化
一、不守章句，关注天道大义的经学新动向
二、训诂经学向义理经学的复归
三、援道入儒，发掘经学新义
四、学者“儒玄并综”
第二节 史学的玄学化倾向
一、史家亦儒亦玄的多重身份
二、从家传的撰修看历史撰述的玄学化特征
三、历史认识的义理化倾向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经学的佛化及其对史学的影响
第一节 经学的佛化——以皇侃《论语义疏》为中心
一、皇侃亦儒亦佛的二重学术人格
二、援佛入经，《论语义疏》中佛教因素
三、《论语义疏》引用佛教经义注经
第二节 经学的佛化对于史学发展的影响
一、史学家经学、佛学、史学三位一体的主体特征
二、正史关注并重视对佛教的记述
三、史学出现了重要分支——佛教史学
四、佛教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渗透
五、佛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的影响
第五章 南北朝经学的分立与史学的异趣
第一节 南北经学的分立
一、“喜新而得伪”：南学的特点
二、“守旧而疑新”：北学的特点
三、南北经学比较
第二节 南北史学的异趣
一、南朝史家撰史“多依《春秋》之体”
二、北朝史家撰史多“从迁、固之体”
三、南朝史学重说理
四、北朝史学重叙事
第六章 隋代经学的合流与史学的融汇
第一节 隋代的儒学政策与南北经学的合流
一、隋代的儒学政策
二、隋代南北经学的合流
第二节 隋代史学的融汇
一、朝廷对修史的垄断
二、王通的经史学
第七章 唐初经学的统一与史学的总结
第一节 唐初经学的统一
一、唐初君主的崇儒政策
二、经学的统一与《五经正义》的编撰
第二节 儒学对唐初修史观念的影响——以“八史”为中心
一、唐初史书的儒学观
二、儒学与唐初“八史”的史论
第八章 唐代中期的崇经观念与史学
第一节 刘知幾的“激扬名教”思想与史学
一、刘知幾的儒学观
二、刘知幾的“激扬名教”思想与史学
第二节 吴兢的“崇儒”思想与史书编撰
一、吴兢的“崇儒”思想
二、“崇儒”思想与《贞观政要》的编撰
第三节 杜佑的重礼思想与史学
一、杜佑的重礼思想
二、重礼观念与杜佑的史学
第九章 唐中后期新《春秋》学的兴起与史学
第一节 政治、文化格局和新《春秋》学的兴起
一、唐中后期的政治与文化格局
二、新《春秋》学的兴起
第二节 新《春秋》学与中晚唐史学褒贬义例的运用
一、修史讲褒贬义例成为共识
二、褒贬义例在中晚唐史学中的运用
第十章 唐代后期的儒学新风与史学的变化
第一节 唐代后期的儒学新风
一、韩愈开创的儒学新风
二、韩门弟子及后学对韩愈思想的发展
第二节 新儒学与史学
一、道统论的史学含义
二、儒学新风与史学的变化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经史关系属于中国经
史之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
要问题，从史学角度而言
，它属于中国史学思想史
研究的范围。在中国几千
年的史学发展过程中，经
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对
于史学有着长期而深远的
影响。这种影响的具体表
现，一是史学具有明显的
宗经倾向。从司马迁的“
折中于夫子”“考信于六艺
”，到刘勰的“宗经征圣”
，再到章学诚的本于“《
春秋》之义”，传统史学
的发展，宗经思想是一贯
到底的。二是史学随着经
学思潮的变化而变化。自
汉代经学兴起以后，两干
多年来经学一直处于不断
的流变过程中，两汉经学
、魏晋玄学、宋明理学、
清代朴学，便是经学流变
过程中呈现出的主要时代
形态；史学也相应地出现
了两汉崇经、魏晋玄化、
宋明义理化和清代重考证
的不同思想方法倾向。三
是史学重视探讨经史关系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
很多学者都参与了对于经
史关系的探讨，其中王通
的“三经亦史”、王阳明的
“五经亦史”、李贽的“六
经皆史”、龚自珍的“六经
者，周史之宗子”诸说都
有较大的影响。而从史学
角度对经史关系作出最为
系统而深入的探讨的，当
属史评家章学诚，他从经
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肯
定了六经的史学属性。与
此同时，中国经学在发展
过程中，也受到了史学的
影响。史学对于经学的影
响，集中体现在以史证经
上。所谓以史证经，即将
史学纳入经学范围，用史
学去说明或证明经学的观
点。司马迁在《太史公自
序》中引用孔子的话说：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
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这里说的是孔子何以作
《春秋》之史，其实也揭
示了中国经学何以要以史
为证的原因。经学家们正
是通过历史史实的引述，
才使得他们的经学观点得
以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
之上，进而使他们的经学
观点更具有说服力。由此
来看，一部中国经史关系
史，其实就是一部以经解
史与以史证经的历史。
早在十年前，我已经
开始关注中国经史关系史
这个问题，并陆续发表了
一些这方面的论文。
2011年，吴怀祺先生主
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思
想通论》出版，其中的《
经史关系论卷》便是由我
撰写的。该书作为史学界
探讨经史关系问题的第一
部专著，主要是就中国经
史关系的一些基本理论问
题进行了阐述。就在当年
，我申请的教育部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目“经史流
变探源”获得立项。此后
数年，我和我的团队以此
项目为基础，对中国经史
关系史进行了系统探讨，
并于2016年完成了课题
结项工作。2017年，我
在“经史流变探源”结项成
果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
的修改，以“中国经史关
系史”为书名，由黄山书
社正式出版，并成为“十
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
版规划项目。在这个过程
中，我一直想写作一部多
卷本的中国经史关系通史
，希望更加系统、深入地
对中国经史关系史作出探
讨。这个想法得到了福建
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经过学术团队的共同努力
，这部汇聚了我和我的团
队多年心血，多达160余
万字的四卷本《中国经史
关系通史》总算撰写完成
了。
作为团队合作的产物
，本书具体执笔人分工如
下：
《先秦两汉卷》由汪
高鑫、马新月撰写，《魏
晋南北朝隋唐卷》由李传
印、吴海兰撰写，《宋元
明卷》由汪高鑫、邓锐、
李德峰撰写，《清代民国
卷》由王记录、李玉莉撰
写。全书由我拟定初纲、
进行统稿。
多卷本《中国经史关
系通史》的完成，首先是
团队精诚合作的结果。自
古以来众人修史多属不易
，我的学识和组织能力都
有限，如果没有团队同仁
的大力支持，要想完成撰
写任务是难以想象的。我
们在撰写过程中，一切从
提高书稿质量的态度出发
，积极、坦诚地交换意见
，反复进行认真修改，从
而有了最终的成果。其次
要非常感谢福建人民出版
社领导的持续关心，各位
编辑同志的密切配合，他
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是书
稿得以完成的重要保证。
本书难免还存在着各
种不足甚至错误，祈请学
界同仁批评指正，以便我
们对这一问题作出进一步
的研究。
汪高鑫谨识
2020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