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刻的巨变》是格蕾丝·佩雷的短篇小说精选集。佩雷是著名的美国作家，其作品受到了村上春树、苏珊·桑塔格、安吉拉·卡特等众多国际知名作家的一致推崇。本书出版时，进入了同年美国普利策奖及国家图书奖的决选名单。在本书中，佩雷以独特的洞见和对人物的怜悯之心，讲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夫妻之间的爱与冲突，描摹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困境和困惑。

两只耳朵，三份好运
Ⅰ 人的小小烦恼（1959）
再见，好运
一个女人，年轻而衰老
淡粉色的烤肉
最洪亮的声音
竞赛
生活中的一种乐趣
不可更改的直径
漫长快乐的人生中两则伤心简短的故事
猿形毕露
漂浮的真相
Ⅱ 最后一刻的巨变（1974）
渴望
债务
距离
下午的菲丝
曲调阴沉
活着
来吧，你们这些艺术之子
树上的菲丝
撒母耳
负重之人
最后一刻的巨变
政治事务
东北操场
小姑娘
与父亲的谈话
移民故事
长跑选手
Ⅲ 当天晚些时候（1985）
爱
绝迹语言里的空想家
在花园里
拉维尼亚：一个古老的故事
朋友们
当时，或一个玩笑的历史
焦虑
在这个国家，但使用着别国的语言，我的姨妈拒绝
嫁给那个人人都希望她嫁的男人
母亲
鲁西和伊迪
一个男人向我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
听故事的人
这是我的玩具发明家朋友乔治的故事
扎格罗斯基说
倾听

两只耳朵，三份好运
在一九五四年或是一九
五五年，我决定写个故事
。我已经写了些不错的段
落，里面有些一流的句子
，但我既不知该如何将男
男女女们写成文字，也无
法在那些零散的碎笔中找
到故事。从孩提时代起，
我就一直在写诗。我最为
浓厚的阅读乐趣都集中在
诗歌上。
但在一九五四年或是一
九五五年，我必须得用某
种全新的方式，来讲述生
活在那个年代的男人与女
人。有些知识正创造出真
实可感的压力，或许就压
在我胸口正中——或许就在
心脏的右侧。我开始承受
小说家的痛苦：听着！我
得告诉你一些事情！我只
是不知道怎样用诗歌来表
达。其他写作者不费吹灰
之力就能搞明白，而我呢
，似乎始终是凭借着一只
耳朵的天赋吟唱，也就是
负责文学的那只耳朵。
于是最初的两份小运气
出现了。我病了，几周以
来，孩子们只能在“格林威
治课后之家”一直待到晚饭
时间，但我还没病到不能
坐在客厅里的桌前终日书
写或打字。我开始写《再
见，好运》这个故事，意
想不到的是，我竟然给写
完了。写了那么多。接着
是《竞赛》。几个月后，
我完成了《一个女人，年
轻而衰老》。数年后回想
，我明白，我找到了自己
的另一只耳朵。突然间，
写这些故事使得那只耳朵
能够恪尽职守，能够记起
街头语言，记起夹杂着俄
语和意第绪语口音的故乡
的语言，那是我早期的人
物耳熟能详的语言，也是
我唯一讲的语言。两只耳
朵，一只倾听文学，一只
倾听故乡，对作家而言大
有用处。
我把这三篇小说投向浩
瀚的出版世界时，事情进
展不太顺利。
我一直在阅读当时的小
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
小说，无论是传统的、先
锋的，还是之后的垮掉派
，都属于男人。
我以前就是个彻头彻尾
的男孩子(许多小女孩儿读
了《汤姆·索亚历险记》，
知道她们发现了那个真正
的、男孩的自己，这句话
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我早已确信，我可能
不会去写意义重大的严肃
的东西。作为成年女性，
我别无选择。日常生活、
厨房生活、育儿生活都被
一股脑地交到了我手里，
这是我的责任，也是好运
的开端，尽管我对此一无
所知。
在我们暗无天日的地下
公寓，在黑漆漆的一天，
一个父亲猛地坐进宽大的
椅子里，等着领他的两个
孩子回家，那两个孩子是
我孩子的朋友。就在带孩
子离开前，他看向了我。
他说他的前妻，也就是孩
子们的母亲，我的朋友蒂
比，要他读读我写的故事
。我很可能说的是：哦，
你别放在心上。但他确实
放在心上了。两星期后，
他又来接孩子们。这一次
，他坐在了厨房的桌边(在
房间里边充当待客的桌子
）。他问我是否可以再写
七篇小说，和他读过的那
三篇类似就行。他说他要
出版这本书，将由双日出
版社出版。他叫肯·麦考密
克，是个编辑，因此可以
说这样的话，并且一定能
实现。当然了，出售短篇
小说并非一桩充满希望的
生意。他建议我接下来写
一部长篇小说。（我试了
好几年。我失败了。)
好吧，那就是运气，不
是吗？我说这个并非要贬
低这些故事。我勤勤恳恳
地写下它们，尽我所能地
写得真挚出色。但其他人
也是一样，虽然他们并不
总能签到合约。我说那次
碰面与出版是小小的运气
，并非因为这些事不具有
压倒性的影响力。它们当
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说是
小小的运气，只是就它们
仅为私事以及仅带来私人
乐趣而言。
至于巨大的幸运，那必
然事关政治运动，事关你
洗盘子时发生在你身上的
历史，事关男人们为他们
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所筹
谋的战争。
我是个在运动早期进行
写作的女人，那时，忧虑
怨恨的小水滴和高贵的愤
怒正隐秘、缓慢地汇聚成
女性运动的第二股浪潮。
我并不知道我的小水滴在
这滔天巨浪中占有一席之
地，并有所用处。其他人
，比如鲁斯·赫斯伯格，她
在一九四八年写了《亚当
的肋骨》，还有蒂莉·奥尔
森，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和五十年代，她一直在写
小说，比我更清醒，也承
受了更多。这伟大的浪潮
将在半个世纪后抵达高潮
，让男人气急败坏，焦虑
不安，但在激烈的碰撞中
多少有些进步。
每一位在那个时代写作
的女性都不得不在女性主
义的浪潮中游泳。无论她
怎么想，哪怕是英勇地逆
流而上，那也是得到了这
一浪潮的支持——浮力，喧
哗，盐度。
自从写了《人的小小烦
恼》，我就经常离开家。
作为和平主义者和女权主
义者，我通过政治工作有
了巨大收获。在战争期间
，我带着政治任务游历越
南，也去了瑞典、俄国、
中美洲，看见了中国、智
利，并在会议上进行了汇
报。因此，在《最后一刻
的巨变》和《当天晚些时
候》这两本书中，与我同
在的一些人不得不和我分
享这些旅程。当然了，有
些人仍旧很年轻，他们出
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
年代。
其中许多人依然是我的
好伙伴，构成了我巨大的
好运。有我孩童时期的邻
居，有我孩子们小时候的
邻居，在儿童的公园或是
大人的五角大楼边发生的
示威中，在生机勃勃的邻
近街区反对海湾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