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通过对儒道佛三者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动态过程的描述，深入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的流布，展现了魏晋时期的中国哲学概貌。本卷主张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魏晋玄学为核心的整个哲学发展进程视作一个完整的“时代思潮”。

乐胜奎，1968年生，1996年获得武汉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得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从事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数十篇，出版自编教材1部，参编专著3部。自小对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很大感触，一直将此作为自己为人、为学的基本准则，至今受用不尽。随着对儒家经典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儒家文化是一个蕴含巨大的富矿，不仅对个体的人生、更对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富强产生重大影响。

导论：“思潮”视野下的魏晋哲学
第一篇 《易》《老》《庄》会通的玄学
第一章 两汉经学的危机与东汉末期社会批判思想
第一节 汉代经学的危机
第二节 东汉末期社会批判思想的兴起
第二章 魏晋玄学的萌发期
第一节 才性之辨
第二节 荆州学派与易学
第三节 辨名析理
第三章 正始玄学
第一节 清谈
第二节 夏侯玄
第三节 何晏
第四节 王弼
第四章 竹林玄学
第一节 阮籍
第二节 嵇康
第五章 元康玄学
第一节 西晋时期的清谈与思想变化
第二节 裴頠的《崇有论》
第三节 向秀、郭象的《庄子注》
第六章 江左玄学
第一节 江左清谈与玄学风潮的变化
第二节 王导与谢安
第三节 王徽之和陶渊明
第四节 张湛的《列子注》
第七章 玄学化的道教思想
第一节 两晋时期葛洪对道教的改革
第二节 王羲之的道教“千龄”思想
第三节 北朝寇谦之对北方天师道的改革
第四节 南朝陆修静和陶弘景的道教革新思想
第二篇 魏晋时期的佛教哲学
第一章 慧皎与早期佛教哲学的综合
第一节 《高僧传》及其作者慧皎
第二节 名僧、高僧与名实之辨
第三节 综合儒道释的言意之辨
第四节 禅的庄老化的诠释
第二章 道安对佛教哲学的译介和推广
第一节 道安生平与历史地位
第二节 佛典翻译与整理
第三节 般若性空与本无义
第四节 弥勒信仰
第三章 般若学六家七宗
第一节 从“格义”到“得意”之般若学派
第二节 本无宗
第三节 本无异宗
第四节 即色宗
第五节 心无宗
第六节 识含、幻化与缘会宗
第四章 鸠摩罗什的佛典翻译及其实相无相的大乘哲学
第一节 鸠摩罗什的生平与译经
第二节 “毕竟空”的实相论
第三节 “禅”与“极微”——鸠摩罗什与佛陀跋陀罗
第五章 慧远法性无性的体极论及果报哲学
第一节 慧远行状
第二节 体极论——法性无性
第三节 三报论——无尽因果
第四节 神不灭论——薪尽火传或指穷火传
第五节 体极不顺化的净土信仰
第六章 僧肇与玄学化的中国佛学
第一节 僧肇其人其事
第二节 即体即用的不真空
第三节 法无来去的动静观
第四节 有名无名、有知无知的涅论
第七章 道生的佛性论及其对中国心性哲学的建设
第一节 道生生平与著作
第二节 觉与心性——与佛性论相关的顿、渐和本有、当有之争
第三节 正因佛性论
第四节 本有和始有
第五节 道生的佛性论
第六节 法身无色、佛无净土与善不受报
第八章 法显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
第一节 法显生平
第二节 法显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
第九章 僧稠与北方禅法——兼论禅定分途
第一节 生平事迹、禅法传承及其同国主的周旋
第二节 僧稠禅法的形式和内容
第三节 僧稠禅法引发的思考
第十章 三教之争之一: 儒释之争
第一节 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
第二节 白黑论之争
第三节 报应论之争
第四节 神灭神不灭论之争
第十一章 三教之争之二：佛道之争
第一节 《夷夏论》之争
第二节 《三破论》之争
第三节 《笑道论》与《二教论》之争
第十二章 三教融合论
第一节 本末内外论
第二节 均善均圣论
第三节 殊途同归论
第三篇 玄化的儒家哲学与儒家经典之梳理
第一章 魏晋时期的儒学概述
第一节 魏晋儒学的背景
第二节 魏晋时期的儒学
第二章 王肃的儒学思想
第一节 亮直多闻，能析薪哉
第二节 王肃易，当以在玄、弼之间
第三节 王肃礼学：达天道、顺人情之大宝
第三章 范宁《春秋梁传集解》
第一节 解释的前提：对《春秋》性质的理解
第二节 “事”“例”与“义”——解释学的循环
第三节 解释的宗旨：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
第四章 南北朝时期的儒学概述
第一节 南朝时期的儒学
第二节 南朝礼学的繁荣及原因
第五章 刘宋儒学探析：颜延之、宗炳思想
第一节 颜延之、宗炳之生平
第二节 儒道释：达见同善、至无二极
第三节 刘宋朝的神灭之争
第六章 南朝传统儒学之代表：范缜
第一节 仕途坎坷的一代大儒
第二节 灵与肉的对立
第三节 神灭之争
第四节 神灭论的哲学思想
第七章 梁武帝之新儒学思想
第一节 思阐治纲，每敦儒术
第二节 玄学化的儒学性道观
第三节 佛学化的心性论
第八章 皇侃的新儒学：礼学思想
第一节 皇侃的思想渊源
第二节 皇侃的儒学困境
第三节 皇侃礼学思想的本质
第九章 皇侃与南朝礼制思想
第一节 六朝郊礼制
第二节 六朝礼制
第三节 六

梁任公在其名著《清代
学术概论》中，评价“时代
思潮”时说道：“凡文化发展
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
，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
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
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
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
。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
觉；浸假而涨——涨——涨
，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
落，以渐至于衰熄。”他接
着指出，尽管每一个时代
都有各自特色的思想，但
并非所有的“思”都能成“潮”
；能成“潮”者，必须其“思”
具有相当之价值，而且适
合于时代的要求。不仅如
此，并非所有的“时代”都有
“思潮”；那些形成思潮的时
代，必定是文化昂进之时
代。按照这样的标准，他
认为秦以后的中国能称之
为时代思潮的，只有汉代
的经学、隋唐的佛学、宋
明的理学和清代的考证学
这四者。
梁任公关于“时代思潮”
的界定可谓不刊之词。不
过，他对于“时代思潮”的认
定稍显苛刻。其实，除了
他所列出的四种“时代思潮”
外，还有一些“思”可以称得
上“时代思潮”。因此，不少
现当代学者在梁先生“思潮”
学说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
扩展，如冯友兰先生在《
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就提
出：“每一个时代思潮都有
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成为
讨论的中心，哲学史以讲
清楚这个问题为要，不以
堆积资料为高。全书讲7个
时代思潮：先秦诸子（分
前后期），两汉经学，魏
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
道学（分前后期），近代
变法，现代革命。这是客
观的中国哲学史的7个中心
环节，也是客观的中国哲
学史发展的自然格局。”冯
先生认为“思潮”的范围应该
更宽泛一些，而且他极为
重视各个思潮的“哲学中心
问题”。他以时代思潮为纲
，把整个中国哲学史发展
历程概括为“先秦诸子”“两
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
学”“宋明道学”“近代变法”
和“现代革命”等七大时代思
潮。在梁任公所列的四大
思潮基础上，冯先生增加
了“先秦子学”“魏晋玄学”“
近代变法”“现代革命”四种
，同时删掉了“清代考证学”
。冯先生对清代以来学术
思潮的划分，可能受到创
作时代的一些影响，故基
本上没有被学术界继承。
如高瑞泉提出：“中国古代
也有思潮的变化，如人们
现在说的所谓先秦子学、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
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
朴学，就是对历史上那些
横跨数百年的大时代中思
想学术有某种主流的概括
。或者说一种思想或学术
形态在占据主流数百年后
，让位于另一种思想或学
术形态，后者又会经历用
现代人看几乎是漫长的绵
延过程。”他把思潮理解为“
较大规模的观念形态的运
动”，主张从广义的思想史
角度研究社会思潮，强调
与社会史的结合，以突破
单纯的思想家谱系式的研
究，并将考察对象扩展到
文学、政治、宗教等多个
相关学科。高瑞泉对学术
思潮的理解和划分综合了
梁、冯两位先生的观点并
有所发展，应该说能够更
加全面和客观地反映整个
中国哲学史发展进程。本
卷主要涵盖魏晋南北朝时
期的哲学历程。受梁启超“
时代思潮”理论以及此后学
者们相关研究的启发，本
卷主张将魏晋南北朝时期
以魏晋玄学为核心的整个
哲学发展进程视作一个完
整的“时代思潮”。既然是“
时代思潮”，自然有其主流
、旁支等复杂系统的演进
，以及缘起、萌发、高潮
、延展、平复、余韵等一
系列阶段。魏晋玄学是这
一思潮的主流。玄学的主
流地位，一方面表现为自
汉末至东晋时期不断有伟
大的玄学家涌现，推动着
玄学持续走向更深更广的
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具有
重大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
，代表了这个时代思想文
化的最强音；另一方面还
体现在玄学的影响力逐渐
辐射开来，不仅深刻地塑
造着这一时期的精神气质
与社会风尚，而且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本时期
的道教、佛教以及儒学。
随着玄学的形成、发展与
流变，其影响辐射开来，
玄学化的道教、玄学化的
佛教和玄学化的儒学陆续
涌现。这些共同构成了魏
晋南北朝时期丰富而绚烂
的哲学思想图景。
本卷将按照横、纵两条
线索展开：
就横向的线索而言，魏
晋南北朝时期哲学的主要
形态有三种，即作为时代
思潮主流的玄学、作为旁
支的玄学化的佛教和同样
作为旁支的玄学化的儒学
。三者有主有次，相互影
响、彼此竞争，共同推动
了魏晋南北朝思潮向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漫延。因
此，本卷在整体结构上包
括以下三篇：“《易》《老
》《庄》会通的玄学”“魏晋
时期的佛教哲学”“玄化的儒
家哲学与儒家经典之梳理”
。就纵向的线索而言，无
论主流抑或旁支，在时代
思潮的涌动下，均展现出
各自的缘起、初显、高潮
、延展、平复、余韵等不
同发展阶段。所以，本卷
将通过对三者的动态思想
过程的描述，揭示“魏晋南
北朝思潮”在不同阶段的转
进及其特质。
……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三
教之间的争论虽相当激烈
，但在理论上完全排斥异
教、不承认对方合理存在
的人，只是极少数；多数
学者都是在三教中为自己
信奉的教派争高下。三教
之间的相互碰撞，成了一
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

《中国哲学通史》丛书增加了近百年来各种《中国哲学史》未曾写过而实际上在历史上起了很大作用并真正有历史影响的哲学家，又增加了少数民族哲学与古代科学技术哲学的内容，深度建构、阐发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较为完备的哲学思维发展史，体现了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超越境界、身心修炼、言说论辩的特色及其与欧洲、印度等哲学智慧的不同。
本卷按照横、纵两条线索展开：
就横向的线索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的主要形态有三种，即作为时代思潮主流的玄学、作为旁支的玄学化的佛教和同样作为旁支的玄学化的儒学。三者有主有次，相互影响、彼此竞争，共同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思潮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漫延。因此，本卷在整体结构上包括以下三篇：“《易》《老》《庄》会通的玄学”“魏晋时期的佛教哲学”“玄化的儒家哲学与儒家经典之梳理”。
就纵向的线索而言，无论主流抑或旁支，在时代思潮的涌动下，均展现出各自的缘起、初显、高潮、延展、平复、余韵等不同发展阶段。所以，本卷将通过对三者的动态思想过程的描述，揭示“魏晋南北朝思潮”在不同阶段的转进及其特质。

魏晋南北朝卷终于完成
了！
大约十年前，武汉大学
中国哲学学科点接到了撰
写学术版《中国哲学通史
》的任务，业师郭齐勇教
授担任全书主编，由前辈
麻天祥教授、师兄乐胜奎
副教授和我负责其中的魏
晋南北朝卷。记得领到任
务时，惶恐之余，更多的
是踌躇满志！
麻天祥老师是中国佛教
领域的研究专家，积累深
厚，写起来依然是驾轻就
熟、举重若轻，不到两年
，他负责的佛教部分书稿
即已完成。
但是，乐胜奎师兄承担
的儒学部分和我承担的玄
学部分，却先后遇到了麻
烦。一方面，我们自身的
积累不够，对于各自承担
部分的了解只能算得上“浅
薄”，真正着手了，才发现
必须从头学习，边学边写
。另一方面，客观地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和
儒学均属于“高冷”的知识，
不仅专业性极强，而且头
绪众多，因此，写作的难
度也超乎我们的想象。再
加上工作中、家庭里的大
事小事层出不穷，书稿的
写作经常被打断。就这样
，拖延又拖延，我们居然
用了十年时间才完成最后
的书稿。愧对郭齐勇老师
和出版社府总编！
全书各部分写作任务的
具体承担情况如下：
导论和第一篇“《易》《
老》《庄》会通的玄学”主
要由武汉大学秦平副教授
完成，几位研究生参与了
部分内容的写作：付子轩
同学参与了第二章第一节“
才性之辨”的写作，王蕾同
学参与了第五章第三节“向
秀、郭象的《庄子注》”的
写作，孙雨楼同学参与了
第六章第三节“王徽之和陶
渊明，，的写作，汤华臻
同学参与了第七章第二节“
王羲之的道教‘千龄’思想，
，的写作。第二篇“魏晋时
期的佛教哲学”由武汉大学
麻天祥教授完成，其中，
第十一章“三教之争之二：
佛道之争”的道教部分内容
由李小艳同学整理，第十
二章“三教融合论”部分内容
由姚彬彬同学整理。第三
篇“玄化的儒家哲学与儒家
经典之梳理”由湖北大学乐
胜奎副教授完成，其中秦
平参与了第三章“范宁《春
秋毂梁传集解》”的写作，
武汉大学任慧峰老师参与
了第十章“六朝礼学与家族
之关系”的写作。全书由秦
平统稿。
书稿虽已完成，但我们
深知其中粗糙、浅陋之处
颇多。我们真诚地恭请学
界同仁批评赐正！
秦平
2019年7月于珞珈山

第一章 两汉经学的危机与东汉末期社会批判思想
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先生在深入考察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型态后，提出了“连续性”与“破裂性”的理论：古代西方的文明发展进程更多地表现为后者对于前者的战胜、克服与超越，后者与前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破裂性”；与此迥异的是，古代中国的文明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后者对于前者的延续、继承与扩充，后者与前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连续性”。有鉴于此，他主张应该“将中国的叫做‘连续性’的型态，而将西方的叫做‘破裂性’的型态”。
张光直的这一理论其实具有更为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不仅可以用来描述中西两类文明转进的整体型态的不同特征，还可以扩展开来，用以阐明一种文明型态内部发展转进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既连续又断裂的特性。在某一文明型态的发展历程中，有些时候是“连续性”占上风，前后期的共性更为突出，这尤其体现在某个大的时期内不同具体阶段之间的关系里；有些时候则是“破裂性”占上风，前后期的差异性更为突出，这更多体现在一个大的时期向另一个大的时期转变的特定时代。但无论何者占上风，都不能完全抹杀另一方的存在：在“连续性”占上风的时期，前后期之间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破裂性”（差异性）；在“破裂性”占上风的时期，前后期之间仍然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共同性）。一种文明正是在这两者的混杂与交替中逐步向前演进。
循着这一方法提示的角度，我们来审视两汉至魏晋时期的哲学演进，很显然魏晋玄学主要是对两汉经学的克服与超越；换言之，“破裂性”是两者之间关系的主调。但是，魏晋玄学毕竟不是凭空而来的，仔细推究魏晋玄学的思想资源、论说形式与核心议题，不难发现它们均与两汉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可以说，“连续性”也是两者之间关系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面相。
两汉哲学及社会变动对于魏晋玄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反面的压力”与“正面的启示”这两个方面。
两汉哲学的主体是经学化的儒学，即所谓“两汉经学”。一方面，在经历了西汉的经学鼎盛期后，从东汉时期开始，经学内部的种种缺陷与弊端逐渐显露，贯穿整个东汉的经今古文之争正是经学自身局限性的某种呈现。尤其东汉中后期以降，经学化的儒学暴露出整体性的危机，而以经学为统治根基的东汉王朝也随之风雨飘摇。因此，汉代经学的内部危机与外部影响，实质上表明“此路已不通”，这为魏晋玄学的兴起提供了反面的压力和动力。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兴起的；玄学产生的原因，首先是对经学的不满。
另一方面，在汉代经学出现危机的同时，汉代一批有着忧患意识和冷静眼光的思想家们也在努力思考，试图探索新的出路。如果说古文经学家的工作是尝试着在经学的大框架下进行内部的调整与改良，那么还有一些思想家则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经学的藩篱，“另觅一新路”。他们复活了先秦时期诸子学的很多资源，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检讨汉代社会的弊端。他们的工作是“破”大于“立”的，仍未能真正探寻出一条新的出路；但是，东汉末期这批具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家们的探索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为魏晋玄学的产生提供了正面的启示。魏晋玄学的很多资源与论题，都可以从东汉末期的批判性、革新性的探索中找到源头。
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分析。第一节汉代经学的危机
两汉时期经学化的儒学有其重要价值和独特贡献。由两汉开启的中国古代注经传统绝不是简单地解释经典，它无论是在学术的流传、发展，还是在学者人格的培养、形成方面，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在注经的过程中，学者们不仅要努力研读经典，理解其微言大义，更要一步步深入圣贤们的思想深处和心灵深处，从中汲取养料。然后将自己的创造性、才情和天分贯注到对经典的注释中。这也是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形式上只继承、陈述而不创作，但实质上在这“述”之中早已蕴涵了无限的“创作”。换句话说，注经不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简单的转译者，而是要成为一位思想的创造者。注经活动并非刻意去模仿圣人，而是要体会圣贤之心，在精神上成为和圣贤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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