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的伊娃在手术室里接受变性手术，而在一墙之隔的走廊里，她的妈妈正在焦急、迷茫地等待着。
伊娃从小就和其他女孩不太一样，她觉得自己是被困在女性身体里的男孩，而世俗的眼光让她压抑得透不过气。而妈妈却不明白女儿身上发生的一切，她困惑不解，沮丧不安，她以为忽视女儿那些“怪异的”表现就可以装作一切未曾发生。她的内心被传统观念与母爱天性拉扯分裂，他们的家庭一度陷入崩溃。
最终，妈妈决定努力去理解女儿，甚至自责地认为是自己导致了如今的一切，也许帮助女儿实现她的愿望，会是所有人的救赎……

陈英，意大利语言学博士，现任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译有《愤怒的城堡》《一个人消失在世上》《迫害》《拳头》《威尼斯是一条鱼》《鞋带》等。

《我将如何呼唤你》无目录

本书以伊娃的性别认知障碍为主线，但全篇从母亲的视角展开。透过母亲的视角，我们看到一个从小就偏好火车机械玩具的小女孩，一个爱穿裤子而不是裙子的小女孩，一个偷偷告诉朋友自己其实是个男生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忍受着旁人的白眼与侮辱，想方设法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甚至不惜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是，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为世俗成见所折损的性别认知障碍者，还能看到女性以及性少数群体在当今社会遭遇的种种不公，还能看到她的亲人在其间经历的痛苦折磨。看着小说里的人物们从一开始的逃避、惶惑到激烈反对、试图“扭转”问题，再到绝望，最后试着接受，读者也许会明白这些事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们总觉得可以选择和
追求自己的生活，但所有人
都很难摆脱与生俱来的东西
，很难摆脱那些比痛苦更焦
灼的东西。
——阿尔达·梅里尼《邻
家女疯子》
凡是人类创造的，人都
可以毁掉，唯一无法抹去的
是自然的印记。
——让-雅克·卢梭《爱弥
儿》
我相信，有些东西如果
我没拍下来，就永远没人看
到。
——戴安·阿勃丝
这不是我的错，而是你
做事只做了一半。
——亚历山德罗对他母亲
说

伊娃，我在这里，在你身边。我坐在手术室旁冰冷的走廊里，你光着身子躺在里边，这是你作为女孩、女人和女性的最后时刻。
你听不到我，也看不到我，但我在这里，我没有丢下你。我发誓我会待在这里，直到手术结束。我把你带到这遥远的地方，如同完成一场献祭，而你是那只献祭的羔羊，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直到献祭完成，直到你不再是你，直到你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妈妈，你不要走，别把我一个人留在里面。”你说，“求你一分钟都不要离开，如果我醒了，我希望看见你在我身边。”
我知道未来几个小时你都不会醒过来，但我还是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我答应过你的事，我一定要做到，如果我从椅子上起身，好像会带来厄运。
有人时不时给我送来一杯饮料，有茶、咖啡和果汁。他们没问我要不要喝，而是直接送过来，把杯子放在我身旁的椅子上，我用目光向他们致谢。
他们把我当作一只被遗弃的动物，好像不喂食就会死去。
没几个人知道我的名字。他们只是称我为“母亲”，把我当作一个模板、源头，我是所有人、所有生物的母亲，一定会拯救子女，带他们驶往安宁的港湾。
他们不说我是谁的母亲，只是把我称为“母亲”。
在这条路上，我孤单一人，我下定决心独自走完全程，我和你一起背负重担，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你永远都是我的孩子。倘若我们犯了错，也是我们共同的错。
我不看书，也不和人说话，我没有力气。我只是静静等候着，千万个思绪在我心底翻涌，来了又去。有时我会陷入回忆之中，有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像一个掏空的南瓜。我的思绪一旦停下，就会产生一些不合时宜的联想。比方说“掏空的南瓜”，我就想到了过万圣节时，你特别想要一盏南瓜灯。我们整个早上都在掏南瓜，切南瓜，最后完成时，南瓜灯上尖利的牙齿却把你吓哭了。最后你父亲来帮忙，把牙齿改成了笑脸。
这是你父亲最大的优点，他会处理各种麻烦，磨去棱角，不让我们受伤。他一直说我性格太极端了，太不会协调了：“不是所有事情都非黑即白，还存在让人舒适的中间地带。”他把这种才能也用到了给你乔装打扮上。那次你本来要扮成巫婆，但你说穿裙子很冷，而且让你很不自在，你哭了，你父亲特别心疼，把你装扮成了吸血鬼。
他把裙子改成了斗篷，把扫帚改成了镰刀，于是你从巫婆变成了吸血鬼。为了安抚你的情绪，他打开工具箱忙活了一整天，你一直待在他身边。就像之前无数次，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想让事情过去，他好待在安全地带。
然而我和他不一样，我能看到事情的真相。我和你息息相通，我们一起待在那片极地，呼吸着四周冰冷的空气。 如同今天冰冷的空气。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坐了多久，也不知道会继续待到什么时候。他们说，如果一切顺利，没出现意外，如果你的身体没出现排斥反应，这场手术需要六七个小时。
这已经不重要了，时间早已不复存在，或者永远停滞了。只有你成为全新的人，睁开懵懂的双眼看到我时，时间才开始重新启动：那才是新纪元，新时代。从那时起，我们要以新的方式看着彼此，相互呼唤和交谈。
我时不时接到从意大利打来的电话，他们想了解情况，想安慰我，或者寻求我的安慰。我像一棵高大挺拔的树，根深深地扎在土里，他们想从我这里获得慰藉。
今天一大早，你父亲打电话给我，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场“变形”有没有开始。他问我： “你怎么样?你们俩都还好吧?”他想知道手术的具体情况，可我不愿说。有些事情，说了只会让人更焦虑。
我让他不要来，我一点都不想让他看到今天早上的画面，我从手术室玻璃窗外看到的你。因为麻药的作用，你在昏睡，你赤裸着身体，面朝上躺在冰冷的手术室里，暴露在大家的目光之下。周围的人来来往往，谈天说地，聊昨天的饭菜、炎热的天气，或是抱怨空调太冷很容易感冒。我也不想让他看到医生用绿色记号笔在你身上画线，标出手术刀落下的位置。
这些线条与我们一起涂鸦时留在你身上的线条不一样。我们曾经一起画画，一画就是几个小时。画一条线代表身体，然后添上两条腿、两条胳膊，这样就画好了一个小人。你画了爸爸、妈妈和伊娃。小人周围是草坪、房子、马路、小河和蓝蓝的天空。从那时候起，幸福的生活便开始一点点磨灭。
我知道你父亲可能会无法承受。
我知道那个场景会无数次出现在他梦里，年复一年，无法抹去，像战争留下的创伤，会不断刺激他。他一闭上眼就会看见女儿躺在手术台上，准备切除健康的器官，把硅胶植人身体。
“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今天早上你父亲问我， “我们怎么能让她做这种事?把她带走吧，你想办法说服她。如果她不听，拖也要把她拖走。告诉她其中的风险，跟她说，一旦走上这条路，就再也无法回头。”
“亲爱的，她知道这些，她心里很清楚，讲再多也没用，更没必要把她绑走，因为总有一天，她还是会挣脱束缚她的绳子，离开我们。”
有些父母，他们的孩子二十多岁时成了游泳或体操冠军。每当孩子在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